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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 | 盐文化公园 | 源远流长的古越文化与楚文化

    源远流长的古越文化与楚文化

     

               先秦:源远流长的古越文化与楚文化
    
                      湘中古越文化的孕育
            长沙,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考古证明,距今15-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长沙地区就已有
    古人类生存。1985年在长沙县南大塘又挖掘出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与陶器。陶器是生活用具,分炊器、
    盛食器、盛水器等数种,不仅制作精细,造型美观,而且已出现了多样化的纹饰。有以戳印点线组成的素
    绘图案,有用黑彩和红彩描成的彩绘图案。最引人关注的是一陶罐残片上画着两对高冠长尾鸟,鸟形对
    称,嘴各含一根树枝,鸟前方高挂着光芒四射的太阳。它表明约7000年前的长沙先民们已有了原始的审美
    意识和奇特的想象力,从而写下了长沙地区文化艺术史的最初一笔。
            距今大约四五千年左右,与传说中的尧、舜、禹三代同时,在洞庭、鄱阳之间和不淮、江汉平
    原出现了一个名为“三苗”的新的氏族部落集团。人们一般认为它原是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在与炎
    黄部落的战争中失败后流徙到到南方发展而成的。古籍中记载“潭州古三苗之地”,“三苗建国在长沙”,所
    以三苗活动的中心应当是在长沙一带。其文化特征大致反映在湘乡岱子坪、长沙腰塘与团里山、浏阳樟树
    潭等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上。按考古学界的分类,前期相当于屈家岭文化范畴,后期为龙山文化范畴。它
    们除生产工具有显著的进步外,作为生活用具的陶器从艺术的角度也大有发展,具体表现是:(1)种类多
    样,有壶、豆、甑、鼎、盆、罐、杯、盂等,少量已有镂孔、卷沿、折沿造型,除了粗糙厚重的炊、容器
    外,还出现了小型、精致的薄胎食器;(2)颜色多彩,有黑色、灰色、红色、黄色等;(3)印纹形式丰富,
    分绳纹、篮纹、弦纹、锯龄纹、方格纹、刻划纹、网格纹等等。这说明当时的陶器除作生活实用外,制作
    者已注意到使它们艺术化。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这时期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陶鸟、陶环和玉器等纯粹的玩
    具和装饰品,表现出长沙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对美的追求,被学者誉为质朴的原始艺术之花。
          在与北方华夏部落集团长期激烈的战争中,三苗集团的势力日益削弱,他们中间的一部分退避山林
    溪峒,成为以后湖南境内和西南苗、瑶、侗诸民族的先民,还有一部分衍化成古越民族集团中的一支。古
    越,是商周时期分布于江南的一个庞大的古民族集团,由于所处地位不同,又分为扬越、于越、闽越等,
    统称为“百越”。由三苗发展衍化而来的湖南境内的古越人属于“扬越”一类,处新石器时代末期。宁乡炭河
    里、长沙杨家山与接驾岭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和玉器,是古越文化因素的主要体现。
            在这些器具中,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和以前相比,出现了马鞍型石刀、穿孔宽刃石锄等许
    多新的器型,而且大多磨制得十分精巧。生活陶器有圆底、圈足黑皮陶碗、敞口拆唇皮陶盆等器形,和陶
    器纹饰中的S型纹、米字纹、捺印粗点组成的人字形纹及瓦纹都为以前所未贝,充分反映了古越文化的特
    征。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长沙地区的古越文化遗址中出现了鬲、大口尊和粗细绳纹等陶器器形及纹
    饰,而这本是中原黄河流域新石器晚期的陶器特征。由此可以说明,当时南北文化已逐渐有所交流,从而
    产生了带融合因素的原始艺术品。
            自商代起,古越人日大量使用青铜器,它们造型生动逼真,纹饰精致奇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
    值,体现了成熟的青铜文化。在长沙地区的古越人居住遗址,还经考古发掘出大量玉器,种类有玉管、玉
    珠、玉、玉环、玉虎、玉鱼等,其中玉珠以白玉居多,次为碧绿玉,中间均有穿孔,制作精细,是商代玉
    器中的罕见之物,表明当时长沙地区古越人已具有相当高的艺术鉴赏水平。虽然以后随楚文化的进入,越
    文化逐渐衰亡,但他们独特的文化创造在长沙文化发展的漫漫长河中永远闪烁着光芒。
         
           
          古长沙青铜文化的繁盛
            殷商、西周一向以“青铜时代”著称于中国古代文化史,长沙也不例外,出士文物中那沉雄厚
    实、威严神秘的青铜器物,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
            青铜是红铜与锡的合金,硬度高,便于铸造,颜色呈青灰色,故名青铜。殷商西周时人们已熟
    练掌握了青铜的冶炼、铸造技术,凡生产、生活和战争所需要的种种器物,多由青铜制造而成。商代盘庚
    迁殷后,其政治、军事势力南下,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也浸入今湖南长沙地区。依据考古发掘所见,长沙
    出土的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器形之美、花纹之精,在我国南方居于首位,成为一种叹为观止
    的文化现象。
            1938年,宁乡农民挖获一件商代青铜四羊方尊。后几经转折,抗日战争中又在日机轰炸时受震
    坠毁,建国后经文物部门精心拼修,恢复了它的原来面目,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该尊高达58.3厘米,呈
    方形,口向外敞,腹部鼓出,下有圈足,尊体主要由4只凸出的半身山羊构成,羊角弯曲,羊耳斜竖,形象
    逼真,富有强烈的立体感。全尊造型奇特,纹饰繁复,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长沙地区商代青
    铜器的另一代表作品人面方鼎也来自宁乡县。它高38.5厘米,四周装饰人面浮雕,造型魁伟。鼎上人面近
    方形,鼻梁尖削,硕大的耳部分张于两侧,扁大的嘴,突出的唇,高凸的颧骨,表情显得非常严肃。这是
    我国目前唯一以4个人面像为主要装饰的商代青铜器,堪称稀世珍宝。
            自1959年迄今,长沙地区先后发现了11件商代乐器大铜铙,其中最重的达220多公斤,最轻的
    也有50公斤。铜铙上主纹是兽面纹,并在兽面、虎、象等主纹线条上饰以云雷纹。铜铙的体型都高大厚
    重,铸制精致,它们在商代一般用于军旅,还可用于宴享祭祀。令人吃惊的是,据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测
    试,每个铜铙有现代音阶l-3声,组合起来,竟能演奏现代音乐。以时间计算,它们铸造的年代比著名的
    湖北曾侯乙编钟还要早1000余年,所以一出土就震动了文物界和考古界。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青铜铸镜技术也是全国最发达的,而又以长沙为最盛。当时长沙铜镜的
    纹饰多样,有羽状形纹、竹叶纹、花瓣纹、龙风纹等40余种,这些纹饰主要以四分法或二方连续法布局,
    既具实用价值又富有审美价值。
       除上而介绍的外,长沙商周时代的青铜器还有巨型的青铜卣、戈卣、饕殄纹瓿,由铜铙直接演变来的
    铜甬钟,以及内置1100余颗玉珠与玉管的兽面纹提漂卣等等,组成了蔚为大观的长沙古代青铜文化。
        长沙商周青铜器既体现了当时铸造工艺的水平和人们的审美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地区的
    社会习俗。用青铜铸成的尊、卣、铙等都是人们祭祀时用的器物,它们的大量遗存是因为当时长沙地区的
    居民都迷信鬼神,注重对祖先与各种自然神的崇拜,所以祭祀繁多,祭祀的对象有山川、风雨、星辰、土
    神等等。这些重大的祭祀活动都要用大量牺牲和礼乐器,因而产生了众多的青铜器。在铸造它们的过程
    中,人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方才铸就了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珍品。另一方面,商代青铜器的纹饰多兽
    面、夔凤和虎象等等,大都奇特威严,表现出一种超越世间的权威神力观念,尤其是那龇牙咧嘴、怒目圆
    睁的饕餮纹饰,更使人感受到一种狰狞恐怖的神秘力量,从而象征着统治者雄踞社会之上的权势与威力。
    它们和青铜器坚实厚重的造型相配合,体现出一种难以用概念语言表达的原始宗教情感、观念和理想,反
    映了那个“有虔秉钺,如火烈烈”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以后随着西周末期理性、现世观念的日渐蔓生,主
    要用作祭神祀祖的青铜器皿也日益失去其神圣光彩和威吓力量。到战国时代,青铜器的风格遂渐由厚重转
    向轻灵,严正转向奇巧,深沉转向浮浅,喧赫一时的青铜时代行将终结,长沙地区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阶段。
         
           
          楚文化的入湘与积淀
        春秋时期,以郢(今湖北江陵县西北)为国都的楚国国力迅速强盛,并开始致力于经营南方。其中一
    路自鄂地出发,沿洞庭湖东岸和湘江下游向南,于春秋晚期逐渐抵达今湖南地区。于是,这里原有的越文
    化被气魄宏大、化合北方华夏文化与南方蛮夷文化而成的楚文化所取代。长沙又成为楚文化在湖南的中心
    区域,呈现出繁荣的文化态势。
       在楚文化入湘之前,长沙地区的越族尚未掌握文字,楚文化大规模入湘后,长沙先民开始较普遍地使
    用楚文字。20世纪40年代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出土了珍贵的先秦帛书,全书分甲乙两编,共写有948
    字,四周用朱、绛、青三色绘有神物、树木等图像和解说词,它是我国最早用毛笔与彩墨书画的珍贵图书
    资料,又称缯书。它的出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数十年来,《长沙战国缯书》、《论长沙出土之
    缯书》等有关论文与专著相继发表。可惜的是,它的原件已流落海外,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50
    年代,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大批书写有楚文字的竹简,为人们研究这一时期
    的文字和简册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中国自古有蒙恬造笔的传说,不少学者也依据文献记载,推断秦以前没有毛笔。长沙先秦帛书和竹简
    的出土表明早在秦代之前就已有毛笔存在。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发现了一支保存完好的毛笔。笔杆
    21厘米,制作者将其一端劈成数开,把上好的兔毫制成笔毛夹在中间,外面用丝线缠紧,再涂漆胶住。与
    毛笔放在一起的还有竹片、铁削和小竹筒等用于书写的工具。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毛笔,被称
    为“天下第一笔”。毛笔的产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造。它首先引来了一场书写革命,用毛笔
    蘸上墨汁,就可以把字写在竹片、丝绸和其他物件上,与以前用刀将字剥在甲骨、铜器上相比,要省力得
    多。用毛笔写字,可粗可细,可方可圆,十分灵便,由此推动了字体的演进。毛笔的产生,还引来了一场
    艺术革命,从此,毛笔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的主要用具,壁画、帛画和漆器图案,帮依凭毛笔绘成。学者们
    根据长沙出土的第一支毛笔认为:毛笔的创造也许应归功于楚人,这实在是长沙文化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
    结论。
        漆器艺术是长沙楚文化的代表之一。据考古学家考证,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西北部是连片成林的漆
    树,因此漆的生产量非常大。人们将漆涂在木、竹、夹、革、藤制作的胎骨上,便制成了类别繁多,应用
    极广的漆器。50年代以来,长沙楚墓共出土了数以百计的漆器。生活用具有漆几、漆案、漆奁盒等,乐器
    有漆琴、漆笙、漆瑟等,兵器有漆弓、漆箭、漆剑鞘等,制作都相当精美。漆器的色彩有朱、白、黄金等
    色,对比鲜明强烈;漆器纹饰以龙、凤、云纹;几何纹为主,也有花瓣、菱形纹等。—件狩猎纹漆奁画面分
    为五栏,其中一、三、五栏为变形凤纹图案;第二栏绘两兽对峙欲斗,另有两猎人手持箭矛正在林间围捕
    一兽;第四栏是一人牵猴漫步,两兽前后追逐,有两只天鹅在地上啄食。这一幅以狩猎为 
        主题的彩绘历经2000余年出土,依然绚丽夺目,生动逼真。50年代长沙五里牌出土了一件漆木虎
    子。它用整木雕成,昂首匍匐,双眼圆睁,两唇张开,四肢丰满,臀部肥圆,尾反卷连接后脑成为把手,
    整体雕刻构思巧妙,线条流畅圆浑,反映当时长沙漆器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战国时期,长沙地区的绘画艺术已相当高超,漆器纹饰的丰富,色彩的华丽,以及出土帛画画面的生
    动精美都证明了这一点。1949年在长沙南郊陈家大山楚墓中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帛画人物龙风帛画;
    1973年又在长沙子弹库一号墓出土了人物御龙帛画,均为湖南地区楚国帛画的杰出代表。人物龙风帛画,
    上方为展翅欲飞的凤鸟帮扶摇直上的龙,似欲飞升天国仙界;中部画一侧立妇女,高髻细腰,广袖宽裙,
    双手合掌作祈祷状;下层画一弯月形物代表大地。人物御龙帛画画一男子危冠长袍,身佩长剑,侧身向左
    持缰御龙,龙奋首卷尾作腾飞状,龙的尾部和下部,还有一鹤一鱼。两幅画中的人物形象均为墓主人,画
    中内容反映了楚人死后乘龙驾凤灵魂升天的思想。它们构思谲诡,立意新奇,线条云流风动,往往有传神
    之笔,因而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郭沫若先生生前对人物龙风帛画极感兴趣,专门撰文给予
    高度评价,并写下《西江月·题长沙楚墓帛画》:
        “仿佛三闾再世,企翘阪鹤相从,陆离长剑握拳中,切云之冠高耸。上罩天球华盖,下乘湖面苍龙,鲤
    鱼前导意从容,瞬上九重飞动。”
       长沙地区的音乐艺术在楚国时期也已令人惊叹。楚人习俗喜歌善舞,无论是婚丧嫁娶,节日喜庆,祭
    祀天地,行军作战都要起奏音乐。乐器中以鼓为主,40年代在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鼓身扁圆,腹壁弧
    圆,附有铜环钮,可以系绳悬挂,鼓身髹黑漆,其上用朱黄两色绘锁链式播龙纹,外形色彩极具艺术魅
    力。50年代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的小木鼓直径仅14厘米,可以跪坐敲打。五里牌楚墓曾出土一件彩绘龙风
    漆盾,是一种用于舞蹈的器具。历年长沙楚墓出土的乐器还有笙、瑟、琴、铎等。考古资料证明,当时长
    沙的管弦音乐和打击音乐都很发达,并出现了专业音乐演奏者——乐师及专业乐队群体。此外,楚人信鬼
    神,好祭祀, 
        因而祭歌和巫歌巫舞在那时的流布相当广泛。
        楚文化入湘后,长沙地区的诗歌文学、哲学宗教等明显发展。楚人善作楚辞,散文讲究用韵。长沙出
    土的帛书《天象篇》除个别几句外,通篇均为韵文。当、常、行、殃、伤、方押阳部韵,溃、李押微部
    韵,奉、那押东部韵……,可见长沙楚人已熟习了这种押韵体散文。
        在思想方面,楚文化中占重点地位的阴阳术数思想于长沙地区表现充分。人们认为天干地支、四季年
    月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而神秘的联系,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死、婚丧、仕途升迁、战争胜败等一切世俗事
    务。由此,长沙地区盛行占卜术。子弹库楚墓帛书中就有“卜问吉凶”之语,并详细叙述了一岁中灾异的趋
    避、祭祀的禁忌,表明当时的人们以封筮来卜问神灵有关生老病死、婚丧、战争等现实生活行为的吉凶。
        早先生活在长沙地区的越族居民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崇拜多种祖先之神和自然之神,楚文化南下后又
    带来了楚人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两者互相融合影响,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沙地区的宗教与神话。当
    时的人们普遍相信有一个与人间现实世界相对应的天上神仙世界和阴间鬼灵世界。依据长沙楚墓出土的帛
    书及屈原在湘所作的《楚辞》,可以得知湖湘先民一是信奉自然神,如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风神飞
    廉、雨师薄号、水神河伯、东皇太一、山神、湘君、湘夫人等,其中湘君、湘夫人是湘人特有的信仰;二
    是信奉英雄神,他们是族神、祖先神的升华,最突出的为伏羲和女娲,他们是天地万物之神,又是补天的
    英雄和确定岁时的神。还有炎帝和祝融。传说炎帝即神农氏,是中华先祖之一。他教人耕作百谷,并精通
    医药,相传在湖湘地区采药时误食断肠草而亡,“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祝融是传说中的火神。楚人尚火,
    自认是火神的嫡嗣,所以在神话体系中视融的地位也很高。相传祝融死葬衡山(古时属长沙),故衡山最
    高峰名祝融峰。此外,湖湘先民信仰的还有帝,是制定日月运行的神;以及管日之神,襄助其父祝融“授民
    以时”的共工氏等。
        总之,我们可以得知,由于楚文化的南下入湘,长沙地区的文化呈现出繁荣态势,无论是工艺美术、
    音乐文学,还是哲学宗教意识都有显著发展,其中的许多因素至今仍对这一地区产生着影响。
         
           
          屈子怀沙 许身忧国
        谈到湖南古代历史,人们总要提到这样一个名字——屈原。他是一位人们非常熟悉的伟大诗人,对长
    沙、湖南和整个中国的文化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约公元前340年,屈原出生于楚国的一个贵族世家。在我国的古代历算中,以“人生于寅”为吉祥,
    这一年就是寅年,而屈原恰好又出生于寅月寅日,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自然更加吉祥了。因此他的父亲为
    他取了美好的名“平”和字“原”。“平”是“平正的意见”,“原”象征着广袤的大地。年青时屈原就具有渊博
    的学识,受到楚怀王的信任,被封为“左徒”。在职时,他以楚的兴亡为己任,积极要求改革内政,变法图
    强,并出使齐国,订立了齐楚联盟,以共抗强秦。然而,屈原的一系列主张却遭到楚国许多贵族大臣的嫉
    恨。在他们的挑唆下,楚怀王取消了屈原的左徒职务,贬他为一个仅负责管理王族三姓子弟的闹职“三闾大
    夫”。约前299年,楚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被秦劫持,3年后死于咸阳。继位的顷襄王听信令尹子
    兰、上官大夫靳尚的谗言,再次将屈原逐出郢都,流放到长江以南地区。
        这次放逐生涯是很艰难的。屈原在贫病交加中渡长江,过洞庭,徘徊于湘水、沅水流域。这里到处布
    满深谷莽林,是一片荒僻之地。屈原走着崎岖曲折的小路,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他曾在诗辞中这样描述
    当时的险恶处境(译文):
        “林中幽深昏暗,本是猿猴的住处,山岭高耸陡峭,挡住了阳光;山下黑沉沉的,经常下雨,到冬天大
    雪纷扬一望无边,云气弥漫,天地相连。”
        环境是恶劣的,但屈原的心没有屈服,他表示“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余将壹道而不豫兮”,即自
    己决不改变志向随从流俗,仍将遵循正道一如初心,他怀着对祖国和故乡的满腔赤诚,写道(译文):
        “啊,我在向四方远望,要几时才能再回故乡?飞鸟一定要归巢,狐死头向着山岗。我无罪而遭流窜,
    日日夜夜心中不忘。”
       流放,对屈原是不幸,但对湖南这片土地却是大幸,因为三湘四水有幸接纳到屈原这位不朽的诗人。
    就在湘水、沅水之间,这位千古诗人留下了《离骚》、《九歌》、《渔父》等杰出诗篇。
       《离骚》是屈原一生中最宏伟的作品,它把现实的叙述和幻想交织起来,反抒发作者强烈的爱国爱民激
    情和崇高纯洁的品质。长诗中屈原陈述自己的美政理想,及为实现这些理想所受到的种种阻碍与打击。在
    艰险的处境中,他依然对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深切的忧愤与同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
    艰。”为解救祖国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他表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在诗篇中,作者还
    幻想渡过沅水和湘水,到九嶷山去向古帝舜陈诉,以求得启示;离开舜帝后,诗人又驾起玉龙,坐上彩
    凤,乘着清风,向上天进发,当抵达一座神山时已是黄昏了,他不禁又感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就在这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意境中,凸现出了诗人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
            《九歌》是一组祭神的乐歌,包括歌辞、音乐、舞蹈,只有一首《国殇》是赞颂阵亡将士的
    歌。祭歌唱颂的对象大都是日神、云神、山神、水神等与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有关的神祗。这些祭歌用清
    新的歌辞、铿锵的音调把楚国的秀丽山川和那些自然神祗融为一体,构成了优美的神话剧。其中湘君、湘
    夫人这一对湘水配偶神彼此热烈相爱而终无缘会合,故事悲怨缠绵,如泣如诉,具有浓厚的湖湘地方色
    彩,反映出这一地区在战国时期的民俗与传说。而“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样的句子,更是用写实的
    手法勾画了古代洞庭湖瞬的美丽秋景,令入神往。
            当屈原流浪于湖湘大地,写出一系列耀眼的诗篇时,楚国的形势日益恶化。前278年,秦国军
    队攻下郢都,楚军四散溃逃,百姓流离失所。这一切使忧国忧民的屈原心如火焚,感到深深的绝望。他顺
    流水而下,入洞庭、湘水一带,来到长沙附近,准备把这里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之地。
            屈原选择长沙并不是偶然的。在楚国的发展历史上,长沙起过重要的作用。楚国的祖先熊绎受
    封时最先居住在大江以北的丹阳(今湖北秭归,即屈原的故乡),以后在开拓疆土、迁徙不定中曾在大江
    之南的长沙经营,春秋之后才正式定都于郢。所以,长沙是楚国祖先生息过的地方,是楚王族的发祥地之
    一。现今鄂都、丹阳都已陷入楚国的铁蹄,要渡江北上死在那里是不可能了,于是屈原想到长沙,准备在
    这里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
            抱定了死的决心后,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为世界留下了他的绝笔之辞《怀沙》。“怀沙”就
    是怀念长沙,更含有怀念先人、怀念故国的意思。屈原在这篇作品中,冷静地总结自己的一生,镇定地向
    世人表示以死殉国的决心。他在辞中回顾了自己始终奉行的品德和节操,大意是:
        “我扪心自问,一直献尽忠心,蒙受冤屈仍然克制自己;即使将方的削成圆的,但这永恒的法则不会丢
    弃。有始无终,背叛志向,这种行径君子最为鄙夷;依照规矩办事,先前的计划不能随心更易。”
       这些肺腑之言,表现了诗人光明磊落的心胸和高尚正直、信守不渝的情操。在辞的最后,屈原再次申
    述自己对舍生就死的认识,他庄严宣告:“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自知死
    不可辞,就不再爱惜生命;明白地告诉仁人志士们,我将以他们为榜样)。
        前278年初夏的一天,“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的屈原终于自沉于长沙东北的汩罗江,以死来实践了
    自己的誓言,时年62岁,传说这一天是夏历五月初五。
        屈原虽然死了,但精神却永存世间。他写的《离骚》、《九歌》等诗篇,以丰富的想象、炽烈的激
    情、瑰丽的辞语开决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成为新文体——楚辞的奠基之作和最高典范。刘勰推崇它
    们:“气往烁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李白写诗赞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
    丘。”意思是:楚王那些奢华的宫殿建筑早已埋没地下,而屈原的作品就像日月那样永远高悬空中闪烁着光
    芒。屈原一生热爱祖国,坚持真理,关心人民疾苦,为追求美好理想不惜献出自己生命的精神受到人们的
    敬仰与赞颂。汉代人刘安在《离骚传叙》中概述了屈原高尚的品格后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
    也。”正是这种崇高的品格,使民间到处流传着有关他的传说,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的风习更是遍及全国
    乃至东南亚。
        屈原最后的生命历程是在长沙一带度过的,或许可以说,他之所以能成为可与日月争辉的伟人,是与
    潇湘山水的陶冶和启发分不开的。而湖南地区也比其他区域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位诗人的永恒影响。毛泽东
    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对外国朋友谈及:“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
    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
    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
    勇敢高尚,……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千百年来,屈原歌辞那瑰丽浪漫、灵动激越的艺术风格成为
    这一地区的艺术特征之一;屈原高洁的道德节操,以死殉自己理想的行为,从古至今一直赢得湖湘人士无
    穷的仰慕与不尽的效仿。每年都在这片土地上举行的龙舟竞渡活动是那样的热烈和虔诚,真切反映出这位
    诗人安息之地的人民对他的永久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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