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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 | 文化人报 | 关于红楼梦的著作权

    关于红楼梦的著作权

     

                     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自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来,《红楼梦》研究者
    绝大多数对这一结论都是肯定的,所以考证派红学才有可能发展为曹学。只有一些索隐派学者怀抱异见,
    认为曹雪芹最多不过是一个增删改定者,他之前当另有一位具有遗民思想的人是原作者。台湾的潘重规先
    生以及《红楼梦原理》的作者杜世杰,即持此说;但由于立论孤弱,加之反对者甚众,没有集中展开讨
    论。1979年,戴不凡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的系列论文发表之后,如颗颗巨石投入“红湖”,在红学界
    引起强烈反响,一场大规模的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的论争由此拉开战幕。 
             
          戴不凡的文章刊载于《北方论丛》1979年第一期,长四万余字,主要论点是,曹雪芹不是《红楼
    梦》的“一手创纂”或“创始意义”的作者,他是在“石兄”的《风月宝鉴》旧稿的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
    书的。总之,曹雪芹只是小说的“改作者”。他认为《红楼梦》的写作过程分两个阶段: 
         先是那个被称为“石兄”、自称为“石头”的作者业已“编集在此”的一部“自叙”性质的小说,由后来易
    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他“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同时又被人题以《.红楼
    梦》、《风月宝鉴》等等不同书名。到了第二阶段才是曹雪芹在石兄,日稿基础上“披阅十载,增删五
    次”,改写成《金陵十二钗》,即今天我们所说的《红楼梦》。 
             
          这样来看待《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不是新说,不仅索隐派学者做如是观,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也
    不否认《红楼梦》之前曾有《风月宝鉴》之书。所不同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根据脂批的明文,都肯定
    《风月宝鉴》的作者也是曹雪芹,只有戴不凡主张这部“旧稿”出自另外的“石兄”之手。 
             
          “石兄”是谁?戴不凡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的第二篇文章《石兄和曹雪芹》里,做了回答:是
    曹寅胞弟曹荃的第二子竹村。当然他的回答带有自我存疑性质,所以文章中每作“石兄(?竹村)”的语式,
    措词也多有“极可能”、“应有个”、“可能是”、“不排斥”、“有迹象表明”、“可以设想”、“估计”等字样;
    但论证起来仍颇自信,认为“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可以想见,这种立论方
    法势必在红学界引起争议。而为了证明曹雪芹只是小说的“改作者”所列举的“内证”和“外证”,也给诘难者
    做不同解释留下了空隙。所以戴文发表之后,《北方论丛》、《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
    《文艺研究》等刊物,相继刊载张锦池、吴世昌、王孟白、张碧波、邹进先、陈熙中、侯忠义、周绍良、
    邓遂夫、蔡义江、扎拉嘎、宋谋扬、薛瑞生、梅节等写的商榷文章近三十篇,使这次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
    的论争很快达到高潮。 
    
              
          戴不凡所说的“外证”,主要是脂批,或如他所说,是“可资怀疑的许多脂批”。如庚辰本第十三回回
    末朱笔眉批:“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戴不凡说这是畸笏于乾隆壬午
    (1762年)年加的批,上溯三十年为雍正壬子(1732年),按雪芹生于康熙乙未(1715年)推算,壬子他才
    十七岁,怎么可能创作自称写“半生潦倒之罪”的小说呢?还有,雪芹在壬午年明明活着,畸笏怎么会大
    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呢?显然戴不凡对这条脂批做了与众不同的解释,如他的加在引文上的着重号
    所标示的,理解成《红楼梦》这部书作于乾隆壬午的“三十年前”了。蔡义江、张锦池、宋谋扬、邓遂夫等
    都不同意这种解释,认为此批是畸笏由贾府“五弊”联想到他们1日家的破败之由,意思是说:“三十年前,
    为什么没有遇见这样的作书人呢?”如和另一条“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的批语相对照,意思更加明
    确,根本与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无关。戴不凡援引作为“外证”的另外一些脂批,也大都遭致红学界
    的异议。特别甲戌本第一回贾雨村中秋诗旁的脂批:“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可以说这是曹
    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的铁证。但戴不凡对此批语做了如下校补;余谓雪芹撰此书中[当漏:诗词]亦为传
    诗之意。这条脂批中,“为”字可能是错字,吴恩裕疑为草书“有”字之误,不无道理;还有的句读成“余谓
    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亦可成一说。雎独戴文的校补,绝难成立。蔡义江在《脂评说红楼梦作者
    是曹雪芹》中写道:“戴文对这几条脂评的校改,虽然不能成立,看来也出于不得已。否则,甲戌本上白纸
    红字写着‘雪芹撰此书’,仅此五字,就足以将他数万字的考证一笔勾销。” 
    
              
          戴不凡列举的一系列“内证”,即“大量吴语词汇”、“雪芹将贾府从南京.‘搬家’到北京”、“时序
    倒流”及“‘大宝玉’和‘小宝玉’”,也在《红楼梦》。研究者中间引起强烈争议。许多红学家指出,戴不凡
    列举的书中的未尽统一和矛盾之处,过去并不是没有人发现,只是觉得仍属于文学创作当中的正常现象,
    不好以此作为理由证明《红楼梦》系出自不同的人的手笔,尤其不能证明曹雪芹只是别人一部书稿的改写
    者。吴世昌说:“《红楼梦》里人物对话不纯粹是北京方言,也有吴语,这本来是我在一篇论及人物对话的
    文中指出来的……但如果要用一本书中同时出现两种方言这一事实,来证明此书为二人所著,则是不科学
    的。”戴不凡举出二十例吴语词汇和六个苏州话的谐音字,用以说明《红楼梦》里的吴语词汇“够得上是洋
    洋大观”;而吴世昌先生一口气例举出六十例,加上戴文所举的,约有近百条吴语词汇。但吴世昌说:“就
    《红楼梦》全书而论,则前八十回即有六七十万宇,这些每条二三字的近百条吴语词汇在全书中比例,只
    占千分之零点三,实在微不足道。但即使全书有一半吴语,一半京音,也可能仍是一人而通两种方言者所
    写。”我们知道,吴世昌也是主张《红楼梦》不出自一人之手,’认为其前身《风月宝鉴》另有作者小雪芹
    在此基础上“加工增删”成书,这与戴不凡的看法颇具共同之处,而且立说要早得多,但即使如此,他仍认
    为戴不凡的例证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陈熙中、侯忠义则对戴文所举二十例吴语词汇细加辨析,发现其中
    大部分词语,即便是吴语地区以外的人,也可以、甚至大量地使用,因此他们说“这些‘道地’的吴语词并
    不‘道地’”。 
    
              
          地点问题、时序问题、宝玉年龄问题,也存在类似情况,即矛盾和不统一之处确实多有,但是否如
    戴文所说,形成了“时序倒流”,书中竟有一个“大宝玉”和“小宝玉”,人们的看法甚歧异。笔者在《秦可卿
    之死与曹雪芹的著作权》一文中,曾反复核对《红楼梦》原文,追寻书中提供的各种时间线索,证明戴不
    凡对宝玉的年龄推断有误。我在文中归结说:“戴不凡同志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一文中,把‘时序倒
    流’和宝五年龄问题作为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两大‘内证’。我们通过上面的勾稽爬梳可以看出,《红楼
    梦》中的时间、节令、气候基本上是前后贯通、回次相继的,虽有一些颠倒矛盾之处,但不影响叙事的总
    体时间性,不能得出‘时序倒流’的结论,更不能说‘这位伟大作家连时间观念也没有’。贾宝玉的年龄,前
    后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不存在什么‘大宝玉和小宝玉’。” 
    
              
          张碧波和邹进先对戴不凡提出的“石兄”是曹荃次子曹竹村的说法,反驳最力。戴说主要依据曹寅
    的《思仲轩诗》的小序:“思仲,杜仲也,俗呼为檰芽,可食。其木美阴而益下,在使院西轩之南。托物比
    兴,盖有望于竹村,而悲吾弟筠石焉尔。”曹寅《楝亭诗钞》中提到的竹村有两个,另一个是王竹村,姓与
    名连写,以与这一个竹村不相混淆。张、邹指出,《思仲轩诗》里不署王姓的竹村,其实是李煦,因为张
    云章《朴村文集》卷十一《御书修竹清风图记》记载,李煦任苏州织造时,“于郊外种竹成林,结屋数盈,
    杂村虚间,时一往游,遂自号竹村”。李煦是曹寅的妻兄,两个人在政治上也情同一体,所以在伤悼亡弟曹
    荃的诗中“托物比兴”,把昆仲情谊寄托在妻兄身上,是顺理成章的。至于戴文引为旁证的朱彝尊的《题曹
    通政寅思仲轩诗卷》,张、邹考证出系通过鲍照和李陵来比照曹寅,因为李陵的《与苏武诗》有“独有盈觞
    酒,与子结绸缪”、“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的诗句,和《思仲轩诗》的“有望于竹村”在感情上有相似
    之处。他们写道:“如果按照戴不凡同志的说法,‘竹村’为曹寅之侄,朱彝尊以李陵的‘古调’称颂曹寅
    《思仲轩诗》,就是以抒写朋友之谊的李诗比拟寄托叔侄之情的曹诗,那就是不伦不类的颂扬了。这对一
    代著名诗人学者的朱彝尊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就对曹寅的《思仲轩诗》的诠释而言,戴不凡过于深文周
    纳,远不如张、邹的解释更为妥贴。所谓“石兄”’就是过继给曹寅的曹荃第二子,证据实在弱不能支。 
    
          这说明戴不凡的立论,矛盾和疏漏以及错讹,是很多的,难怪文章一出来,即引起一场红学论争。 
          尽管如此,戴不凡的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的一组文章,在学术上却不能说无足轻重,恰恰相反,他
    提出了许多考证派红学考而未决、证而不清的问题,进一步说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仍是一个未解之
    谜。他的猜想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只嫌证据不足。对于红学来说,这已经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令人遗憾
    的是,戴不凡同志在他的系列文章刊出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了,还没有来得及一一看到与他
    商榷的文章,当然更谈不上作出回答。据说他是想在反驳他的文章发表得差不多的时候,写一长文统一作
    答,可惜此一愿望未遑实现,人们无法知道他还将有什么新观点提出来。 
    
                                                                      
                           摘自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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