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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 | 耐庵亭 | 施耐庵与水浒文化研究三题

    施耐庵与水浒文化研究三题

     

                           施耐庵与水浒文化研究三题
    
                                      浦玉生
    
                     一、从中国古代史料学角度看施耐庵史料的可征信
        史料,或称历史资料,是研究和编纂历史所用的材料。“历史”在史学工作者的术语中主要有两种
    意思:一是指人类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即客观存在的历史;二是指人们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追述,即口
    传或记录下来的历史。由于前者具有一去不复返的性质,它既不可能重现,也不可能进行复制,因此人
    类要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历史,就必须凭借具体的材料加以考察、研究、总结和描述。这些具体的材料的
    总和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史料。
        广义的史料,应包括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或简称遗迹。这些遗迹有
    的是有形的,如遗址、遗物等;有的是无形的,如文化风俗和其他观念形态的东西;还有的是有形和无
    形相结合的,如以文字、图画等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材料。
        史学界通常把史料分为三大类,即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和口传史料。它们各有特点,难以互相代
    替,但可以互相补充。
        实物史料,即史迹遗存,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直接证据,一是遗址,这是指人类历史活动在某些具体
    的地址上所保存的遗迹,如居址、村落、作坊、城堡,游牧民族的活动遗迹,以及一些与具体历史事件
    相关的遗迹如战场遗迹等等。施耐庵问题的实物史料有多种,如位于大丰市白驹镇北大街的施氏宗祠,
    是纪念施氏祖先(施耐庵为一世祖)的地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完好(现镇粮管所所在地),仿施氏
    宗祠遗址兴建的施耐庵纪念馆(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白驹镇花家垛。施耐庵的后裔居住于串场河
    沿岸,主要是大丰市白驹镇、兴化市施家桥一带。施氏宗祠有石鼓、施子安残碑(施耐庵字子安)等。
    二是墓葬,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社会遗迹,其中不但有人的遗体,而且往往保存有较为完整的随葬品,
    有的还有壁画和古代文献。兴化市施家桥施耐庵墓(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明代初期,是其孙子文
    昱时从淮安(楚州)迁葬于此,相传是施耐庵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狮子地,两河相接一小岛,有
    狮子盘绣球之说)。同在此处出土的明景泰四年(1453年)施让地照拓本存兴化,1958年时施家大队平
    整土地时,在施耐庵墓南约80米,挖出施让墓,发现棺材一口,施让地照一块及碎瓷。1962年南京博物
    院派人前往清理施让残墓。三是遗物,通常称为历史文物。比如“苏迁施氏宗”祭祀始祖是施耐庵,九
    世是施奉桥。1955年秋大丰县白驹公社狮子口大队第九生产队出土施奉桥地券。四是人体本身和古代语
    言。语言学界有一句很出名的话:说“有”易,说“无”难。水浒的语言有山东、浙江或吴语,但也有
    江淮方言。如口童(二字合一,音chuang),意即无节制地吃喝。这个字为里下河地区所有,而别处未见
    说。反映了白驹周围特有的语言,至今仍在民间口头表达。《广韵》澄母江韵,“口童,吃貌。”。再
    如《水浒》楔子中有“北极殿”一词,《辞海》未收此词条目,“北极殿”在今大丰市草堰镇,古属泰
    州白驹场,是元末农民起义劲旅张士诚的聚义处。这是施耐庵写《水浒传》的内证和记号。
        文字史料,是指用文字记录的形式体现和保存下来的人类活动遗迹,它通常主要指各种书籍,但也
    包括各种铭刻及其他非书籍形式的散存文字材料,有时人们为了叙述或使用上的方便,也统称之为文献
    史料。元明清三代和民国时期有关于施耐庵的文字资料约四十件。尤以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袁吉
    人《耐庵小史》、李详、刘仲书《施耐庵墓志》最为有名。他们说:“施耐庵,白驹场人。”“施隐士
    墓,在县境东合塔圩内施家桥,葬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口传史料,又称口述史料或口碑史料,主要是指以口头流传为显著牲的史料。它的最常见、最典型
    的表现形式是神话、民间故事和歌谣。但在现代史料学的意义上,口传史料也包含了一些不同于正式历
    史记载的回忆录、调查记录甚至文艺作品等。这一类史料的起源,可以一直上溯到人类史前文化的时
    期。就现在所知,人类最初记忆自己的历史,就主要依靠口传的形式,并且在文字产生以后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内,口传史料仍是相当重要的史料。我国古代的瞽史,就是专掌口传历史的史官,相传《左传》
    中就有不少材料出自瞽史左丘明的口传。宋末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特别强调“文”和“献”的
    分别,把典籍所载称之为“文”,前人议论称之为“献”,便显示了文献史料和口传史料的内在联系和
    区别。“文献”一词最早出现的记载孔子言论的《论语》中,反映了我国古代学者重视口传资料的悠久
    传统。
        近代史料考证的新方法:一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即在以新发现的“地下史料”去印证固有的
    “纸上材料”,他突破了清朝乾嘉考证方法,发展了重视实物证据的科学历史观念。二是胡适“大胆的
    假设,小心的求证”法。一方面要想立新说,就要有一个假设,另一方面是小心求证,是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法。三是顾颉刚“层累式”考证方法,它是考证古代史料、揭穿伪史的重要方法。尽管后两种方法
    还不是完全的科学方法论,但同样给我们以启发。
        关于施耐庵的口传史料很多,特别是在施耐庵流徙地更是如此,由于元明清三代屡屡查禁《水浒
    传》,所以一切有关施耐庵的资料难以进入正统的典籍之中,倒是在他流徙过的地方和他的后裔聚集地
    盛行开来,口耳相传,代代不息。应该说从20世纪七十年起,我就在施耐庵的故里听说了一些传说故
    事,从1982起开始有意识的寻访施耐庵的足迹,行程万里并作《施耐庵寻踪》,在江苏大丰、兴化的施
    氏宗祠、施耐庵墓、施氏聚集地,淮安市楚州区小方壶斋,张家港市风凰山(河阳山)永庆寺、江阴市
    祝塘大宅里,在苏州城及浒墅关,在浙江钱塘(杭州)、温州市的文成县、丽水市的青田县,在山东济
    宁市的梁山、菏泽市的郓城县、泰安市的东平县、聊城市的阳谷县。这里都流传着施耐庵的故事,当地
    的地方志或文史资料或多或少都有记载,在此基础上我编写了《施耐庵年谱》。口传资料弥补了官方典
    籍之不足,从综合的、系统的、全息的思考施耐庵问题,并与罗贯中、刘基、朱升、杨维桢、顾逖、张
    士诚等联系起来研究,我们就能迎刃而解一些关键问题,将施耐庵放在元末明初的历史大背景下去,我
    们就能破译施耐庵之谜。
        1982年是施耐庵年,出现了“施耐庵热”,时年掌管国家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指示下,诸多专家召开
    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这个会上30位专家中尽管以刘冬为首的肯定派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专
    家均认定彦端、施让、文昱、廷佐等四代是真的,但彦端是否就是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尚有怀疑,当
    然怀疑不是否定。现在我们运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进行论证,即以新发现的“地下史料”去印证
    固有的“纸上材料”从而说明施耐庵史料的可征信。
        1958年在施耐庵墓南约80米挖出施让墓,1962年南京博物院派人清理了施让残墓。1978年发现《处
    士施公廷佐墓志铭》,1981年在大丰县大道公社和瑞五队施俊杰献出《施氏长门谱》(国家二级文
    物),明代杨新《处士施公(以谦)墓志铭》,谱系起自始祖“彦端公字耐庵”。从“地下史料”碑文
    佐证了家谱,如家谱所收的施以谦墓志铭日期为“景泰四年二月”合;家谱所列始祖彦端公,二世祖以
    谦公和新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所述“曾祖彦端......生祖以谦”也相符合,出土的文物互相
    印证,它对研究《水浒传》及其作者生平,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二、从施耐庵的祖籍地看苏州的水浒文化
        为了研究施耐庵,在施耐庵的祖籍地购置房产,与史载的施子祠仅两站路,作为一个新苏州人,住
    下来深入进去细细地考察施耐庵与苏州的水浒文化,看苏州的人文对《水浒传》的影响。
        苏州的施氏是从湖州(吴兴)而来。据《姑苏志》记载:施家巷“今称朱孝子巷”。《吴县志》:
    “临濮侯祠,祀先贤施之常,旧在阊门外施家巷”。苏州城有大、小施家巷,旧志介绍唐有施士訇(内
    应是亡)。王謇《宋平江坊考》记载:“施氏,鲁惠公子施父五代孙尾生,称施伯,因氏。唐施士訇
    (内应是亡),吴人。宋有施磐(下为木),吴县人,家贫力学,颖悟过人”。据清代顾震涛《吴门表
    隐》记载:“施相公庙在圆妙观西衙内,宋咸淳三年建。神姓施,名锷,宋湖州名诸生,有化蛇异迹。
    吴民尸祝,有镇海侯之封,俗以蟠龙馒头祀焉”(《清嘉录》)。
        高俅。据《吴门表隐》记载:“宋高俅墓在横塘。明万历中,土人赵应奎葬亲黄山山北,据地得古
    碣,云其宅即今高师巷”(徐鸣时《横溪录》)。
        朱面力。据《宋平江坊考》记载:“朱面力宅前桥,按:朱面力宅,在侍其巷朱家园”。《吴门表
    隐》记载,十八渔池在朱家园,皆朱面力所浚,弃田坏室,其多。今苏州太湖三山岛上有北宋花石纲开
    发遗址景点。
        齐云楼。《吴郡志》云:齐云楼“在郡治后子城上,绍兴十四年,郡守王唤重建,两挟循城,为屋
    数间,有二小楼翼之,轮奂雄特”,《吴地记》云,唐曹恭王所造。白公诗亦云“改号齐云楼”,盖取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之义。众所周知,齐云楼是张士诚兵败时,众妾自焚之处。作为以张士诚
    起义为原型写就的《水浒传》,施耐庵在《成水浒传题后》两首诗中说:“不学东南无讳日,却吟西北
    有浮云。”张士诚属东吴,富甲东南,施耐庵是有意将齐云楼意写入书中。刘冬指出施耐庵的两诗,其
    风格和《水浒》中诗极似,与“夏日炎炎”一诗相仿,通俗明朗,开放不拘,直舒胸臆:“东南无讳
    日”一句,当指张士诚据吴之时,借用“西北有浮云”,指盐城、兴化在苏州的西北。
        苏州的石碣何其多。上方山五通神座下石碣八大字曰“肉山酒海,遇汤而败。”明初张三丰书。至
    康熙二十四年,巡抚汤斌毁时始见。(《居易集》)《水浒传》始于石碣,终于石碣。偈言与智真长老
    的相似,如第五回写鲁智深下山时,智真长老赠他的偈言是:“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
    而止。”第九十回五台参禅时,智真长老赠鲁达的偈言:“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
    寂。”
        苏州的水浒文化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国昆曲博物馆有专门橱柜展出从北京图书馆复印明代张
    丑著《真迹日录》抄本上有这样几句话:“魏良辅的南词引证,罗贯中赞词,文征明手抄古本水浒传,
    张丑手抄古本水浒传二十卷”。明代大鉴藏家张丑(1577-1644)《真迹日录》卷五载:明代著名书画家
    文征明(1470-1559)精楷古本《水浒传》。他的另一本著作《书画见闻表》亦载:文征明小楷古本《水
    浒传》。今天我们如能真正搞清古本水浒传兼及苏州文人金圣叹(1608-1661),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三、元末明初同年生卒的施耐庵与杨维桢比较研究
        1.元代科举与进士及第
        杨维桢,字廉夫,初号梅花道人,又号铁崖、铁雅、铁史、铁笛道人、铁龙道人、铁冠道人、抱遗
    道人、梦外梦道人、梅花梦叟、东维子等。诸暨(今属浙江)人。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出生于一个
    书香之家,十八岁那年仁宗下诏开科取士,其父杨宏命他习举子业,“俾终业至弱冠不娶”。
        施耐庵是1314年虚十九岁延祜元年实行科举,此前的元朝科举已废。与民间传说的施耐庵考中秀才
    相吻合。1314年首科乡试时,江浙行省是以《太极图赋》为题,江西行省是以《石鼓赋》为题,湖广行
    省是以《天马赋》为题,中选者的赋作随即得以广泛流传,其中有些墨卷还保存至今。元后期(1314-
    1368)在中央举行的科举考试也仅有十六科,总共录取进士1139人,在地方一级兴行的科举考试有十七
    科,乡试中选而未成进士者估计不超过三千人。
        杨维桢年满二十五岁以后,乡里荐举他赴考,父“敕子经不明不得举”,“为筑万卷楼铁崖山中,
    使读书楼上。惧性弗颛易怠,去梯,辘轳传食。积五年,贯穿经史百家”。
        施耐庵是延祜七年(1320)虚二十五岁时被苏州官吏于诸户内特别推荐为孝行信义。
        杨维桢于元泰定二年(1326)以《春秋经》举江浙乡试,明年赴春官,赐二甲进士及第。初署天台
    县尹,阶承事郎,但上任仅三年就因故免官。回家隐居近四年,才改官绍兴路钱清场盐司令,“领职五
    年,以父忧去”。
        施耐庵当也于此时赐进士出身,与民间的传说大致相符。    
        2.晚年有与顾逖交往史
        元至正十九年(1359)十月,以张士诚属官松江同知顾逖召,虚六十四岁的杨维桢携家徙淞,授学
    为生,直至终老。明洪武三年(1370)正月,应诏至京师修礼乐书,“仅百日而肺疾作,乃还云间”,
    五月谢世,享年七十有五。
        在此之后,晚年的施耐庵与“旧同寅”顾逖在兴化有赠答诗。顾逖当的张士诚的官,张士诚兵败,
    顾逖只得回兴化故里隐居,于是又有与施耐庵的交往。
        3.生活创作受道教影响
        杨维桢的生活与创作受到道家和道教的影响,他自称铁笛道人、铁崖仙客,正是其游心于道的一种
    象征。如极富神仙色彩的《奔月卮歌》,就是为他的唱和友、茅山道士张雨则赋,而在至正初年写作
    《大人词》揭示了“广成至道本自然,有人得之同寿域”的人生奥秘。
        施耐庵的《水浒传》全书笼罩着浓重的道家色彩,从道家圣地龙虎山到九天玄女庙等等。
        4.关注乐府、元曲和小说
        “乐府”一词,原意是指国家设立的音乐歌舞机构。宋代以后,由于词可合乐,也有人称词为乐
    府。至元代散曲流行,而散曲之名,实始于明代,到现代才被普遍使用。杨维桢散曲创作生涯由来已
    久,但现在作品仅有二十九首小令和一篇套曲,他在曲坛卓然自成一家,只是因其诗名所掩。他的套曲
    《吊古》是一篇流传很广、颇为后世所注目的作品,至晚明“犹脍炙人口”。
        元代除戏曲、散曲外,小说也取得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元末明初还出现了长篇通俗小说《三国志通
    俗演义》、《水浒传》等优秀作品,以诗赋名世的杨维桢虽然志不在斯,但他对当时小说的发展也有所
    关注,并曾做过初步尝试。《东维子文集》卷六所收《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反映了廉夫对通俗小说的
    关注。其文曰:“因延至舟中,为予说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座客倾耳听,知其腹笥有文史,无烟花脂
    粉。”该文作于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杨维桢在渡船上延请说书艺人说北宋末和南宋初的历史故事。所谓
    “道君艮岳”,当指今传《大宋宣和遗事》中的部份内容。
        施耐庵则以《大宋宣和遗事》为《水浒传》的先声和雏形,而创作了这部卓立千古的世界名著。
        5.驱民为盗与逼上梁山
        杨维桢在向新任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贴睦迩上《救时论》二首及长书书一通时说“年年苛吏伤王
    政,往往红氓叛教条。”与他在至正十四年所作《送关宝临安县长序》中对红巾起义的反思一致,认为
    “红氓叛教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苛吏”征求赋徭既急且繁,实为“驱民为盗”。这与施耐庵著
    《水浒传》揭示的“逼上梁山”的道理是一致。
        6.隐晦曲折以吴王为鉴
        在元末起义之际,杨维桢有以乐府旧题(包括唐人新乐府题)写时事者,如《拟战城南》、《铁城
    谣》、《问生灵》等,显然是元末战争灾难的真实写照;又《吴宫燕》“演鲍照空城雀语也”,实为张
    士诚败亡而作,故诗末有注曰:“此伤丁末九月九日事,亦一代诗史。”而施耐庵在著《水浒传》时以
    张士诚起义为背景和原型,而以宋江起义和盘托出。
        综上所述,施耐庵与杨维桢均为元末明初的文学大家,同年生同年死,所以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学
    作为颇为相似,研究他俩的生平对印证施耐庵史实很有积极意义。              200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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