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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 | 耐庵亭 | 1982年施耐庵考察的历史反思

    1982年施耐庵考察的历史反思

     

              1982年施耐庵考察的历史反思 
     
                            欧阳健
     
     
        《水浒》作者施耐庵的身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学术课题。一切为解决这一课题尽力尽心的人
    士,都应该受到后人的尊敬;一切为解决这一课题所做的工作,都应该受到科学的评价。1982年4月江苏
    省社会科学院召集的,有中国社科院、辽宁社科院、北京社科院、湖北社科院、南开大学、复旦大学、
    山东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16位学者参与
    的,以新发现的《施廷佐墓志铭》、《施氏长门谱》为重点的考察座谈,是继1952年文化部调查之后的
    成功考察,实际上已臻于解决问题的境地。对考察经过及其观念、方法作深切的历史反思,可以消解至
    今尚存的所有疑虑。
        一、新文献鉴识的适宜处置
       发现《施廷佐墓志铭》、《施氏长门谱》的信息,是1982年1月传递给江苏社科院文学所负责人刘冬
    的。
       早在1951年,刘冬就和黄清江合写《施耐庵与〈水浒传〉》,推动了建国后第一轮施耐庵考察;1980
    年甫出工作,又发表《施耐庵生平探考》,启开了新时期施耐庵考察的序幕。得到这一令人激动的信
    息,刘冬首先想到的,不是以之充实自己的学术论著,而是如何对文物进行鉴定与辨识,如何表述与公
    布这一重大发现。
       2月初,他冒雪去兴化,判明文物的真实性之后,迅即报请省委宣传部,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名
    义,邀请全国《水浒》专家前来实地考察。应邀的专家中,朱一玄、马蹄疾是《〈水浒〉研究资料》的
    编纂者,范宁、何满子、张志岳、袁世硕、刘操南、章培恒、王俊年、李灵年、张惠仁、张啸虎等,都
    发表过有关《水浒》与施耐庵的论文。
       考察中,专家对《施廷佐墓志铭》一致作出肯定判断。朱一玄说:“这块墓砖是明代的,没有可能是
    有人作假。”何满子说:“出土的瓷器,我看大约是明朝宣德前后的瓷器,一个证明一个。”是年8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召开“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邀请到当代更权威的鉴定家,启功说:
    “这东西很好,很硬的证据。这是什么地方?施家的聚居的墓地出土的文物,这是硬得很。”史树青
    说:“我的印象:所有出土文物从鉴定角度看,全是真的。”周绍良说:“今天看到的实物东西,青花
    瓷器是永乐、正德的东西,墓志我相信是真的。”
       在鉴定《施廷佐墓志铭》为真的前提下,铭文的辨识便是头等要务。考察者在《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
    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中,对此作了细致记述:
       《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一九七九年八月在江苏省兴化县新垛公社施家桥发现。墓志砖质,长二十九
    点五厘米,上宽二十八点五厘米,下宽三十厘米,厚五点五厘米,制作粗糙,字体亦欠工整。正面为墓
    志,背面为墓铭。正文十九行,行二十一字至二十三字不等。共约四百余字。墓志铭砖出土后未及时征
    集保管,损伤严重,字多磨灭。与会者除到出土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外,还对铭文作了反复辨认,可辨认
    的大约有一百六十余字:
       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
       施公讳□字廷佐□□□□□□□祖施公元德于大元□□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
    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以谦生父景□至宣德*十九年辛丑生公□(施)亮(风)□□于公
    历□□户使官台州同知施锦□□□公之兄弟也公□□□□之□生男八女一□□□
      (以下十行除第九行有“白驹”和第十五行有“国课”共四字隐约可见外,其他字迹都已磨灭,不可
    辨认。)
        公□□仁者之□也先于弘治岁乙丑四月初二日老(病)□而卒后于正德丙寅岁二月初十日归葬未成
    迄今□卜吉(露)丘久矣□□亡穴□善□□风水悲思孝心感切□□嘉靖岁甲申仲冬壬申月朔□葬于白驹
    西□(落)湖
        *按,宣德无十九年,疑为永乐之误。
        考察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百家争鸣的探讨精神。专家们在施耐庵确有其人,以及他的生活
    年代、活动地域等问题上,取得了一致,遂以集体报告形式将考察成果公布于众,又以“序齿”方式处
    理了署名问题。实践证明,这次考察是处置得宜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尽管后来仍存有不同观点,但考
    察的合法性、权威性、真实性,都不曾受到质疑和挑战。这在其他学术领域,是罕见的;在施耐庵考察
    史上,也是第一次。
        既然新发现的文物是真的,《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承
    认它“对进一步研究《水浒传》及其作者施耐庵具有重要价值。墓志铭表明元末明初在现江苏省兴化施
    家桥和大丰白驹镇一带,有一位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的施彦端”,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事情不能停留在这一步。考证,最讲究的是时间和空间。《施廷佐墓志铭》作为文物,不是孤立
    的、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与一定地点、一定时间相联系的。
        先说地点的因素。《施廷佐墓志铭》出土于施家桥,位于施耐庵墓西南200米、施让墓西150米左
    右。这里的居民百分之八十都姓施,世代供奉施耐庵为始祖,每年清明都在这里祭扫施耐庵,即便在
    “批判水浒”的1975年,也没有停止。施耐庵墓是很有气势的,堪舆家所谓“狮子盘绣球”,是块“风
    水宝地”。《施廷佐墓志铭》就出土在这块地方,铭上载明其曾祖为施彦端,参之墓地的布局,判定施
    廷佐为施耐庵重孙,完全合乎民俗学原理。
        再说时间的因素。《施廷佐墓志铭》出土于1978年,距1952年《文艺报》公布施耐庵材料近三十
    年。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1952年的材料,突然冒出一块《施廷佐墓志铭》,将是不值一钱的
    废物。为什么?1952年公布的材料,曾经勾勒施耐庵身世的轮廓:元末进士,官钱塘二载,张士诚据
    吴,登门造访,不应,避祸居江阴,又回兴化,旋居白驹场,成为白驹镇、施家桥一带施氏自苏迁兴的
    始祖,死于淮安。名彦端,或子安,或耳,字耐庵,配偶季、申夫人,生子让,字以谦,孙文昱,字景
    胧,或述元等等。由于文字材料年代较晚,颇为一些研究者怀疑,甚至全盘否定。《施廷佐墓志铭》的
    价值,在于这块沉睡地下四、五百年的古砖,不是违背、而是印证了这一轮廓:
       1、《施廷佐墓志铭》载:彦端为以谦之父,景×之祖父,廷佐之曾祖父。这就以出土文物为据,证
    明了彦端这一人物是存在的;对此前以为彦端其人、乃至整个施氏世系都是不可信的揣测,是一个有力
    的否定。
       2、《施廷佐墓志铭》记了五代人,第一代元德,第三代以谦,第四代景×,都无事略可述,唯第二
    代彦端,写了“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遂白驹,生祖以谦……”诸语。因字迹
    漫漶,“播浙遂”或读作“播流苏”,或“播浙苏”,语意稍有歧义,主要意思则是一致的。为什么第
    五代施廷佐的墓志铭,要对第二代的施彦端大书特书?因为关系到施氏一族的迁徙大事:彦端播迁外
    流,又回兴化、白驹定居,所以奉他为始祖,而不奉其父元德为始祖。
       要之,施耐庵身世的轮廓勾勒在前,出土文物《施廷佐墓志铭》发现在后,恰为这一轮廓提供了坚实
    的支撑点。正如张啸虎所说:“这次的考察,是一个突破。以前是文献,散见于笔记,52年提出了族
    谱、墓志铭,这次考察对于52年的怀疑有所澄清,有些问题进了一步。可以初步证明,施耐庵确有其
    人,是兴化、大丰这一带,也可以大体确定。这个施耐庵就是《水浒》的作者。这对施耐庵研究是一个
    突破,对于研究方法、组织都提供了基础,对于整个研究是一个推进。”
       二、旧材料辨议的徒劳心力
        1982年施耐庵考察,是1952年施耐庵调查的重演。三十年前后,在同一块地方——施家桥和白驹
    镇;处理同一类材料——文物、文献、传说;考察同一个对象——《水浒》作者施耐庵。无论遵循的途
    径,还是指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1982年考察的优势,是拥有《施廷佐墓志铭》等新出土文物,可用以检验或印证当年的结论;但三
    十年前现身过的大量文献,却不可挽回地湮没了,这又是他们的劣势。加之当年文化部调查组的报告未
    得公布,徐放《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附图1),历经磨难重见天日后,1986年12月方
    由《明清小说研究》第4辑发表,其所披露的许多情况,是1982年考察者与持不同意见者全不知悉的,遂
    致产生许多误解,枉走许多弯路,让诸多的分辨议论,徒劳心力,多半成了无效劳动。
        考察的核心环节,在判定施耐庵是否为《水浒》作者。面对这一难题,新发现的《施氏长门谱》
    (国贻堂《施氏家簿谱》),却给1982年的考察带来了困惑。《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
    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的鉴定云:
        从几个方面来考察,大家认为这本家谱的真实性比较可信。如家谱所收的施以谦墓志铭所记立墓志
    日期为“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和一九五八年出土的《施让地照》(现存拓片)立券日期为“景
    泰四年二月乙卯”合,家谱所列始祖彦端公,二世祖以谦公和新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所述
    “(曾祖)彦端……生祖以谦”也相符合,又如这本家谱在抄写时,对一些名讳不清,只知其字的族人
    只录其字,名讳处留缺,以新出土的几件文物互相印证,可以说明传抄者的态度是比较认真的。
        而据家谱世系第一代:“元朝辛未科进士始祖彦端公字耐庵”,彦端即耐庵,原该不成问题。袁世
    硕说:“现在问题比较清楚,族谱到施让一辈,铁证无疑。彦端字耐庵再做做文章,这样就基本解决
    了。”孙楷第5月14日写信给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说:“‘施彦端字耐庵’,见于1981年大丰县
    施俊杰献出之《施氏长门谱》;施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遂)
    白驹’,见1979年在兴化发现之《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此一段事甚可注意,尚望大家继续研究,探
    讨,对施彦端事迹获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了解,使多年所传若隐若显之《水浒》作者,大显于世,诚
    学术文化界之盛事也。谨闻对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诸位同志表示敬意。”
        主要疑点是“字耐庵”三字,写在正文行侧,何满子说:“我仔细看了,字迹是一样,写在旁边,
    还有别的地方也这样。施让墓志铭中彦端没有字耐庵,因为铭主是施让,反而证明是可信的。”有人怀
    疑“字耐庵”为民国七年(1918)以后羼入,然经江苏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为:此三字
    “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人所写”((八二)公文检字第八○号)(附图2),“添加”之议,遂
    尔消歇。
        问题出在《施氏家簿谱》所录杨新《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关于“先公”的提法是:“先公
    彦端,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与1952年《文艺报》公布的咸丰谱“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
    高尚不仕,国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不同。考察
    时各抒己见,“添加”的意见占了上风。有人说:“原文彦端公与《水浒》挂不上,只好改为耐庵,否
    则没有办法添。”有人推测:“咸丰的族谱没有施封的序,可能是讲到‘族本寒微’,咸丰时把这一点
    抹掉了,而把写《水浒》添上去了。”也有人认为:“两种可能都存在:一是后来加上去的,另一种可
    能是删去的。因为丁正华看到的不一定是民国七年的本子,可能是更早的祖本。满家是个和尚,也可能
    删去写《水浒》的话。”
        针对这种情况,马蹄疾当场发问:“长门谱,兴化大丰有没有看到比这更早的家谱原貌的同志?当
    时有没有陈广德的序、施让的墓志铭之类的情况?如果没有,只有就事论事了。”但无人应答。连1952
    年丁正华曾见的两个施氏家谱(施熙本、施祥珠据施莲塘本之摘录本),此时也已湮灭不存;考察者所
    见,唯《施氏家簿谱》这一孤本。凭借仅有材料,“就事论事”,作出上述推断,是不应苛责的。
        为1982年考察者所不知悉的是,文化部调查组1952年共访得六个《施氏支谱》,还对各本异文作了
    认真比对。其中《施熙本》亦标作《施氏长门谱》,民国十五年(1926)抄录,徐放《报告》录其《施
    氏长门谱序》云:
        族本寒微,谱系未经刊刻,而手抄家录,自明迄清,相延不堕。继以雷夏、甘涛二公纂修增订,料
    应详备无遗。雷夏公殁,谱传康侯,康侯传圣言,奈何家遭不造,圣言又被回禄,因而销亡,维时未有
    继述之人。封系长门,出自文昱公之裔,访诸耆老,考诸各家实录,亟从而修辑之。迄于今,废坠已
    久,盖阖族之谱,难以考证,止长门之谱,尚属可稽。自文昱公之后,支分派别,秩然有序,诚恐日复
    一日,又将远而易失,谨为序次略述,藏诸一家,以俟后之有志者从而搜辑之云尔。
        乾隆四十二年岁次丁酉桂月中浣            第十四世孙封敬序
        较之1982年考察所见国贻堂《施氏长门谱》(《施氏家簿谱》),封面有“设其上裔”四字,扉页
    有“中华民国柒年桃月上旬吉立十八世释裔满家字书城手录于丁溪丈室”字样,证明与《施熙本》非同
    一版本,然卷首亦有乾隆四十二年第十四世孙施封《施氏长门谱序》,文字惟“圣言又被回禄,因而销
    亡”作“圣言被禄,因而销亡”,馀皆同,可见为同一祖本。乾隆四十二年(1777),是现存施氏家谱
    题署最早的年代;中言“自明迄清,相延不堕”,追溯到明代,直接一世始祖施耐庵。不同版本的家谱
    均有此一序言,故尤不可轻觑。
       《施祥珠本》是1952年调查见到的另一重要版本,其“施氏族谱世系”曰:
        第一世:始祖讳彦端字耐庵行一。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元末自苏迁兴后徙海陵白驹,因占
    籍焉。明洪武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孔门第五十七贤之常公之裔,葬于白驹
    镇西北圩施家桥。元配季氏,继配申氏,生子一让。第二世:让字以谦行一,彦端公子,隐居不仕,读
    书尚礼,敦行孝友,乡邻以贤德称,生于明洪武癸丑、殁于永乐辛丑。元配顾氏、陈氏。生文昱、文
    颢、文晔、文至、文晖、文升、文鉴。……
       “施氏族谱世系”载:“始祖讳彦端,字耐庵,行一”,下叙:“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元末
    自苏迁兴后徙海陵白驹,因占籍焉。明洪武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与杨新
    《施处士施公墓志铭》“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
    《水浒》自遣”,完全吻合,证明“隐居著《水浒》自遣”,决非后人添加。这段话包含三大要素:1、
    中进士;2、隐居;3、著《水浒》。中进士有没有根据?第一世始祖天头明白大书:“元朝辛未进
    士”,本身就有内证,不须旁人窜入;隐居之事,《兴化县续志》有施家桥“葬元隐士施耐庵”的记
    载。进士与隐士,是统一的。《施氏长门谱》所录《施处士施公墓志铭》作“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
    邻以贤德称”,是后人讳言写《水浒》,连带中进士隐居而并删。
       由于《施氏家簿谱》不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遂对其真伪提出了新挑战;致疑之基,在《施耐庵
    墓志》不同版本的认知。从现象看,最早传递此一信息的,是胡瑞亭1928年《新闻报》的《施耐庵世籍
    考》,其后为1944年《兴化县续志》之所载。有人比较两个版本的三点出入为:1、胡瑞亭无生卒年,
    《兴化县续志》有生卒年;2、胡瑞亭是赐进士出身,《兴化县续志》是至顺辛未进士;3、结末胡瑞亭
    是:“墓志只此,下已剥蚀”,《兴化县续志》是:“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从文字简繁
    看,胡瑞亭为简本,《兴化县续志》为繁本。简本在先,繁本在后:后出的本子是伪造的。
       对于这一简单逻辑推断,8月首都座谈时就有不同的声音。金申熊指出:“王道生的材料,1919年以
    后才发现,怎么收到县志里面去,这位同志1955年才去世,应该对这个问题有说明。”吴世昌提醒说:
    “辨伪容易认真难。文物说是假的,很容易;认真,要困难得的多。很早有人说墓志是假的,理由是不
    合规格的,因此是假的;这种证据,反过来也可以,造假的人可以查规格。很潦潦草草,倒无可能证明
    是假的。明朝的墓志铭,有一半以上不合规格。对一个问题的真假,要研究一下动机,什么人,什么时
    候,为什么要造假,犯罪的动机。这么一个假的,别的材料来证明,那个材料是不是真的?”朱靖华
    说:“王道生墓志铭不能一下子证明是假的。1920年出版的《人名大辞典》,和王道生大体相同,胡瑞
    亭发现是1928年,碑已剥蚀,可能还比较古老,还可以继续研究。从知人论世角度思考一下,王道生究
    竟是什么人,什么朝代,身份,搞不清,可能是怀才不遇的人。如果是真的,就是明代;如果是假的,
    就是清代。禁《水浒》禁得很厉害,为什么要作伪?动机查一查,不怕杀头和抄家,除非神经不正常。
    倾慕施耐庵的高尚品质,这样解释也还可以理解。从反面来看,他要造假,难道说他能知道1982年8月会
    开会讨论施耐庵确有其人?王道生的内容与施廷佐墓志铭有些吻合,这也很奇怪。王道生墓志的辨伪问
    题还要进一步研究。”
        此时如果能看到徐放的《报告》,了解《兴化县续志》的编纂,了解《施耐庵墓志》的来历,诸多
    怀疑就决计不会萌生了。
        《报告》详细缕述了有关施耐庵材料的来龙去脉:1918年左右,正当李详(李审言)提倡续修《兴
    化县志》,《续志》坐办兼分纂人刘仲书,到白驹镇调查古迹名胜,见施氏宗祠供有施耐庵先生神主,
    疑即《水浒》作者;及问白驹镇杨雨孙,到施家桥借得《施氏家谱》(约尺长,五寸宽,半寸厚,连史
    纸抄),见有淮安王道生作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的《家传》,便抄了下来,征得李详同意,留作
    县志的补遗。
        按,李详(1859-1931),字审言,兴化人,在骈文、方志、金石、目录、选学等方面均有杰出成
    就。光绪三十二年(1906),两江总督端方创办“江楚编译官书局”,聘李详为帮总督纂;宣统元年
    (1909),张人骏任两江总督,改“江楚编译官书局”为“江苏通志局”,聘李详为分纂;1913年,
    “江苏通志局”恢复,冯煦任总纂,聘李详为协纂,参与修订《江苏通志》,因撰《〈江苏通志·艺文
    志〉商例》,学者韪之。李详曾任江都、甘泉、仪征三县志“人物”、“儒林”、“文苑”各传及《艺
    文志》、《舆地沿革表》审阅、定稿,主持纂修《阜宁县志》、《盐城县志》。1923年,任东南大学国
    文系教授;1928年,中央研究院聘李审言和陈垣、鲁迅、胡适等12人为特约著述员。
       李详为当代方志大家。他在《泰兴县志》序中说:“章实斋云‘志当递续,不当迭改’。又云‘三十
    年为一世,可以补辑遗文,搜罗掌故,更三十年而往,使甲编乙录,新新相承’。又云‘藉使前人体例
    未全,凡目有阙,后人创起,欲补逸文,亦当例由义制’。……今日山阳段笏林先生所修《山阳续
    志》,深得实斋微意。”按,段朝端(1843-1925),字笏林,晚号蔗叟,淮安人,邑廪贡生,熟于地
    方掌故,著有《椿花阁随笔》、《椿花阁诗存》、《蹄涔小识》、《楚台闻见录》、《淮人书目》等。
    同治十一年(1872),山阳县设志局,编纂《山阳县志》,当事者以段无功名拒之,王琛、高延第私约
    相助,《淮安艺文志》段之贡献尤多。光绪八年(1882),纂修《淮安府志》,聘段为分纂,成选举、
    艺文二志。1918年,江苏省通志总纂冯煦聘其为淮属分纂,编写艺文、人物数十纸。1919年,淮安县设
    局续修县志,聘其任总纂,自兼艺文、人物二门,“历十有五月成书二十四卷”,即《续纂山阳县
    志》。段笏林有《李审言上海信来,许以藏书纪事诗七卷本借读,并媵以诗,次韵奉酬》,中云:“先
    生与我有同好,脱略名利犹敝屣。曾闻‘书淫’与‘书痴’,那及先生‘书丐’名字美?”李与段兴味
    相投,对续修兴化县志,早怀极高热情。1919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兴化知县的赵兴霙再任兴化
    县知事,聘李详为总纂,续修《兴化县志》。李详命刘仲书(1880-1955)到白驹采访,即在此时。
        及刘仲书汇报所得材料,他在《施耐庵历史的研究》(稿本)中记李详的话说:“施耐庵先生因为
    著《水浒传》而坐过大牢,也因为著《水浒传》享了大名,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独胡欧张梁四种县志
    未采入载明,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现在民国成立,文字既不为科举所束
    缚,人物又不为专制政体所限制,县志有所记载,从此更没有什么顾忌,那末,大文学家的施耐庵,我
    们可以从宽采访他的古迹和遗闻,一一载入‘补遗’栏中。”(附图3)遂在《兴化县续志》载入:
        1、施隐士墓:卷一《舆地志》之七第十二页《宅墓补遗》,注称:“在县境东合塔围内施家桥,葬
    元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2、《施耐庵传》:卷十三之六第九页《文苑补遗》。
        3、卷十四之二第四页《艺文志·书目·小说家类》:“《水浒》,施耐庵著。”
        4、《施耐庵墓志》:卷十四之三第二十一页《艺文志·古文补遗》。
        处置皆合方志之义例,证见了李详与时俱进的方志观。
        《报告》记录刘仲书的话说:“当时这材料由李详交给了魏克三(已故,即《兴化县续志》协修人
    之一魏隽)保存。《兴化县续志》上的《施耐庵传》是由邑人李选成(已故,为续修兴化县导委员会的
    职员,任校对)根据《施氏家谱》上的施耐庵的《家传》改作的,淮安王道生作的《施耐庵墓志》经他
    修改过没有,便记不大清楚了。”
       按,魏克三(1878-1949),名隽,兴化人,清末为法部主事。1927年,沈道叔任兴化县知事,筹款
    督修县志。1943年,李恭简自任总修,以魏克三任协修,将《兴化县续志》付梓。李恭简《续修兴化县
    志弁言》谓:“审公为恭简族太高祖行。前稿具在,新增惟戊辰(1928)后事,体例一依《梁志》,庶
    旧稿不至散亡,新政有所稽考。”“审公”即李详。可见,“兴化汪伪县长李恭简所修之续志”的说
    法,是不准确的。
       《报告》又记:“我们在兴化王益谦(本城人,三十岁,现任兴化城东小学教师,为续修兴化县志委
    员会职员,任书记员)先生手,得到续修《兴化县志》时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原稿两份。”并记下鉴定结
    论:“原稿《施耐庵墓志》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的原文是毫无出入的。”这就对刘仲书“《兴化县
    续志》上的《施耐庵传》是由邑人李选成根据《施氏家谱》上的施耐庵的《家传》改作的,淮安王道生
    作的《施耐庵墓志》经他修改过没有,便记不大清楚了”的话,进行了核实,确定王道生《施耐庵墓
    志》原稿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毫无出入”。此事底大,故郑重道出之。
        以下是《兴化县续志》载《施耐庵墓志》全文: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
    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余
    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
    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
    《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
    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
    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
    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
    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
    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
    道之世哉!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门著
    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至于胡瑞亭其人,《报告》通过对杨继云、施复苏等的调查,确知系兴化县仓库文书,为调查户口
    到过白驹,从施熊手抄去施氏家谱,刊登在民国十七年(1928)十一月八日上海《新闻报》十一版《快
    活林》上,证明刘仲书和胡瑞亭是在不同的时、地——一在1919年,一在1928年;一在施家桥(通过杨
    雨孙看到),一在白驹镇(从陈铮处访得)——抄录了《施氏家谱》(非同一版本)上载的《施耐庵墓
    志》。由于胡瑞亭是供报纸发表,文字有所“节录”,遂致繁简详略之别。《报告》注意到此点之重
    要,复引刘仲书的话:“至于《兴化县续志》中的《施耐庵墓志》上所说施耐庵‘生于元元贞丙申
    岁’、‘殁于明洪武庚戌岁’,都是照《施氏家谱》亲笔抄录的,不会错。”这就彻底排除《兴化县续
    志》的《施耐庵墓志》据胡瑞亭增益的可能,文心可谓细密之至。
       搞清楚这一基本事实,足以认定《施耐庵墓志》的文献性质,可以放心用来处理施耐庵的生平身世。
    回头来看当时的质疑,如只承认“通例”,不承认特例,拿着悬拟的“格式”往复杂的事物上套,稍有
    不合,就断定是后人的作伪,是多么不合宜。马蹄疾当时就指出:“过去说墓志不能附在家谱之末,但
    一鹤道人的墓志铭,确是附在满家手抄的家谱上,原来的理由就不能成立。”
       徐放《报告》抄录了施耐庵迁兴化诗和顾逖赠施耐庵兴化诗,抄录了施耐庵遗曲《秋江送别即赠鲁渊
    道原、刘亮明甫》,复据《吴王张士诚载记》查得:“鲁渊字道原,淳安人,元进士,初任华亭县丞,
    道终新安,为徽寇所执,宁死不屈,逾年始得脱。后迁浙西副提举,张士诚称王,聘为博士。士诚降元
    后自称吴王,渊谏阻称王不听,因辞官走。洪武初召入礼局,力辞还山卒。王原吉尝赠诗云:相期文苑
    传,独立义熙年。”据《泰州旧志》查得:“刘亮字明甫,吴郡人,元末尝仕于张士诚,后以巨舰尽载
    所藏书万余卷渡江客如皋,主冒致中家,谋献其书,未果而卒。致中为收藏之。永乐中取入中秘。”三
    十年后,刘冬撰文《笑煞雕龙,愧煞雕虫》,载《江海学刊》1983年第2期,据耐庵遗曲“记当年邂逅相
    逢,玉树蒹葭,金菊芙蓉,应也声同”,考得鲁渊、刘亮曾仕于张士诚,彼时心绪都甚佳,然而曾几何
    时,施耐庵发出了“五年随断梗,千里逐飘蓬”的哀叹。“千里”概指,“五年”实指:兴化至苏州,
    约近千里,从鲁渊谏阻张士诚称吴王辞官的至正二十三年(1363)倒数上去,则他之入张士诚幕,应在
    至正十八年(1358):这就“第一次获得了施耐庵于何时何地作何事——这样一个具体的支撑点”。
       这个支撑点是否可靠?顾逖赠施耐庵诗,有“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逢一笑旧同寅”之句。顾逖为至正
    间进士,嘉靖三十八年(1559)《兴化县志》(胡志)《名贤列传》谓:“顾逖,字思邈,至正兵后,
    同知松江府事。”至正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359-1362)任松江同知,后迁嘉兴路同知,都在张士诚治
    下,传中晦不明言,适可称施耐庵为“同寅”,这是事实上的互证。鲁渊洪武九年(1376)《岐山鲁氏
    宗谱自序》,追述参与张士诚集团的历史,有不少涂饰之词,如:“任江浙儒学副提举,丞相命也”、
    “张士诚据吴,以礼来聘,除国子博士,闻之惊悸是狂痫疾,或披发行歌于市,冬十月患怔怖复患羸
    疾,遂解。”为什么要在历史问题上含混掩饰?原因在心理上的顾忌。以这付眼光来看王道生《施耐庵
    墓志》述施文昱,“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与李详谓“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
    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又是何等相似,这是情绪上的互证。
        施耐庵经历元末明初的动乱,与张士诚有密切关系,这是从历史大氛围思考中感悟来的,说它是历
    史的真实,谁曰不宜?
        三、诸传说贯通的理论提升
        1952年调查的最大亮点,是广泛搜集施耐庵的轶闻传说。调查组一行先后访问了施家桥、施家庄、
    何家桥、清水湾、施院庄、施家墩子、茅家园子、施之垛的施家后人,及盐城、扬州、兴化、东台、白
    驹、草堰、江阴的一般群众(非施家后人),和熟悉地方掌故、乡土历史的耆老进行了座谈。调查时,
    一一注明该村的户数,施姓的比例,讲述者的年龄职业等。所记传说多是原话照录,获得了大量故老相
    传的宝贵材料。所得传说,都称施耐庵是“老祖”,在明朝时坐过牢,《水浒》就是在牢里作的。何家
    桥、施家三桥、清水湾、白驹是一个祖宗,祖坟在施家三桥,年年上坟祭祖。但施家庄的施氏后人,因
    其不务正业,便不认他们是本家,称作“野施”,始祖叫施玉宇,不是施耐庵,从不去施家桥祭祖。
        为了检验传说的可信度,调查组特别注重寻找相关的实物。《报告》记录了供奉在施家舍施文辉家
    的“苏迁施氏宗”,和施家桥施宝宽家的施彦端神主。前者“神主的前身是一个纸轴子,是兴化刘某写
    了送给施家的。纸轴的历史很长了,如施文辉的祖父在世,今年是一百零五岁的人了,据他们上人谈,
    送纸轴时,他们的祖父还没有出世呢。但在民国五年发一次大水,因施家的后墙被水冲倒,打破纸轴,
    这才改制这神主牌子。”《报告》指称的“今年”,是1952年,扣去105岁,为1847年,当在道光二十七
    年。由纸轴改制神主牌,则在民国五年(1916)。后者上写“施氏始祖彦端公季氏之位”及以下历代祖
    宗,施学云现年六十岁,神主牌子是先生束本祥给写的,那时他十二岁,1952扣去48,为1904年。这两
    个时、地,都十分重要。
        《报告》详细描述了神主牌的外观:
        这种神主牌子有框架,高二尺许,阔一尺五寸多,上框横书“苏迁施氏宗”五字,下框横书“百世
    流芳”四字。两边直书一联为:“和平子孙多昌盛,耕种衣食自丰饶”。上列自“元辛未进士始祖考妣
    施公耐庵府君门季申氏太孺人之位”以下十八世祖宗名讳。背面书有“民国丙寅年公罚公办处”十字,
    是民国十几年上“小祭祖”时写的,意为那家祭祖不到就要公罚公办。
       这就说明,至少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以前,“元辛未进士始祖考施公耐庵”,就为施氏的一支后
    裔所公认。
       调查还延伸到苏南的江阴、祝塘,访问了大宅里、南歧、老歧、后马、北庄等村,《报告》第五部分
    《江阴一带有关施耐庵的资料》,记录了施耐庵曾在祝塘大宅里徐姓家教过书的民间传说,列出了祝塘
    区河北乡北庄村徐洪春处得到一幅对联(附图4):
       读宋学士赞言,高风世仰;
       观施耐庵卜兆,大地名扬。
       查得写这幅对联的人叫奚黼恩,见《江阴青衿录》,为同治五年(1866)秀才。据徐家后人谈,这幅
    对联每年只挂一次,就是在夏历三月初十,徐家上墓祭祖那一天。徐麒为梧塍徐氏第九世,洪武间应招
    出使西蜀,立了大功,洪武帝亲授一品朝服,名震朝野。徐麒功成身退,归隐于故里,辟陌累田,重农
    贵茧,富甲江南,解缙曾以“事与相如可同传”诗句赞之。
       按,宋濂(1310-1381),金华府浦江人,字景濂,号潜溪。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徐霞
    客故居《晴山堂石刻》有宋濂《送徐生》,是宋濂写给应诏出使四川的徐麒的,叙曰:“生,江上故族
    也。学古储今,以诗文从余。今为郡举送之京,均贡成都,诗以送之。”诗云:“文辞又睹古西京,马
    影凌风逐宦尘。且说相如今到郡,百花城上茶花新。江浦诗成风自在,七千西去影相亲。新都定见文翁
    问,为说颠毛白似银。”“读宋学士赞言,高风世仰”,即出此典。
        至于施耐庵,相传曾被徐麒请来坐馆,在东林庵一边讲学,一边写书。每当闲暇时候,常和徐麒论
    诗下棋,纵谈国事。宾主相处,甚为融洽。施耐庵懂地理,曾给徐家看过两块地,一块是香山(在祝塘
    北三十多里),一块是砂山(在祝塘东北十多里)。香山出才子,出了个徐霞客,砂山出人丁,所以徐
    家人丁旺。“观施耐庵卜兆,大地名扬”,即出此典。一副楹联的实物,将当地望族徐麒,与宋濂、施
    耐庵两位历史人物挂上了钩。调查组拍摄了照片,保存至今。    
        在江阴调查期间,又听华市孙坤南说,曾见《许氏族谱》有施耐庵写的族谱序,是为许恕儿子许润
    (字泽山)写的,略谓:“仆与令尊翁先后浪荡江湖,而渠掌教澄江,桃李遍植,虽洁志高蹈,士林传
    诵未已。……仆偶有一枝之栖,暂免饥寒,恐为期不远,瞬急即逝,际此干戈扰攘,萑苻遍地,乔木之
    迁,除却蓬莱,竟无一片干净之土,衰朽之躯,将来不知埋骨何处。瞻望前途,徒增回首凄凉之
    感。……”《报告》录下孙坤南记得族谱序中的一部分,亦为珍贵的掌故。
       1982年的考察,也曾进行过访问与座谈,但作为调查对象——当年调查组访问过的施氏后裔、耆旧,
    有的死了,有的老了。他们所说的话,被记录下来的,已难得全部确认;不曾记录下来的,就永远消失
    了。新一代施氏后人,虽然也讲述父辈、祖辈曾经讲过的故事,但已经不那么“原生态”了。作为调查
    的主体——参与考察的专家,虽亦有重视传说的意念,如张啸虎说:“民间故事是不能低估的。不见录
    于书本,有矛盾;但口碑载道,有时比石碑还有力量。”但在多数经院学者心目中,对传说总的来说是
    不太看重的——“民间传说不能作为进行考证施耐庵家世生平事迹的依据”,几乎成了铁的准则。继续
    民间传说搜集和研究的,主要是刘冬等江苏人士。
        刘冬的最大贡献,是将多种传说进一步的贯通。1982年10月,有学者撰文说,常熟河阳山也有一施
    耐庵墓,意在反证兴化施耐庵之不足凭信。刘冬得到信息,两次到江阴、沙洲、常熟调查,知河阳山
    (凤凰山)永庆寺文昌阁旁曾有“施耐庵墓”(实为施耐庵衣冠冢),墓碑刻“施耐庵之墓”五个隶
    字,旁刻王勃《滕王阁序》八句诗,稍下刻“一帆风送滕王阁”,后署“壬戌之秋桂月望日”。相传施
    耐庵与永庆寺方丈友善,曾寄住寺东文昌阁写《水浒》。又访得施耐庵在江阴祝塘徐家、花山夏家、沙
    洲杨舍大窑陶家及河阳山徐家教书的行踪,据《徐氏家谱》,知徐麒生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推定
    施耐庵在祝塘为至正二十六或二十七年(1366、1367);又从王逢赠鲁渊诗中,得知鲁渊亦在江阴璜塘
    教书,则施耐庵与鲁渊有第二次相逢的可能,填补了施耐庵至正二十三年(1363)离张士诚幕至“及世
    平怀故里兴化遂白驹”之间的历史空白。其中,对王逢怀张士德诗的考证,钱谦益关于张士德被俘地点
    “湖桥”的考证,使施耐庵另一首赠鲁渊、刘亮的佚诗“相思相见总生愁,况是河桥欲去舟”获得了合
    理解释。总之,本来看似毫无意义的材料,甚至是被认为是对证实不利的材料,在整合贯通中,却获得
    了正面的价值。
       刘冬又将触角延伸至山东郓城。相传明洪武间郓城周庄举人周文振,曾知江南袁州府,著有《周铎笔
    记》,中载施耐庵元泰定间赴试大都,落第后得刘司业荐,至郓城任训导事。此种传说,是“荒唐不
    经”,还是“事出有因”?刘冬亲往郓城吴店村实地考察,见刘司业先茔碑立于泰定元年(1324),铭
    文为国子监祭酒蔡文渊所撰。蔡文渊事迹《元史》有记载。以祭酒之身分,为司业刘本善先茔碑作铭,
    亦正相宜。又据《元史》本纪第三十泰定元年:“三月丁亥朔。……戊戌,廷试进士,赐八刺、张益等
    八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会试下第者,亦赐教官有差。”连会试下第荐为训导之事,在时间、地点、
    事由上都有了根据。山东非施耐庵故乡,当地人无夸饰以自炫的必要;郓城与兴化相距遥远,两地传说
    绝无相串可能,竟能如此吻合,结论只能是皆非无影之谈。
       顾公燮《顾丹午笔记》载:“施耐庵,钱塘人,与刘青田相契。明太祖搜罗人材,刘荐耐庵,命访
    之。适耐庵作《水浒传》甫竣。刘阅之,遂不言荐。归报太祖曰:‘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
    矣。用之何益!’”浙江青田乃刘伯温故乡,大量流传施耐庵与刘伯温的传说,不仅与兴化、江阴的传
    说相应,且一律将施耐庵说成高于刘伯温的角色,尤见特色。
       关于诸多传说的贯通,刘冬的理论是“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分析方法”。他在《江海学刊》1983
    年第4期发表《施耐庵文物史料辨证》,谓《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他生活了数十年;在他数十年的生
    活中,必然留下许多痕迹”,这些痕迹,或体现在地下出土的文物,或体现在历代传抄的史料,或体现
    在民间口头的传说:表现形式不同,其为施耐庵之“痕迹”则一:“过去的笔记有许多也不过是传说的
    记录;现在保存于人民口头上的传说,也就是未曾笔记过的‘笔记’,其价值是绝不能用一两句话就加
    以抹杀的。有关施耐庵的数十则至今人们还在讲着的、分布在山东郓城,江苏江阴、沙洲、兴化、大
    丰、淮安和浙江青田的传说,至少也是施耐庵实有其人、在这些地方活动过的极重要的证据。正如树投
    在水里的倒影,因为水波的折射,往往随着水波的大小而改变其形状。无风的时候,倒影接近于全真,
    大波的时候,倒影接近于全无:但总有真实的树在岸上,作为倒影的来源。”
        这一方法的精萃之点,在将施耐庵当作一个人,一个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活动的有血有肉的立体的活
    人,进行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分析:一方面,从纵的方面着眼,看在不同时间切点上留下来的踪迹
    能否构成一道完整的人生轨迹而衔接无痕?一方面,从横的方面着眼,看在同一时间切点上与不同人物
    的交往联系是否同他的意愿或投谐或冲突而浑然契合?实践证明,种种要素都活生生统一于一个人身
    上,因而确乎是“我们所要证实的施耐庵,而不是任何可能的施耐庵”!
        有人对这种方法不理解、不赞成,甚至讥讪为“不正规”、“不科学”。看来,在施耐庵考察问题
    上,需要寻找更有力的理论支撑,实现理论的提升。
        其实,无论是1952年的调查,还是1982年的考察,路子是对头的,方法是科学的。在这方面,既有
    中国的史学传统可资借鉴,又有新起的研究方法可供对照。
        先说传统史学。1952年,距元末明初(姑以洪武元年1368计),已历584年,岁久年荒,材料湮灭,
    要揭开“施耐庵之谜”,难度确实不小;而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动笔写《太史公书》,距黄帝时代,至
    少3000年,这并不妨碍司马迁将《五帝本纪》置于《史记》之首。那么,他是怎样处理黄帝的历史呢?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
    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
    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
    《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
    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司马迁当时面临的问题是:1、“《尚书》独载尧以来”——正式的史籍没有关于黄帝的记载;2、“百
    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传说不为荐绅先生认同;3、“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
    儒者或不传”——虽有材料,但多散佚不传。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到全国各地去考察调查,“西至崆
    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所到之地,老人们纷纷讲说他们那儿确实是黄帝和尧、舜活动
    过的地方;据他的观察,那里的风俗和文教,确实也很有与他处不同的特点。于是便“并论次,择其言
    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1952年文化部调查组得《兴化县续志》施耐庵的记载,考定其出于1919年
    方志大家李详之鉴定,与元末明初的距离,缩短为551年。《施氏长门谱序》,题署乾隆四十二年
    (1777),与元末明初的距离,又缩短为409年。序谓“自明迄清,相延不堕”,直续明代开国,步步落
    实,环环紧扣,不容置疑。
        司马迁的好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到处向长老请教,“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
    处”,只可惜没有统计出访问了多少人次,召开了多少次座谈。而文化部调查组在三个月中,访问了施
    家桥、施家庄、何家桥、清水湾、施院庄、施家墩子、茅家园子、施之垛,盐城、扬州、兴化、东台、
    白驹、草堰、江阴共二百多人,访问的状况可用“皆各往往称施耐庵之处”来形容。《报告》还列出了
    “有关《水浒》和《水浒》作者问题的来信摘要”一章,说:“我们在采访过程中曾先后从报社、杂志
    社转来许多读者给我们的来信。这些来信。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调查线索,并对我们的调查工
    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附图5)摘要中有钱涛(南京)、李兴浦(江阴)、陈锡度(武进)、王者
    兴(兴化)、薛宗元(南京)、喻蘅(上海)、苏州市文联、范烟桥(苏州)、沈本渊(泰州)、黄业
    儒(泰州)等10人的意见,充分反映了传诵施耐庵身世的广泛群众基础。正如司马迁所说,“书缺有闲
    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只有“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方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却是难为“浅见
    寡闻”道者也。
        再说时下甚为学界推崇的三重证据法。先是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
    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
    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形成的,代
    表人物为黄现璠(1899-1982)。三重证据便是: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材料、口述史料。“三重证据
    法”之所以新,就在它增添了“口述史料”这一项。1952年的调查,1982年的考察,莫不环绕这三重证
    据:《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纸上之材料”;《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
    地照》,是“地下之材料”;山东、江苏、浙江绵延千里、流传百年、无数人在讲述的有关施耐庵的轶
    闻传说,就是“口述史料”。施耐庵的“口述史料”,往往为不能“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所鄙薄,
    殊不知这恰恰是施耐庵考证的最强项。请问,已经被确认身份的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有
    这么多的“口述史料”吗?再请问,不赞成兴化施耐庵的人,能在别一处地方寻出这么多的“口述史
    料”吗?为什么从山东一直到浙江,都流传施耐庵著《水浒》的故事?一两个人能造成这样一种局势
    吗?兴化施耐庵身上,三重证据紧密合榫,浑然相扣,不仅为中国文化史所罕见,亦是世界文化史上的
    奇观。除了兴化施耐庵,少有第二人能臻如此境地;施耐庵生平考证,是“三重证据法”的辉煌成就。
        侯敏泽1982年8月在首都座谈会说:“52年《文艺报》调查,我是经手人。当时刘冬同志写信,我们
    很高兴,很重视。刘冬同志发现了线索,当时我们比较相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水浒》,卷
    首《关于本书的作者》说:“从这两个文献来看,施耐庵是一个历史人物是完全无可怀疑的,而《水
    浒》是施耐庵的创作,也是无可怀疑的。”在发现了更多的文物史料、民间传说,并进行了更为充分研
    究的1982年,不是更坚实地支撑了“施耐庵是一个历史人物是完全无可怀疑的,而《水浒》是施耐庵的
    创作,也是无可怀疑的”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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