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缝里的智慧 　文／E龙 辜鸿铭先生在西方，肯定也受够了“鸟气”，以至别人说西太后的坏话，他都感到像被掘了祖坟，于 是猛揭近代化疮疤，大树春秋大义，实乃今日“后学”之先祖也。 精英们因为感受到文化歧视而发“不可现代化”之论，其情可悯；而拿整个民族亿兆之众的未 来争其一时之快，于理何堪？这种赌气学问，不说面向未来，就是比“师夷长技”也还差几把火。 　　向来知道中国人并不缺乏聪明才智，否则中华民族何以能有“勤劳智慧”的特性？ 然而，我又向来知道中国人虽然有智慧，但智慧比之于勤劳又具有特别的危险，智慧一旦滥 用，就不免想入非非，得陇望蜀，生在福中不知福，以至于癞哈蟆想吃天鹅肉。所以对于人的智慧总得有 些管理，才能睡得稳太平觉。这是从焚书坑儒以来惯有的路数。智慧管理，无非是堵与疏。 　　这个想法不准拥有，那个方向不准思考，这里不许观望，那里不许用心，这乃是堵的一 面。 然而又不能全然堵上，故而还要将智慧导向某一些方面，使之向着符合管理者意图的某个地 方着力。为什么不尽然堵上呢？这还真得感谢智慧的管理者们对于人的本性有着深刻的了解。因为人长了 脑壳，这种思想的能力倘要加以灭绝，不说是绝无可能，也实在是难上加难。所以，这也不准那也不准之 余，开一道智慧之光可以通过的门缝，便是很必要的。这正如人长了嘴巴，要吃饭要说话，能不能吃饱， 可不可“乱说乱动”，是一回事，但务必使之能吃到东西，有话可供之一说，喊喊“万岁”也是说话嘛。 比如说明代，把科举的办法弄得精巧万分，纤细无比，答题有格式，应试须秉程朱之学，出 题又常选择“必先”之类的虚玄之词。这样一导，便把智慧都“疏”到读“精选程墨”之类的应试大全上去 了。堵的办法呢，当然也有的，比如说你不能提议要设一个宰相，否则“论以极刑”；你不能远离朝廷，以 自显风操不凡，否则“不为君用”，还是“论以极刑”。至于像卓吾先生那样事事想法与人不一样，更加不 行。就这样一堵一疏，便把人的智慧都引到很让人放心的地方去了，史称朱元璋以程朱之学考试科举， 是“不见焚坑之焚坑”，可见其智慧管理的手段毕竟要比上古时代高明很多。 　　近来复习清史，忽然想到清代的皇帝比起明代诸皇来，更是“智慧管理”的高手。例如 堵的方面，明代还没有“堵”上翰林院官员与地方长官进言之道，清代则有制度，京官、地方官只有达到相 当高的级别才可以专折言事。又如明代虽有不许生员建言之制，却一直没以有贯彻，清代则严格执行规 定，“凡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此外还加上两条：读书人不许立监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 刊刻。违者如何，文字狱就是下场。 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至今人们不知其为功魁还是祸首。可以肯定，这一次重大修撰活 动，是达到了“堵与疏相结合”的目的。堵，一是寓禁于征，征天下之书，不合意的顺手禁掉；二是修改各 书内容文字，无论一本书写于宋代还是明代，都要去掉与清朝乃至女真金政权有违碍的字句，使之符合“有 大清国才有幸福今天”的现实。 　　清朝智慧管理的又一妙手，乃是建立官办书院。书院自宋代大兴，一直以民办为主，士 人聚会山林，讲习民间，私门授学，各传心得。清代的智慧管理者是很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两 宋时期的士人争执与明代末年的士林清风，就是民办书院使国人智慧失去控制的典型证明。所以书院还是 以官办为好。“民之秀者已升于学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于书院。升之学者岁有饩，升之书院者月有饩”（袁 枚《书院议》），人往书院里一放，一年或一个月官家有赏赐。吃了人家的东西，自然要为人家说话，做 人家想做的事，“拿我们的东西，吃我们的饭，还骂我们”，总不是道理。 如此堵一堵，疏一疏，塞一塞，导一导，方向就很明确。长嘴要说话，就唱唱“我大 清”吧；长脑袋要想事，就往故纸堆里头钻吧，反正那里的学问深得很，一辈子考订一个字的用法，就是了 不起的智慧劳动了。考据之学兴盛，原因便在于那学问正是智慧管理者所开的门缝。大家往那门缝里一 钻，有的是事做，只感叹自己时间不够用，也就不再想别的东西了。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经过智慧管理者的堵与疏，创造力还能够有多少？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除了在防范智慧失控的管理上来的创造力有些可爱，其它的创造力恐怕是越少越好。 　　门缝里的智慧，是鉴于大脑的思考功能实在无法消灭而勉强设置的一种思考通道，这通 道指向哪里，是清清楚楚的。不知多少人走在这通道里，幸福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