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心中的雕像 秦菲 　 一 繁华的上海市淮海路上，一所闹中取静的公寓里，居住着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上海市第六、七届政 协副主席张瑞芳女士和她的老伴上海电影局离休干部严励先生。 在张瑞芳的卧室兼客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周恩来的半身坐像和一副由周恩来亲笔书写的“闻鸡起 舞”的条幅。我们知道，张瑞芳五十多年的艺术生涯，包括她的亲属，都和已故的周恩来总理有着非同寻常 的交往和情谊。 张瑞芳出身在北平一个民主气氛很浓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位陆军中将，曾任国民革命军炮兵指挥官， 北伐途中不幸逝世。张瑞芳的母亲是位坚强的女性。被人誉为“八路军大姐”和“北京女杰”之一。张瑞芳 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承担起抚育五个儿女的重任，并和子女一起走上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他们全 家无一例外地先后都成为共产党员。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她们的家成为学联学委们秘密集会 最安全可靠的地方。张瑞芳的姐姐还时常带些宣传革命思想的小册子回去，并不断向母亲和弟妹们讲述红 军长征的消息和意义。 张瑞芳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教育，为她以后的革命道路打下 了基础。1937年8月，张瑞芳从北方转到重庆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底加入共产党。从此，张瑞芳从一个 民族解放先锋队员成为党员，从一个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战地宣传员成为专业的话剧演员，她以演员的身 份，以话剧为武器，在党的领导和周恩来的指示下，为党的事业和当时的抗战文艺做了许多积极的宣传和 推动工作。 1942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以更多的时间关心和支持重庆最有影响的进步话剧的演出，为揭露 国民党顽固派对外妥协投降的卖国行径，年轻的张瑞芳和金山一道，演出了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 原》。当时这出戏，周恩来几次出席观看，并保留了这个戏的全部剧照。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新华日报》 也刊登许多赞扬这个戏的诗文。 在《屈原》之后，张瑞芳和金山又合作演出了根据巴金原著曹禺改编的话剧《家》。舞台上的情侣， 终于成为生活中的伴侣。1944年春天，在山城的胜利大厦礼堂里，由杜月笙主婚(因为金山是杜月笙的关 门弟子、《恒社》的成员，但没人知道金山和张瑞芳都是由周恩来单线联系的一对地下党员)，张瑞芳和金 山隆重举行了婚礼。那时候的金山，以著名演员的身份、及亲友中颇多国民党的要员的社会关系，为党的 事业做了许多特殊的不为人知的工作。 当新中国诞生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时，廖承志院长曾幽默地向大家介绍金山：“我向大家介绍 一位名闻全国的共产党特务----金山，他担任青艺的副院长……”很多人听完后十分惊讶，想不到金山竟是 一位隐蔽得那么深的地下工作者!会场即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张瑞芳的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母亲，听 到传闻，当时并不了解金山的特殊身份，她很生女儿的气，觉得女儿没出息，竟和这样的人搞到了一起， 从心中当她死了一样。1943年夏，周恩来从重庆去延安参加整风，当她得知张瑞芳的母亲也从晋察冀根据 地来到延安，便接见了她和她作了长谈。这位昔日的将军夫人此时已是八路军的一位大姐棗廉维同志了。 她见到周恩来便倾吐了心中对女儿的怨恨，周恩来听后不禁笑了起来，对她说：“你可把小芳冤枉了，她一 直是我管着的。” 张瑞芳的母亲这才恍然大悟，女儿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教育下工作的，她是又激动又后悔，万不该 错怪了女儿。她对周恩来说：“小芳离开我已好几年了，现在我真想见她啊!”1945年冬，有一天，正在演 戏的张瑞芳接到秘密通知，说她的母亲到了重庆，让她戏演结束后去红岩村。 张瑞芳想见母亲的念头已经很久了，这几年心里想像中的母亲，仍是母亲在北平时那种梳着发髻、穿 着旗袍的模样。当她在红岩村接待室见到头戴八角帽、身着延安的粗呢制服的母亲时，不禁边哭边笑地 说：“娘，您变了，变了……”母亲也流着泪说：“这些年我对不起你呀，我一直把你当成死了一样，没想到 你是周副主席亲自领导着的……” 张瑞芳的母亲是位杰出的女性，她在延安时曾向周恩来详谈过自己的家世和各种经历，心中有什么难 言之事也都和盘向周恩来吐露。谈话后，周恩来从延安带给张瑞芳的信中写道：“你的母亲很值得人钦佩， 她的许多事情，你们做儿女的都未必全都知道……” “八路军大姐”在和周恩来一次谈话中，还吐露出一个心事，她说：“我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死在晋察 冀边区，还有一个大儿子，是黄埔军校八期的，现在国民党军队里是个炮兵军官。当年，我不想让他报考 军校，但他脾气倔犟，说父亲是炮兵，是死在北伐战场上的，所以他坚决要去。这些日子我老在想，如果 能把他交给党、交给您管，我就放心了。” 不久，抗日战争胜利了，张瑞芳的哥哥要来四川和同学的妹妹结婚，还要到重庆来看妹妹。张瑞芳知道这 消息后立即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表示：“他来了，我要见他。”后来，张瑞芳的哥哥到了重庆，周恩来为 避开特务的耳目，特用郭沫若的汽车去接，并交待张瑞芳让她的哥哥在指定的时间和路口等候。 周恩来见到张瑞芳的哥哥，两人关起门来谈了很久。谈到最后，张瑞芳的哥哥表示，决不参加内战， 并要求就留下不走了。周恩来认为，他现在还是暂不留下来更好，耐心等待时机。 张瑞芳的哥哥在四川度假，同时等着上面的消息。一天，他收到上级命令，让他去青岛接收美式军事 装备，并给予提官加级。这情况周恩来也很快得知，他觉得内战在即，时机已到，便用“军调部”美国飞机 往返重庆延安之便，将“八路军大姐”接到重庆，先和女儿见面，再让她与儿子长谈。张瑞芳的母亲来到重 庆前，周恩来又事先对各方面的工作做了细心周密的安排，就连张瑞芳母亲作为从北平家里出来，和国民 党炮兵军官的儿子见面时应为她赶制什么样的衣装才符合身份，也都一一考虑到了。 内战开始，待张家口一解放，张瑞芳的哥哥就参加了华北军区聂荣臻的部队，解放平津的时候，他是 炮兵营长。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八路军大姐”的心事终于圆满解决了。 1960年7月，张瑞芳的母亲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周恩来得知后，还特意认真地为张瑞芳的母亲题写 了《廉维同志之墓》的碑文。 张瑞芳回忆到这里，不由深有感触地说：“总理不仅对我非常关怀，而且对我的母亲、哥嫂、姐姐、姐夫、 妹妹、妹夫都有过接触，也给了许多关怀。我这么说，并非是为了表示我的家庭有什么特殊历史，而是从 这个角度说明，周恩来关心周围一切的人，做人的工作是那么的细致，那么的深入。” 二 周恩来对张瑞芳除了在生活、学习方面给予了许多关心之外，在政治上的要求也很严格。 一次，周恩来从延安参加整风回到重庆，热情洋溢地向张瑞芳讲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的重要意义，谈到在这篇文章指引下产生的秧歌剧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谈到他自己看大型秧歌剧《白 毛女》时的激动心情。周恩来表示在重庆看演出，即使是比较好的，使人感动的程度也无法与看《白毛 女》相比。周恩来并谈到叶剑英看完这个戏后也讲：英雄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过去看戏从不 哭，而看《白毛女》时却忍不住流泪了。周恩来对张瑞芳又提醒说：“你在重庆现在虽然还不可能演这样的 戏，但思想上要明确。” 1941年春夏之交，在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社一间僻静的接待室里，张瑞芳第一次以党员的身份向周恩来汇 报。虽然在此之前，她早已多次见过周恩来，但像这样单独向党的领导全面汇报工作还是第一次。所以， 开始时，张瑞芳的心情既紧张又激动，一时不知如何汇报才好。周恩来便亲切地和她拉起了家常。张瑞芳 谈了自己的家庭、经历和文艺界的演出情况等等，周恩来认真耐心地听着并不时插问。就在不知不觉中， 张瑞芳感到不再拘束了，谈话也变得轻松和有条理了。她敞开心扉大胆谈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 周恩来听完张瑞芳的汇报，告诉她：“我以后跟你直接联系，但我太忙，形势也很复杂，不能够按期 让你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可能以后有事才会找你。”接着，周恩来又认真严肃地要求张瑞芳，“越是在这种 情况下，越是要记住组织上的要求，我希望你能做党的好演员。” 这次谈话对张瑞芳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做党的好演员”这句话，也成了张瑞芳在以后艺术道路上的座 右铭。 1946年1月底，张瑞芳离开重庆前，当时周恩来正在和国民党进行紧张的谈判，张瑞芳想周恩来实在 太忙了，不能再打扰他，就写了一封信向周恩来告别，没想到周恩来在百忙中还是约见了她。一天晚上， 张瑞芳来到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周恩来得知张瑞芳最近检查出了肺结核时，就对她说：“你性格开朗，相信 你定会战胜这样的疾病。”接着，周恩来概括地讲了当前形势，和谈虽在进行，但要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更 复杂的战斗。最后，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说：“可能有一个阶段党的机关离开你们远了，你们要慎重，无论 在什么情况下，对党要做老实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经得起事实和历史 的考验。”周恩来这番话使张瑞芳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周恩来伸手向张瑞芳握别时，张瑞芳透过泪水断断续 续地说：“您能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和您再见……”周恩来满怀信心地说：“在一个时期内不可能再见面了， 但再见面的时间也不会太长的。” 抗战时期，重庆八年，由于周恩来的领导和关心，大后方的话剧运动出现了一个兴旺的高潮。每次， 当周恩来、邓颖超带着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来看话剧演出时，张瑞芳就像有股暖流流进心里。在有特务来 回串动的后台，演员们会心地交流着喜悦的眼色：周恩来、邓颖超来看演出了!候场的演员有时偷偷扯开幕 缝，寻找周恩来坐的位置。聚精会神看戏的周恩来大概没有想到，一双双发光的眼睛，正借着舞台余光的 反射，注视着观众席里的他的表情，然后变成耳语传开去…… 参加这样的演出后，一些文艺工作者也时常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曾家岩50号安排的亲切接待。朴素 的便餐，有时是八路军战士做的，大家吃得特别香甜。周恩来像对老朋友一样和大家边吃边谈。令张瑞芳 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她有时会被通知悄悄留下，单独会见周恩来和邓颖超。每逢此时，周恩来和邓颖超会 更直接地谈到对她表演的意见，询问她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张瑞芳还记得邓颖超有一 次见到她，特意拎起一个悬在一根细麻绳上的冰糖结晶体，摇晃着对张瑞芳说：“小芳，你演戏辛苦了，给 你吃点冰糖吧，这对嗓子好。”周恩来见了也在一边高兴地笑着。回去后，张瑞芳把这美丽的水晶球长久地 挂在书桌前，看着它心里觉得比糖还甜。 三 新中国刚成立后，张瑞芳当时身体还未痊愈，还不能参加工作，心中十分焦躁。有次，张瑞芳要求周 恩来在她的纪念册上题词，周恩来即针对张瑞芳的思想写道：“戒骄戒躁，努力学习，搞好身体，为人民服 务。”(原件现存中央文献纪念馆)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以后，张瑞芳准备落实工作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张瑞芳搞话剧还是搞电影议论起来。 他们先是因张瑞芳比较熟悉话剧，赞成继续搞话剧，后周恩来经考虑又说，还是搞电影吧，电影工作群众 性较强。文代会期间，张瑞芳看了大量解放军文工团和地方文工团的演出，强烈的战斗气息使她十分感 动，但同时感到自己不行了。当时有的同志见张瑞芳身体也不好，劝她改行到行政机关工作。张瑞芳跑去 向周恩来请示，强调身体不好，不能再做演员了，谁知，周恩来目光如电一般看了张瑞芳一眼，他那锐利 的眼光仿佛看穿她的内心。周恩来严峻地说：“怎么，你思想上产生动摇了吗?”经周恩来一说，张瑞芳立 即打消了改行的念头，决心从头做起，深入生活，为新中国的广大观众服务。 从1963年到1965年，张瑞芳在朝鲜话剧《红色宣传员》中，成功地塑造了朝鲜农村姑娘李善子的角色。 在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进行舞台演出和改编拍摄电影的创造过程中，张瑞芳又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关 怀。周恩来特地给张瑞芳打了两次电话，询问演出和工作情况。电话以后，张瑞芳将电话内容全部记录在 自己的日记本上，并躲过“文革”中的清查，完完整整地保存至今。 1963年4月25日晚，周恩来在上海市府大礼堂看了张瑞芳主演的话剧《红色宣传员》。戏演结束后，夜间 12时30分，张瑞芳家中的电话筒里传来周恩来的声音棗“我刚才忙着开会，没有上台，你告诉大家吧。现 在我刚从主席那里回来，一进门就给你打电话。” 张瑞芳高兴地说：“我正在等着呢!” 周恩来谈了晚上演出的观后感：“戏很好。你的善子给我的印象很新鲜，出乎我的意料，和过去别的角色不 一样，年轻有了，朝鲜味也有了，是像个年轻的娃娃。只是过于注意了这一点，在有的地方就使你语言感 人的长处发挥不出来了，还可以放开一些。 周恩来又告诉张瑞芳：“主席也问你们的戏了，同去的人都说好。你们演出水平是高的，只是感到有 些地方还不十分调和。有的人物夸张得多些。回去我要再看一下北京的演出，再比较一下。” 张瑞芳也谈了对北京演的戏的看法：“北京的演出很调和。但我感到善子太平静不突出，只看到崔镇 午。整个戏抒情味浓，戏剧处理比我们淡。” 张瑞芳说：“大家等着想见总理但知道您忙。您能来看戏，大家兴奋得不得了。有的人‘吃螺蛳’(台 词 打结)，我一上场也‘螺蛳’一个!” 周恩来笑了起来：“还不觉得。我刚开会回来，进门打电话给你，你也才回来吧?” 张瑞芳说：“我回家路上要三刻钟。” 周恩来向张瑞芳再次提出要求：“过了6月，你们下半年就可以去朝鲜了。在庄稼长出来的时候，生活 一下，多多向他们学习。在工作和生活里学习政治。” 张瑞芳体会出周恩来最后一句话的份量，她表示：“我们尽量能学更多的东西回来。” 周恩来说：“好了，电话打了，你可以睡得着觉了。” 电话打完了，张瑞芳仍久久地沉浸在兴奋和激动之中。她一夜未睡，拿起笔记本详细地记下这次电话 内容。1965年初，由王炼改编、郑君里导演的《李善子》影片拍成了，但因“文革”的风雨欲来，影片未 能和观众见面。 四 新中国成立后，张瑞芳深入生活，勤奋学习，不但参加许多话剧演出，还拍了十多部电影，着力塑造 了许多感人的艺术形象，并捧得了全国第二届电影百花奖中的最佳女主角的桂冠。1962年，张瑞芳参加了 故事片《李双双》的拍摄工作，文化部有的领导对这部影片不满意，加上了“喜剧不喜”、“内容不好”等评 语，当时张瑞芳也有些不解，认为自己没演好。影片刚上映，周恩来特地把张瑞芳找去，一见面就说：“你 拍了一个好戏!”当时张瑞芳还不理解，吞吞吐吐地说：“别人都说不好么?”周恩来笑笑说：“不能这样看， 这部电影内容是好的，艺术上也有不少可取的地方。”听了周恩来的话，张瑞芳十分激动，感到周恩来对文 艺工作者总是那么理解、鼓励和支持。就在张瑞芳在艺术道路上日趋成熟和完美时，不幸的是十年动乱开 始了。不久，随着形势的变化，张瑞芳不得不无辜退出艺坛，同时接受长达两年之久的隔离审查。 凄风苦雨，一年又一年。直到1973年4月，经周恩来做工作和提名，张瑞芳才得以参加了廖承志为团长 的“中日友好访日代表团”。张瑞芳已有七年没有见到周恩来了。在这七年里，“不要让周总理失望”这句 话，始终萦绕在张瑞芳的脑际，多少次梦中她还梦见自己在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和思想。 代表团在北京集中期间，张瑞芳终于真的来到了西花厅周恩来的住处。室内朴素的陈设依然和七年前一 样，只是紫色的沙发套洗得更泛白了。周恩来接待外宾未能回家，邓颖超接待了张瑞芳。两人相见谈了许 多。当时，张瑞芳很难过地说：“我的头发全白了，为这次出国才染黑的。”临别，邓颖超送张瑞芳到庭院 里上汽车时，张瑞芳又拉着邓颖超的手流着泪说：“大姐，这真像我在梦中见到的情景啊!” 几天之后，4月14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很多代表和张瑞芳一样，都是“文 革”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依次和很多人握手时都谈了几句话。当周恩来来到张瑞芳的面前时，他站 住了，慈祥微笑着打量张瑞芳：“头发染了?” 短短的一句话使张瑞芳又要落泪，她佩服周恩来的细心，她心情复杂地回答：“嗯。” 周恩来说：“再长出来怎么办?” 张瑞芳回答：“再染。” 周恩来听了哈哈地笑了起来：“谁给你出的这主意!” 这天晚上，周恩来几个小时的谈话接触到很多方面，事实上是回答各方面代表提出的问题，消除大家 存在的一些思想顾虑。在谈到影片《李双双》时，周恩来相当气愤地说：“这片子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 要批判……”并当场点名“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来回答。后来，周恩来又说：“要历史地看这个片子，这片 子总的倾向较好，李双双做了许多事情是为公的嘛!只是丈夫的思想有点中间。”在谈到老中青年龄问题 时，周恩来幽默地说：“叶帅曾将中年岁数提议延长到60岁，我倒同意他的算法。”接着，周恩来又遥对张 瑞芳说，“瑞芳，你还有五年啊!” 周恩来这突然一句话，在座有的人可能听不懂，但张瑞芳却感到无限温暖。这是周恩来针对她的思 想，鼓励她继续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啊!可是，张瑞芳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周恩来对她的当面鼓励，竟是她 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了。 1977年5月4日，张瑞芳来到北京，参加北影拍摄的上下集故事片《大河奔流》。在这部影片中有周 恩来出现的镜头，这使张瑞芳兴奋不已。她要尽最大的努力，塑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来纪念她所敬重的 周恩来。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张瑞芳听说郭沫若因病住进了医院。5月23日下午，张瑞芳就和赵丹、黄宗英、 凤子、李准等人到医院探望。 郭沫若因年龄和病情，听觉不好，但思路清晰，仍有惊人的记忆力。 张瑞芳问了些病情后，她告诉郭老：“几家电影厂都有人在创作关于周总理在重庆领导斗争的剧本，他们向 我了解重庆文艺界的情况时，我都提到郭老的《棠棣之花》和《屈原》等话剧的演出。” 黄宗英接着说：“瑞芳至今还记得郭老朗读剧本时的声调和感情。” 张瑞芳听黄宗英这么说，不由大声模仿起郭沫若当时热情奔放的声音朗诵：“婵娟我的女儿，婵娟我 的弟子，婵娟我的亲人啊!”张瑞芳原想使郭沫若感到高兴，但她的声音在颤抖…… 在场的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哭了…… 郭沫若支撑着病重的身体注视了张瑞芳一会说：“你们为演我的戏受苦了!” 这时，张瑞芳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高声喊着说：“我演您的戏，我觉得光荣，我一辈子都觉得光 荣!” 饱尝十年动乱之苦的于立群也擦着眼泪说：“我很久不掉泪了，今天是怎么回事?” 是啊，几十年多少往事，只要几句话就唤回来了，谁能不动情，他们原可以笑着回忆过去，但此时都忍不 住要掉泪。他们都在怀念周恩来啊!如果他们在周恩来身边，尽管他们都白了头发，他们也会和周恩来一起 朗声大笑的。 张瑞芳擦了擦眼泪，她又告诉郭老：“我最近正参加《大河奔流》故事片的拍摄，这部影片将第一次再 现周恩来的光辉形象。” 郭沫若沉默了一会，无限感慨地说：“可惜总理看不见了……” 这句话，也正是张瑞芳心里要说的啊!是的，周恩来再也看不到她演的戏了，但周恩来永远和他(她) 们同在。 当谈及周恩来的故乡淮安将建立周恩来的雕塑时，张瑞芳满怀深情地说：“周恩来的家乡我虽没有去 过，但我是有感情的。立什么样的周恩来塑像，我有些想法。我以我个人经历和感受认为：周恩来和我们 既是同志又是朋友，既是领导又是内行和兄长。他办事非常认真，他尊重每一个人，他听任何人讲话都专 心致志不分神。他和人握手也从不旁视打哈哈，他总是专注地看你，两只大眼睛像剑一样，仔细记着你的 特征，下次再见面时，就能说出你的名字和在什么地方见过面。我希望在周总理家乡见到的总理塑像是亲 切的，有感情的，我心中的雕塑也就是这样：他时刻都在倾听别人的意见，倾听群众的声音，忧国忧民， 而不是板着面孔，高高在上的样子。” 张瑞芳的这番话，不仅道出了每个文艺工作者的心声，也道出了人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