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三篇 饮可 　　　　　　　　　　　　　　　　 早 春 　　1957年春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记得我在元南的小照后面写了句话： 　　“小乔初嫁了。” 　　这句话是苏东坡的词《赤壁怀古》中的。原文前后连起来是：“遥想公理当年，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那意思很明显，把元南比作小乔，我自然就是周郎了。踌躇满志 之态可见。 　　那时我是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慢性支气管炎于1956年7 月休学疗养。 元南那时已在桃源师范毕业，分配到县机关幼儿园当教师。她叫程度珍，小字元南， 是桃源县城关镇人。我们是1953年开始恋爱的，书信往来已经三载，所以我就决定休学时到 桃源与她结婚，结婚后也便住在她的家里。她家在桃源师范学校附近一条巷子里，那巷子名 叫观音巷，我便常戏称她是观音菩萨。她家只有一个老母亲，十分清静。 　　新婚燕尔，我便专门写作、读书。放学的时候，我便去幼儿园把元南接回来。我 们在桃源的街上走过，便招来许多惊讶和羡慕的眼光。那时她穿一件豆色的毛料旗袍，（这 旗袍是新婚之后我亲手为她改制的。）把两条长辫子高高地绾成两个髻子扎在耳后，她的体 型本来就很苗条，这一妆扮，自然更增加了风韵。我自己那时穿的是一套银灰色毛料西装， 打着领带，穿着背带裤子，样子也还潇洒。所以许多年后还有人说我们那时在街上“一走一 条浪。”那时刚解放，人们都想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是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男的一律穿干 部服，女的老少都穿列宁装，无论男女都穿解放鞋。而我们的衣着却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 我很奇怪，为什么把美好的东西都推给了资产阶级。 　　元南的那两间木板房，也是十分别致的。南面的板壁开了一长排玻璃窗子，从窗 内可以望见碧玉般的菉萝山，那山就绵延耸立在沅江边上。早晚都有白云缭绕，而近处则是 葱翠的田野，一片青绿。在这一排玻璃窗下便是我写作的大书桌，书桌后面是一把古藤靠 椅， 每到晚上， 我便坐在这把藤椅上写诗，元南伴着我，真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古人 也认为是人生最好的享受了。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元南曾送给我两件宝物。一件是一枝美国进口的派克金笔， 这金笔是她父亲的遗物，是在解放前赠给女儿的。这枝金笔后来随伴我在一个劳改厂里过了 三年，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可惜后来在砍柴的时候失落了。另一件是一块像玉一样晶 莹的桃源石印章，上面有鲜艳如桃花的花纹，有的殷红如血，所以又叫文石、泪石、也是非 常名贵的。我曾在一首旧体诗中说：“此生愿化桃源石，刻骨相思作印章”，那时我在《湖 南文学》（当时似叫《新苗》）上发表的《桃源断章》四首中，就有一首题名《桃源石》。 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 　　　　　　　　　　　　　　　　 桃源石 　　　　桃源石亦名文石，色润质坚，花纹华美，制成图章和工艺品，畅销国 　　内外，为桃源特产。 　　　　　　　　　　　　是桃花源林中的桃花瓣， 　　　　　　　　　　　　石头里绽开个美丽的春天； 　　　　　　　　　　　　是桃花源里的晚霞片， 　　　　　　　　　　　　天上的牡丹飘落人间； 　　　　　　　　　　　　是桃源姑娘水灵灵的服， 　　　　　　　　　　　　晶莹，明亮，幻想的光芒忽忽地闪。 　　　　　　　　　　　　姑娘送我一块桃源石， 　　　　　　　　　　　　她要我临摩着写诗篇。 　　这首诗自然是送给她的。我虽没有写明送给谁，但读过这诗的人都会猜想，我是 有一个美丽的桃源姑娘相伴着。 　　就在这一年间，我接连在《人民文学》、《星星诗刊》、《长江文艺》、《新 苗》、《湖南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作。1957年春天，《星星》诗刊 几乎每一期都有我的组诗发表。有人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便是人生最欢乐最得意 的时候了。而我这时候，也可以说是兼而有之了。 　　到了1957年4月， 我们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在欣喜之际，我甚至给医院的助产士吴贞慧也写了一首 诗，说她“用一双温柔的手掌，把一个新的世界捧给了年轻的父亲。”孩子取名路沙。那时 候我国与苏联友好，一切都是苏联的模式。苏联的文学艺术对我们那一代影响很大，连取名 也想仿效。我和元南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商定：如果是个女儿（我们希望生个女儿），就取 名露莎，像个苏联女孩的名字；如果是个儿子，就不要字头，叫路沙吧。除了像苏联人名音 译之外，还有点卑微的奉献意识：让他做一粒铺路的砂子吧。 　　总之，那个春天我们是幸福的。作品发表，新婚甜蜜，儿子出生，怎么一下都来 了呢？ 　　那时全国正搞大鸣大放，整党整风，一时政治空气非常活跃。与此同时，工农业 生产也在飞快发展，物产丰富，物价平稳，人民安居乐业。所以大家心情也很乐观，各界开 座谈会都能畅所欲言，我的眼前真是一片光明。 　　但也有些人心存疑虑。因为解放后几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批俞平伯、反胡 风等等）使有些人心有余悸。记得那个春天，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便在报上发表了一 篇文章，题目就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天气就是像李清照说的“乍暖还寒时 候”，这个时候“最难将息。”我当时也觉得文章写得好，说出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心里 话，或者说至少描绘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太 　　然而我当时的心态是洋溢着春天的温馨的。我相信我们祖国的未来，相信我自己 的未来。我天真地认为，旧中国一切污秽与黑暗全都被革命的浪潮冲刷干净了，从此道路都 是平坦的，开满鲜花洒满阳光的。我写了不少热情歌颂新中国的诗，如《洞庭湖之秋》、 《桃源断章》等等。我已经和当时涌现的一大批青年诗人如末央、邵燕祥、梁上泉、流沙河 等人并驾齐驱。我又是解放中南和西南的参加者，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我在战争中负过 伤、立过功、受过奖，各种纪念章和军功章在我胸前挂了一排。在大学，我还是学生会的文 化部长、校刊文艺版编辑，中文系团总支宣传委员。这时真的是满身光彩，自己也觉得浑身 充满了力量。我把鲁迅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写了贴在壁上，还和桃师的一位语文教师 赖汉屏照了一张像。他穿长衫，我穿西服，俨然鲁迅和翟秋白的样子。这就不仅是洋洋自 得，几乎可以说是狂妄之极了。 　　这年夏天，我便带着这样沾沾自喜的心情，兴致勃勃地离开桃源，回长春去复学 了。 　　那时正是暑假，元南抱着路沙，送我到常德。一路上她唱了许多歌，唱得同船的 人都回过头来对我们看。我们也不怕看，越看我们越唱。那时她能歌善舞，年轻漂亮，是桃 源县总工会组织的业余歌舞团副团长，排演过歌剧《王秀鸾》，哪里还怕别人看呢！ 　　到了常德，我们就住宿在我的婶婶桂悌家。悌婶那时在常德西堤小学给一位女教 师带小孩。这个学校背靠沅江，学校的教室后面，有一个长长的木板走廊。走廊下面便是滔 滔的江水。原来学校靠江的几间教室便是高悬在江面上，用木架支撑着的，是堤边的吊脚 楼。那走廊更在教室之外，所以便伸到江面上空去了。夏夜燥热。而这里却分外凉爽。我们 便拿了一床灯草席子，铺到走廊的木板上当床。但我们并不睡觉，却是相偎相倚在木栏杆上 看月亮。晚风一吹，景致和心情都极好，真的是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我们心里也 好像有一个圆圆的月亮。一会儿，那白絮般的一片浮云飘过来，把月亮遮得朦朦胧胧的；一 会儿，那浮云又飘散了，月亮反而格外光明，于是元南便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轻声低唱起 来： 　　　　　　　　　　　　 浮云散， 　　　　　　　　　　　　 明月照人来…… 　　　　　　　　　　　　 团圆美满今朝最， 　　　　　　　　　　　　 清浅池塘鸳鸯戏水， 　　　　　　　　　　　　 红裳翠盖并蒂莲开。…… 　　这是解放前曾经流行一时的一支歌，歌名是《花好月圆》，大约她此刻心里想 的，正是花好月圆吧。但这歌在解放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没有人敢公开地大声 唱了，只有在这静静的深夜里，她才敢伴着爱人小声地低唱。自然，我们心里都是甜甜的， 我们约定，以后每当月圆，我们就互相怀想，重温旧梦。 　　后来才知道：我们此后真是只能旧梦重温了。这个美好的夜晚是我们婚后最后的 一个幸福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我上轮船之后，伴着儿子路沙的一声哭叫，凄风苦雨就降临到 我们的身上了。我们婚后的幸福生活还不到一年啊！ 　　也许，我不该在结婚时写这样一副对联： 　　　期望三年，热恋三年，等待三年，过去那三年，经过多少泥泞雨雪； 　　　天真一对，纯洁一对，热情一对，以后这一对，还有许多离合悲欢。 　　对联写的那些话，后来都应验了。 　　我回到学校之后，还参加了学校的红专大辩论。我反对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 也反对只红不专，不学业务知识，我组织了一个“又红又专辩论团”，并且当了辩论团团 长。这时学校反右派斗争已近尾声，红专辩论就是反右斗争后的思想建设阶段。到了1958年 秋天，正当我们这个辩论团即将大获全胜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把我叫了 去。这个书记是我同班的好友，名叫宋维润，也是调干学生。他是北方人，曾在一个县里当 过区委书记，我把他当老大哥，戏呼他为宋大哥。当时他正培养我入党，连入党申请书的表 也让我填了。他把我叫去，十分惊异地告诉我，说桃源师范给学校党委来了一封信，寄来了 揭发我在桃源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材料，要把我划成右派分子。他先给我透了风， 让我有一个思想准备。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震得张口结舌，百思不得其解了。我的确万万 没有想到，我会被人划做右派分子的。我想我并非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虽然生长在旧社 会，但对那个黑暗的旧中国是不满的。在省立四师读书时，我和未央等人就组织了一个“乎 乎乎文艺社”，乎是文言虚字，表示疑问。三个乎表示疑问很多，问题很多。我们写的文章 都是对那个社会的揭露和讽刺。所以我们还没毕业就结伴自愿从军，加入了解放军，参加了 革命战争，出生入死在所不辞。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是真心热爱的，怎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 义呢？再说，从1956年到1957年，我是休学在家养病，没有参加过一次鸣放会，没有写过一 张大字报，也没有发表一篇争鸣的文章，桃源师范揭露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又从何说起 呢？莫须有吧！ 　　我当然不服，我向组织申诉我的不服。 　　“你有没有和桃源师生往来？有没有鼓励学生办墙报之类的事？”宋维润反问我 说。 　　哦！我记起来了。我和桃源师范的学生确实有过交往。我原先也是这个学校的学 生，1953年我从朝鲜归来，到母校去看望我二叔，在那里遇见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杨昌炽， 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认识闻一多先生，也爱写作，是他在初中就鼓励我走文学道路的，因 此我对他很景仰。在桃源师范重逢，自然都十分欣喜，他介绍我认识了语文教研组的赖汉屏 老师、杨林民老师、张新民老师等。还介绍我认识了赖汉屏老师的学生程度珍，而且我们很 快便相爱了。那年学校举办校庆，他又把我向全校师生作了介绍，并要我在晚会上朗诵自己 的诗，说这个学校出了丁玲、未央和饮可等作家诗人，是学校的光荣。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影 响。1956年我回桃源结了婚，住在城关，这几位老师就常到家里来闲谈，也有一些爱好文学 的学生来拜访，有的还拿着习作来要我修改。后来他们要办一个墙报，要我给取一个刊名。 我想到鲁迅的一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正是写少年求学的趣事，便对他们说： 　　“就叫《百草园》吧！” 　　他们拍手叫好，并要我写个发刊词，我也便写了。大意说，他们现在还只能算是 一些小草，但小草长大了是会开放出鲜艳的花朵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就闯下了大祸，后 来竞把（百草园》定为“反党小集团”。说党的文艺政策是百花齐放，而我们却用百草来和 百花对抗，百草就是毒草，百草园就是毒草蔓生的园地，所以《百草园》的成员全是反党 的，而我和赖汉屏等人便成了《百草园》的“黑后台”，于是我们便当然要划为右派了。当 时中学生中不开展反右运动，不好给那些学生戴帽，而在他们毕业分配之后，又在各自的单 位把右派的帽子给戴上了。这是一种什么手段，我至今还觉得悲哀。 　　这在当时，我是糊里糊涂的，一点也没有料到。那时我确信，党是光荣正确伟大 的，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我也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分明的。因此我要相信群 众相信党。我当时对大学的领导说：桃师的师生还在，时间过得不久，我认为一切可以对 证，我能把一切说清楚，讲明白，因此我要求回桃源去与他们对证。学校领导也认为我在校 表现很好，要定我为右派缺乏依据，现在的揭发材料都是桃源的事，确不确实也应该弄个水 落石出，所以也便同意我的要求，和桃源取得联系之后，由学校党委写了个委托桃源县委处 理的公函，要桃源派人接我回去，我也便等着桃源来人接我。 　　后来才知道，我那时太天真太幼稚了。我上火车，就发现来接我的人，简直就是 把我当作犯人解押的，在车上上厕所都被监视。一到桃源，他们便把我禁闭在一间空房子里 了。他们宣布：不许外出，不许和外人接触谈话，连家属也不能来往，甚至也不通知她们， 不让家人知晓。开头一些日子，只要我写反省材料，也不与我谈话，也不开会，我觉得似乎 一下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旷野里了。我有什么反省的？我写不出材料来，便写诗，写一些怀 念我的爱人的小诗。这些小诗因为都有真情实感，都很珍贵。后来似乎开过一两次批判会， 他们安排了一些积极分子，一上来就要我低头认罪，我一开口他们就喊口号，根本不容我申 辩。我不承认他们加给我的罪名，他们就动拳脚，说我顽抗，不老实。记得有一个姓陈的什 么老师，恶狠狠地冲上前来，伸手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把我的眼镜也打落在地下。我怒不可 遏，干脆咬紧牙关，一言不发了。他们没办法叫我认罪，只得再把我关进小房，不再开会 了。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早已把我定为右派分子，材料其实也早就写好，只等我 承认了，还有什么和我对证要我分辩的余地呢？我真的是天真得可笑啊！ 　　我在那个小房里，被他们关了几个月，直到这年12月，他们才向我宣布：学校决 定开除我的学籍，划为右派，由桃源县委送劳动教养。接着就把我们一群右派分子送到二里 岗红砖厂去劳动。大约一个多月后，又押到桃源，有一辆专车，把我们一群送往常德去了。 　　直到二十多年之后，我才听一些人说起，那时划右派分子，和后来评先进一样， 各单位都是有指标有百分比的。真是荒谬！而所以划到我头上来，主要是我得罪了当时桃师 的校长。他觉得当时桃师学生对我的崇敬超过了他，是我“占领了桃师的思想阵地”，使他 的威信下降了。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反省室记趣 　　1958年秋，我从长春被押解回桃源，关在桃源师范学校的一间空房子里。这房子 便是我的反省室。 　　当时我是东北人民大学的调干学生。我是想回桃源来把我的所谓右派言行澄清 的。谁知一来就被禁闭，失去了自由。会上也不容分辩，只有认罪的份儿，我这顶右派帽子 就这么铁定了。 　　我要求回桃源时，私下里还有另一个希望：就是我又可以因此看看我的年迈的母 亲，新婚的妻子和初生的儿子。我十分想念他们。 　　我离开他们一年了。分别的时候，儿子路沙还只出生三个月，还不会叫爸爸，只 在轮船响起汽笛、将要开走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哭叫。但那声哭叫，是因为他知道爸爸要 远离他而去，还是被汽笛惊吓得“哇”地一声呢？现在他应会叫爸爸妈妈了，我多么希望能 抱着他，让他叫我一声“爸爸”啊！ 　　还有我的母亲，一个孤寡的老人。她体弱多病，常年咳嗽气喘。我这个被她视为 命根的独生儿子，却有许多使她伤心的事的。这些年来，我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或者 就是不孝吧。记得我父亲去世时，只有三十九岁。母亲那时大约也就是三十七八岁吧。父亲 没了，留给她的仅有几亩祖遗的薄田和两个儿子——我和弟弟。可是第二年，九岁的弟弟又 夭折了，只剩下我和她形影相吊，孤苦伶仃。到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又瞒着她偷偷参加了解 放军，随部队走了。她得知消息后从家里赶到临澧，部队已开往常德，她又从临澧赶到常 德，部队又到了桃源，她又赶到桃源。部队却因参加衡宝战役，奔赴雪峰山前线了。她想见 儿子一面也没有见到。回到破漏的老屋里，把一只老母鸡一直养到我从朝鲜回国省亲的时 候。我结婚之后，把她从临澧鳌山接到桃源，和我们一起居住。岳母也只有一个独生女儿， 我便建议两家合成一家。仅仅过了一年，我又回长春复学。现在我被禁闭在这里，连见面也 不许。我成了罪人，我真的把她的心伤透了。现在我多么想见到她，跪在她的面前向她哭 诉、向她悔罪啊！然而这也是不允许的。 　　而我的爱人，我的新婚的妻子元南呢？她又会如何的伤心落泪呢？她是一个独生 女儿，父亲是国民党一个上校。她的幼年，曾跟着父亲在重庆、南京就读小学、初中。到了 1948年，她父亲觉得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可救药了，自愿请长假回乡，靠两架木机子与岳母 纺织度日。1949年桃源解放，因他是国民党军官，被送到西洞庭农场劳动改造，不久得了肺 结核病，终于病死在那个劳改农场。岳母胆小，连尸骨也不敢去收，遗体不知被人埋在什么 地方了。元南幼稚，坚决要与父亲划清政治界限，表示自己真诚拥护革命，连父亲的遗物也 不肯去认领。母女俩也是相依为命，在桃源师范认识了我，认为我才华出众，思想进步，经 过三年热恋，便嫁了我，以为生活从此幸福，谁知婚后只过了一年，我又划成了右派，她又 必须和我划清界限了，多么可悲可叹的命运啊！当地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该又是如何的 震惊，如何的痛苦呢？不，我不能让她痛苦，我不能接受对我的指控，我要向她去解释，我 是冤屈的，我深信她是了解我的，她知道我决不会去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事。我是多 么爱我们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啊！为了共和国的成立，又为了保卫这个新生的共和国， 我都流过汗流过血的，多少也是有些汗马功劳的。我们三叔伯兄弟一同参军，一个弟弟就牺 牲在朝鲜前线，尸骨抛在清川江畔，我怎么会反社会主义呢？ 　　啊，我是如此地思念元南啊！我认为这时候，只有她是能够理解我的，信任我 的。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命运是相连的。这个时候，我最怕她被这突如其来的不幸击倒，失 去精神的支柱，我必须安慰她，鼓励她，给她以生活的勇气，而且我也需要她的支持，她的 信任，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永远给人以力量的。 　　这一切便是我私心想回桃源的原因，可我没有想到，这一切都落了空，我被关在 这间反省室里，她们也许还不知道呢！ 　　这间房子据说原先也是一位教师住的，那老师划为右派之后，被送到什么地方改 造去了，于是他的住房临时做了我的反省室。 　　我反省什么呢？我没有什么过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我只有枯坐。 　　不，我不能枯坐，我有思想，我有思念，我有宣泄不尽的情爱。于是我写诗，偷 着写诗，用一些纸烟盒子偷着写一些精短的小诗。好在屋子里只关了我一个人，没有人在旁 边监视。 　　而且我写小说，写朝鲜前线的故事。记得其中一篇题名《下一站》，写一个抗美 援朝的汽车司机，一个英雄，一个很风趣很善良的英雄司机。还写了他与一个朝鲜老大娘和 一个朝鲜小姑娘的血肉深情。另一篇题名《香烟》，写志愿军的艰苦生活以及他们在患难中 的生死情谊。 　　但我写得更多的还是诗，是写给我的爱人元南的一些小诗。例如： 　　　　　　　　　　　　 越是没有信息， 　　　　　　　　　　　　 便越是爱得深沉。 　　　　　　　　　　　　 你从前写的些平常的信， 　　　　　　　　　　　　 如今字字都成了珍品！ 　　这是十分真实的情感，思念她的时候，我就把她写的一些信翻来覆去地看。又 如： 　　　　　　　　　　　　 纯静了的悲痛没有泪，我想。 　　　　　　　　　　　　 我不知自己是麻木还是健忘。 　　　　　　　　　　　　 再见时我怕只会对你傻笑， 　　　　　　　　　　　　 我得道了，再也不会悲伤。 　　真的是得道了，大彻大悟了吗？不是。这是一种巨痛引起的麻木，是灵魂受到严 重挫伤后引起的迟钝。 　　人们在痛极之时，往往会对一种幸福生活来一个否定，好像原本没有那些幸福会 好些，痛苦会轻松些。没有得也就不会有失。我写道： 　　　　　　　　　　　　 真不该认识你， 　　　　　　　　　　　　 不该走上女生部的楼梯， 　　　　　　　　　　　　 不该题辞，不该通信， 　　　　　　　　　　　　 不该做你的嫁衣， 　　　　　　　　　　　　 不该走那条山林的路回家，赤着双脚， 　　　　　　　　　　　　 不该有这些爱情的痕迹， 　　　　　　　　　　　　 成天折磨我和你！ 　　这些都是有真实的往事为依据的，1953年我去看我的二叔章道生，他那时在桃源 师范教数学，他和二婶就住在女生大楼一个教室的对面。我走上楼梯，迎面遇见一群天真活 泼的女学生，她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正嘻嘻笑着下楼，见来了个志愿军，便领我到二 叔的房里，一个个热情地向我问这问那，要我讲朝鲜的战斗故事，其中就有元南。她性格开 朗活泼，显得最为热情。谈了一会之后，她便拿出她的日记本给我看，要我针对她的思想帮 助她进步。我便在她的日记本上写了两页很有感情的题辞，记得我的开头一句话便是： 　　　　阅读您的日记直至深夜。 　　这自然是打动人的话，她看了之后哭了。甚至请病假没吃饭没上课，于是我约她 谈话，这就开始了我们的初恋。婚后我带她回临澧鳌山看母亲，走在山林小道上，路上泥 泞、便赤脚提着鞋走，虽是路滑，但我们是愉快的，浪漫的，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印象现 在回忆起来，反而增加了痛苦。 　　还有一首诗写得更为沉痛： 　　　　　　　　　　　　 蜜月中我俩嬉笑不休，说些傻话， 　　　　　　　　　　　　 说什么爱情是小偷， 　　　　　　　　　　　　 偷去了路，偷去了家， 　　　　　　　　　　　　 现在真的没有路也没有家了， 　　　　　　　　　　　　 只是孩子又在学话…… 　　这最后一句我不知是怎么跳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些小诗，就不一一抄录了。总而言之，在那间反省室里，我并没有写 出什么反省材料，却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使我写下了不少充满真情实感的小诗。 我并不觉得全是空虚与寂寞，甚至也不全是悲苦。 　　可是，我仍然好像一下子被人抛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没有朋友也没有亲 人。我特别需要见到我的亲人，不管给我定什么罪，我必须会见我的母亲，爱人和孩子。我 想，就是死囚也是允许直系亲属探监的啊！为什么把我禁闭在这小房子里，就不许我和亲人 见面了呢？我的母亲、爱人和孩子就住在桃源师范学校后面——桃源城关镇边街居委会一个 叫观音巷的巷子里，相距不过半里之遥，现在却仍像是在千里之外，真的是咫尺天涯了。而 且，我从千里之外的长春归来，到了家门口却不能与亲人见面，不许回家，这怎能让人忍受 呢？ 　　过了些时候，对我的监视似乎放松了些。我便趁机提出回家看母亲。他们同意我 回去一趟，但不允许在家过夜。 　　我回家之后才知道，元南因受我的牵连，已经从县城调到乡下一所小学去了，并 且受着暗中监视：不允许她和我见面，不允许她回城，还要她向学校领导交心，汇报她的思 想，要她坚决与我“划清界限”，否则也要遭到“群众批判”。她于是只有星期六才从乡下 回城里来，来了也只能在家枯坐，不敢去看我的。她们的领导有一个最“爱护”她的说法： 即他们是把她往革命的道路上拉，是往左拉；而我却是把她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上拉，是 往右拉。他们是挽救她；而我却是坑害她。她因此必须擦亮眼睛，坚定立场，她必须恨我， 揭发批判我，而决不能有半点同情，丝毫怜恤。甚至连哭泣，连无声的流泪都是错误的，是 软弱的表现，是立场不坚定的证据。还有人对她说，要想革命，就必须和我彻底决裂！如此 类推，所有右派的妻子就只有离婚，否则就是苦海无涯。啊，这是多么沉重的压力啊，我看 比右派本人的压力还要大。 　　顺便提一件事，不仅妻子，就连远在青海的一个表妹，因为谈论到我时表示了一 点点同情，后被人揭发，也遭到了批判，罪名就是同情右派表哥，这真叫人不寒而栗！ 　　元南不能见我，但她肯定是想见我的，我于是通过我的母亲和她约会。有一次我 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元南将随学校上城集体看电影（也许是戏，记不清了）。我于是在那晚 也请假去看，我进去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她的坐处。我发现她也无心看戏，而是不断回头寻 找。我和她递了一个眼色之后，就溜了出来，在约定的老地方等她。等了许久她才来。她告 诉我，她的坐位两边都坐着监视她的女老师，她是假装上厕所才跑出来的。并且说，现在连 回家也不行了。因为她们发现她逃脱监视之后，肯定会派人到她家里去寻找或守候。于是我 们便不回家，却到桃源师范后面的田野里去了。 　　那是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块圣地，是我们相识后第一次约会的地方，那时她还是 一个天真烂漫的女中学生，我们还只是互相倾慕，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记得我那时和她约 会到这个地方谈话时，我曾有意试探她说： 　　“你愿意去遥远的东北吗？” 　　那时我已从部队转业到旅大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她是知道的。我这样问，自然是 转了个弯问她肯不肯随我去远方。她当然也明白，便低下了头，默默不语，却把路旁的一株 小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摘下来。看那神态，也是默认了。也许还羞答答地点了点头，记不清 了。如果那时我大胆一些，把她抱在怀里，给她一个深情的吻，她也不会拒绝的。但我也是 初恋，从没吻过女孩子，竟傻乎乎地保持着一点距离，没有吻她。但那次约会的印象却十分 深刻，所以我把那一片田野当作我们爱情的圣地了。 　　现在我们又到这里相会，真是旧梦重温，但心情却完全不同了。不过说实在的， 我们似乎也并非抱头痛哭，而是仍然感到幸福。我们在那田间小径上留连忘返，逗留到很晚 的时候。夜深了，露水湿了衣裙，湿了她的发辫，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执手相看，似乎也 没有恐惧和忧伤。我们仍然充满了幻想，认为我的问题是可以澄清的，我们的未来仍然是光 明的，这也不是为了自欺欺人，却是当时的天真幼稚，现在看来几乎是可笑的愚蠢了。 　　谈着谈着，不觉到了深夜。深秋的夜是清凉的，我们薄薄的衣衫已经耐不住寒 露，渐渐冷起来了。我们是夫妻，却又不能回家，也不能在野外过夜，更不放心让她独自回 到她乡下的学校去。而且我们此时此刻，也难舍难分，只得大胆决定，偷偷回到我的反省小 房里去，把一向关押罪人的小房变成我们幽会的密室。 　　来到桃师校门前，才发现校门早已关了。我们自然也不敢高声叫门，只得绕到学 校旁边翻爬院墙。我先爬上墙去，再把她拉上墙，我又跳下去，再把她抱下来，然后一同悄 悄地进了我的反省室。好在这已是夜深，学校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发现。我们不敢开灯，不 敢高声说话，只能无声地拥抱在一起，无声地流泪，把枕头都流湿了好大一片。我很奇怪， 这时我竟全身颤抖起来，元南在我耳边小声问：“你是不是冷？”她把我抱得更紧了。但尽 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过了很幸福很甜蜜的一夜。 　　这一夜没有人发现，我们也几乎没有入睡。第二天早晨，她装做学生，混在一群 到校门前的沅江里洗衣的女学生中出去了。我自己后来也觉得好笑：一对正常的夫妻，却无 端变成了一对野鸳鸯。从此，我反倒有些爱上我这间反省室了。 　　我在这间反省室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几乎没有人理我，大约他们只等上级的批复 了。到这年12月，才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决定：送我去劳动教养，把我送到二里岗红砖厂去。 　　啊，这个可恨而可爱的反省室啊，别了！ 　　　　　　　　　　　　　　　　录鬼新簿 　　写下这个题目之后，我有点犹豫，也有些伤感了。元代的钟嗣成写过一本《录鬼 簿》，记的都是他戏曲界死去的故友。我也曾想记下我的一些先我而逝的难友，题名就是如 此。 　　这些逝者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至今还是十分鲜活的。或者说是十分生动的。三 十多年来，遗忘这副人类解除痛苦的清凉剂，早已使许多记忆渐渐冲淡，模糊不清起来，而 我曾经滴血的心也逐渐平复，是否要重新割开那些创口，让我的这颗伤痕累累的心重新剧 痛，再一次滴血呢？ 　　就算是再经历一次炼狱吧。我还是要忍痛再记下他们，如果他们真有灵魂的话， 知道三十多年之后，还有人记起他们写下他们，让他们冤屈的呼号借我的书留给后代，也会 欣慰于九泉之下口巴。 　　他们并不是英雄，也不算伟人，名不见经传。他们大多是些极普通的知识分子， 或者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只是些猥琐的庸人、俗人，但总都是凡人，活人，他们死的时候 多半很年轻，小的只十几岁，二三十岁居多，生命十分短暂。他们的死也极其平凡，用古话 说就是“瘐死狱中”吧。因此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追悼仪式，更没有举办什么葬礼，甚至有的 连尸骨也没有人去掩埋，有的通知了家属，亲人也不去收尸。 　　因此，本来就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可写，我写出来怕也是平平淡淡的吧！而 且，我们并不是被囚禁在敌人的狱中，谈不上狱中的斗争或劫狱越狱之类的故事。我们是含 冤负屈在自己的狱中改造思想，这有什么值得一写呢，我为什么还要写他们记下他们呢？我 发现这是出于一种难以压抑的情感冲动，因为他们和我走过了同一段路，他们就在那一段路 途中倒下了，长眠在德山之阿了。而我却通过了那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小径，在这个人 间又度过了三十多个寒暑。我不记下他们，恐怕就没有人再记起他们了。 　　今天， 1992年7月14日，离他们死去的时候，又过了32年，我却又记起了《为了忘却的纪 念》。我不是为了忘却，而是怕人忘却，怕人忘却那一场劫难，那一个恶梦。忘却会给子孙 带来灾难，甚至会使悲剧重演的。 　　所以我仍然决定记下他们。 　　在我之前，已经有些人写过他们了，其中有一个人还写了一本《伤逝篇》，全是 为死去的“同犯” 写的挽诗， 可惜这个人也先我而逝，不在人间了。而他那个《伤逝篇》的原稿（现在要说是遗稿 了），却还珍藏在我的书桌屉子里。 　　这个人名叫文思，桃源沙坪人。他原是桃源一中的历史（或语文）教师，比我年 长21岁。生于1910年十月初五，却和我“同犯”，一同当了右派，又一同送劳动教养，同到 常德改进机械厂“改造”，和我相识时应是四十多岁。从年纪看，他应是我的师长，但他一 直把我当知心朋友。我在桃源写作的时候。他曾搜集整理了一首长篇叙事的桃源民歌来找我 提意见，于是交谈，于是成了知己。可惜那长篇叙事诗的诗稿后来不知怎么个下落，只记得 诗题就是起兴的一句：《六月吹南风》，全诗都是三句一节，五、五、七言格式。第一节是 这样： 　　　　　　　　　　　　 六月吹南风， 　　　　　　　　　　　　 风吹荷花边。 　　　　　　　　　　　　 荷花老来结莲蓬。 　　这后面就叙说故事了。桃源民间老人大约是会唱的，他也会吟唱，唱给我听过， 可惜我全记不起来了。我还知道他珍藏着一本宋教仁手写的日记，我也见过，可能是原物， 很珍贵的。后来又多次与他细谈，知道他学识十分渊博，特别是文史方面，我是自愧弗如 的。那时他雄心勃勃，计划编一本文史研究的工具书：《资治通鉴大事年表》，已搜集了资 料，写了十五卷，没有完稿就陷入了冤狱。到了1962年4月，当他知道即将解除劳动教养的时 候，他有一天和我谈到深夜，还希望能有写作的机会，把过去准备编写的一些著作完成。 　　记得那时我和他相约，出狱之后如不允许搞创作，那么我也可以和他合作搞这些 学术性的著作。可惜后来不仅文字工作不能搞，而且我们都穷困潦倒，生计艰难，连会面的 机会也很少了。 　　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 古典诗词都写得很好。 尤善七言绝句及歌行古风。1961年除夕我妻元南来德山看我，他知道我们的感情很 深，为赋长篇七言歌行一首，题曰《德山行》。我珍藏了很久，可惜到文革时期仍然失去 了。 　　他出身富绅家庭，旧社会过了二三十年，属于风流才子一类人物。有才华也有风 流韵事。他曾亲口告诉我，少年时在常德一客店与一少妇肖四姐邂逅，便一见钟情，至于同 榻，后各自东西，无缘再见，解放后则更无消息，不知下落，不料出狱之后，别离三十年的 情人又相见于常德街头，且赠诗一首。诗曰： 　　　　　　　　　　肖四姐儿鬓已斑，挑灯话旧两黯然， 　　　　　　　　　　小桥流水凭栏处，剩有枯槐月一弯！ 　　偶一相逢，情牵三十载，也算一段佳话。 　　后来他同我一起出狱，他下放回沙坪，住在生产队的一间灰棚里，断断续续写了 一本七言诗，题曰《灰棚诗草》，收1962年至1978年间的诗作。1978年我去桃源，约他到县 城相见，与同样当过右派分子的李元震、谭介球合影。其时四人均已改正结论，属于错划， 并恢复了工作。我在合影下面戏题“出土文物四件”，大家开怀一笑，现文、李俱逝，只剩 我和老谭了。 　　记得1962年夏，他住灰棚的时候，我曾冒着大雨步行六十余里去看望他，还写了 一首打油诗赠他： 　　　　　　　　　　　　穷途访旧友，冒雨过水溪。 　　　　　　　　　　　　已成丧家犬，复作落汤鸡。 　　　　　　　　　　　　无门歌长铗，有朋说无衣。 　　　　　　　　　　　　先生尚高卧，笑问夜何其？ 　　80年代，听说他到桃花源管理所工作，并说是他自己要求的，可能是想住在那个 世外仙境吧。以后他来常德还和我见过两次，再后来他照了一张仙髯飘飘的黑白像片寄我， 求我题诗一首。我却把这事忘了。今年忽听人说，他已经长眠地下，我欠的这笔债无法偿还 了。 　　他的《伤逝篇》和《灰棚诗草》，都是80年代寄我的。如今我拿出来把玩，想来 也无法出版，只好在这里把他的《伤逝篇》抄录一些，一则为他做个纪念，保留几首诗；二 则我要写《录鬼新簿》。就要叙说那些不明不白死去的人，还可用他的诗来作证，而他的诗 也只有我适合为之作注。 　　他的第一首诗是写给一个姓蒋的临澧人的。这人的名字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很 讲究穿着打扮，衣冠楚楚却又面目可憎，不识时务。到了劳改厂里，还是西装革履，一副博 士派头。不料被派出修筑三渡水公路时，大约皮鞋不便，从悬崖上坠将下来跌死了。当时就 由“同犯”埋在三渡水的溪畔，只盖了薄薄的一层砂土。不料夜间忽下大雨，溪水暴涨，竟 把他的尸体冲走，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人大家本来有些厌恶，他遭了这样的不幸，却又 有些为他叹息了，也许还是兔死狐悲吧，文思为作挽诗曰： 　　　　　　　　　　西装革履洋派头，失足悬崖万事休。 　　　　　　　　　　何幸夜来雷阵雨。好随巨浪入清流！ 　　第二首诗写的是杨立中，桃源人。这人小时候与文思是同学，写得一手好字，在 改进机械厂也算个书法家，他和文思感情很深。这年十月初五，他知道是文思的生日，只因 都在狱中，没有办法祝贺，便拿出半盒卷烟相送，作为寿礼，那时候半盒卷烟也是很珍贵 的。所以文思也深为感动。第二年杨立中得了肺病，咳血不止，死在德山狱中。死后也没有 亲人来收遗骨，便由几个犯人抬出去，葬在乱葬岗上了。文思作诗曰： 　　　　　　　　　　相逢此地倍觉亲，半盒卷烟祝寿辰： 　　　　　　　　　　铁画银钩成底事，乱葬岗上草青青。 　　第三首诗是写给一个叫胡天健的桃源人的。这个人很年轻，大约只有二十来岁， 高高瘦瘦，风度翩翩，气宇不凡，且喜音乐，二胡拉得很好。常听他独自演奏《梅花三 弄》、《空山鸟语》、《光明行》、《病中吟》等名曲，听说他还只结婚半年，就被送到德 山来劳动教养。误了自己的青春和前途，把一个年轻姑娘的青春和幸福也毁了。到德山只一 年，就因劳累过度，日渐消瘦，终于骨瘦如柴，病死狱中。原先细皮白肉，很英俊的。死后 却形容枯槁，真的只剩几根骨头了。他新婚的妻子看到，该如何悲痛啊！文思的挽诗曰： 　　　　　　　　　　胡家小弟最年轻，偏作春闺梦里人。 　　　　　　　　　　撩倒他乡剩骨立，怕听一曲《病中吟》。 　　第四首诗写给一个叫郭述豫的人。这人如何死的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是桃源人。 他死之后，有个年轻的女人来德山。把他的尸体运回去安葬。似比别人幸运些。因为在那个 年代，惧于政治压力，一般家属是不敢去收尸的。还听人说，这个女人并非他的原配妻子， 而是续娶的二房或竟是小老婆。文思称之为“如夫人’。“如夫人”古时通常是指妾的。总 之，这个女人竟来收尸，是很感人的，文思为作诗曰： 　　　　　　　　　　深闺春暖任婆娑，偏趁浊流奈苦何， 　　　　　　　　　　难得多情后死者，招魂泪洒德山阿！ 　　可见，不论什么年代，人间自有真情在！ 　　那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最不能接受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我们觉得 对于党中央以及社会主义新中国，真是至诚拥护的，怎么会反对呢？记得当时有一个桃源来 的右派，名字叫黄德祚。他就对此一直愤愤不已，不肯从罪。后来派他去理公港运石灰，他 在路上猝然得病，不能行动了。当时运石灰都是用的一种独轮手推车，乡民呼为鸡公车。同 行的犯人就用鸡公车把他送回工棚，他在车上已经昏迷了，略一清醒时还喃喃地说： “我的心里从来没有一个反字。我死之后，可以把我的心挖出来给大家看”！ 他终于含恨死在工棚中了。 有人说他是个书呆子。有人说他是阿Q，文思的挽诗说： 　　　　　　　　　　鸡公车上泪双流，颠三倒四语不休； 　　　　　　　　　　“剖腹也应无反字”，人间真个有阿Q！ 　　还有一个在德山死去的人，是我的同乡，叫杨承宪，常德县人。他也参加过抗美 援朝战争，并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应是真心保家卫国的战友。我很奇怪，这样的人 也反党吗？怎么也弄到这里改造来了？他到改进机械厂不到一年，就病死了。在开始基建平 整地基时，他挑土推车都很卖力，是个改造的积极分子。但是没有好久他就累倒，病得一塌 糊涂。却还说劳动改造不算艰苦，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时才如何如何艰苦，真是至死不悔， 十分叫人悲痛，后来文思有诗记其事云： 　　　　　　　　　　运土推车抢在先，横戈跃马想当年， 　　　　　　　　　　临终不念儿和女，尚自喃喃说上甘！ 　　这该是真正的工农兵群众了，不知为何竟也入了右派之列？不说后来为我们落实 政策时承认都是错划。就在当时，像杨承宪这样的右派，我们也认为他是属于错划的。我们 错划受了二十年磨难之后，终于平反改正。他没有受这么长的磨难，却不明不白死去了，改 正也没有用了。 　　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右派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也不尽然，我虽是知识分 子， 却与资产阶级沾不上边。 还有的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我们就戏称他们是‘混进右派队伍里来的’。例如有一 个姓龚的桃源人，傻乎乎的，连买卖两个字也分辨不清，说的话也愚蠢可笑。有一次闲谈， 他就胡说“我看苏联是个男的”。大家都莫名其妙，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天天听到讲 什么苏联老大哥，老大哥不是男的还是女的吗？” 　　众人哄然大笑。 　　有人说憨厚平庸的人往往有福气，不料他后来竟也死在德山去理公港运石灰的途 中，在一个工棚里无声地辞世了。文思为他写诗道： 　　　　　　　　　　苏联原是男儿身，买卖纠缠两不清。 　　　　　　　　　　谁料庸庸厚福者，党人碑上也刻名。 　　还有一个叫卜年禧的人，矮矮胖胖，原是益阳市工商联主席。和人一谈话就痛哭 流涕，说自己罪恶深重，当积极改造。后来在狱中死了，恰好临终摘帽通知书也来了，来了 也没有用了。文思写诗云： 　　　　　　　　　　矮矮墩墩八字胡，人前人后爱唏嘘。 　　　　　　　　　　果然急泪能湔恶，恰好属纩获赦书。 　　这是历史的误会。自然，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有的，这些人却又后悔不已，认为 根本不该读书，不该成为知识分子，认为是“儒冠误我”，还不如春种秋收，务农为生的 好。我在德山遇到过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就是这么想这么说的。这人名叫李诚斋，长沙 人，也是桃源划的右派。我和他接触不多，但一谈就知道他读了不少的书，知识渊博。后来 他被派去澧县运石灰，体力不支，死于张公渡口，临终反复拜托同行的“同犯”，如果谁将 来能够出狱，一定要转告他的妻子，儿子都要在家种田，不要让他们上学读书了。同伴都为 之心酸落泪。文思后来为他写挽诗曰： 　　　　　　　　　　诽谤朝廷罪合诛，溘然病逝有余辜， 　　　　　　　　　　张公渡口托遗嘱，儿女力耕莫读书。 　　我在德山的三年，正是“过苦日子”的困难时期，饥鸿遍野。德山改进机械厂就 有一百多人患水肿病，饿死累死的人也不少。可是后来听说，能到德山改造的，可以算是万 福，别的劳改农场死的人更多。有一批去钱粮湖开垦的人，不少死于血吸虫病和水肿病，说 是瘟疫，自然也可以说是瘟疫了。还有一个叫刘宽的右派，没有到德山来。留在桃源改造， 死于狱中，尸首抛在郊外二里岗上，竟被野狗拖去。他曾是文思的学生，改造时还称文思为 老师。文思听到死讯很伤感，为他的惨死也写了一道挽诗： 　　　　　　　　　　白眼睥睨究可憎，却云傲骨有师承。 　　　　　　　　　　哀哉狗腹作棺板，世上竟无瘗旅人。 　　这诗开头两句大约说刘宽生性傲慢，讲究骨气，是文思影响所致吧！可惜的是人 死了，连个掩埋的人也没有，竟葬身于狗腹了。 　　自然也有多情的，有个叫万松筠的右派，常德县人，是个历史教员。1960年死在 德山，埋在厂外的乱葬岗上。过了三天，他的夫人才得到消息，一身白布孝服奔来，哭倒墓 侧。见到的人都很感动，认为一个右派死了，竟还有这么深情的妻子，为他戴孝，哭得如此 伤心，也算值得了。文思为此也写了这样一首诗： 　　　　　　　　　　同行钜子推松筠，午夜侈谈纸上兵， 　　　　　　　　　　埋骨异乡应冷落，独君赢得泪涔涔。 　　最可恶的是犯人打犯人，有些所谓的改造积极分子，为了表现自己的立场坚定， 觉悟高，往往充当打手。管教干部不好动手的，他们就自告奋勇，动手打人。记得还在桃源 时，有个叫赵大漠的人，因为饥饿难挨，就到食堂偷吃了一钵稀饭，当即被查出，把他拉到 暂作监狱的一个寺庙的大雄宝殿上批斗，竞被一伙犯人一顿棍棒打死。犯人打犯人，打死就 打死了，也没有追究。文思作诗纪其事曰： 　　　　　　　　　　侏儒饱死子悲饥，不窃蟠桃窃粥糜。 　　　　　　　　　　争料新朝存杖典：大雄殿上肉横飞。 　　还有一个叫邓华国的犯人，就为了一枝钢笔丢了一条命。他是洗衣组的，在为犯 人们洗衣时发现别人衣袋里有一枝钢笔，他便见财起意，据为已有了。后来又害怕，偷偷把 钢笔丢入池塘。终于被组里的犯人揭发，便开会斗争他，要他交出钢笔。他交不出，说丢进 池塘里了，便又令他下水到池塘里去捞，这时已是秋凉时节，下水捞钢笔冻得要死，钢笔仍 没有捞到，决定第二天继续批斗，他知道这一关难过，便在晚上用一根棕绳吊死在床头上 了。这是国庆之次日，只差几个月他就刑满释放了。 　　这事文思没有写诗，我的日记中却记下了。还加了个左右都能用的题目：《死有 轻于鸿毛》。 　　那几年死去的人，能记下姓名和文思写过诗的还很多，不知名姓的就更多，不一 一写出了。就这里记下的人和事，如果细写，可以写出一部血泪斑斑令人不忍卒读的小说 来！ 　　　　　　　　　　　　　　　（选自《饮可诗文选》，海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