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难写的书！ ——读《千秋才人——施耐庵小传》 马 成 生 浦玉生同志，年富力强，才华焕发。身处行政机关，事务不少，却挤出时间，编写了好 几种经济方面的著作。今又跨入文学行列，写就了《千秋才人——施耐庵小传》。条目整 齐，文字流丽，可见用功不少。 作者于该书《天才迷失》章中说：要“力争”在“笔下出现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呼之 欲出的活生生的施耐庵”。作者之用心，无疑应当肯定，而且赞扬。 综览全书，十万余字，而采自民间传说甚多。昔人对《三国演义》有“七实三虚”之 说，此书之“虚”似乎还更多些。也许有人责难：“作‘传’，该是以‘实’为妥，为何却 ‘虚’？”于此，笔者不妨先说点缘由：只因为广大《水浒》研究者，虽然多方求索，殚精 竭思，但是，对《水浒》作者施耐庵的一些关键问题，仍是未能解决。如苏北兴化（即今大 丰）的施彦端，是否即施耐庵，是否即钱塘的《水浒》作者施耐庵？尽管有不少专家作了肯 定，其实疑窦尚多。且举数端。 其一，苏北兴化于1981年发现一部《施氏家族谱》。该谱修于清乾隆42年（1777）而由 释满家手抄于民国七年（1918），其“世系”第一行是：“第一世始祖彦端公”，旁边注有 “字耐庵”三字。据此，有些专家认为：“施彦端即施耐庵”，“这是最有力的证据”。另 有些专家则提出异议。认为，据可靠的典籍，早在明代嘉靖间的高儒与郎瑛等都只说“钱塘 施耐庵”，此后的李卓吾、胡应麟与金圣叹等晚明文人以及周亮工等清初文人，凡是提及 《水浒》作者施耐庵，都未有提及其另外的名字，怎么突然会冒出“施耐庵”只是其“字” 而其“名”则是“彦端”呢？更为主要的，此《谱》第一行的写法违反宗谱通例，并与此 《谱》本身乖舛。且看：“第二世讳让字以谦，彦端公子”，“第三世讳文显字景胧，以谦 公长子”……这都符合宗谱通例，但为何第一世不写作“讳彦端”而写作“彦端公”？而 且，凡下辈对上辈都称其“字”而不称其“名”，如上面第三世的“文昱”称作“以谦公长 子”，而不称“让长子”；如果施彦端果然是“字耐庵”，则第二世的“让”应称作“耐庵 公子”，而不会是“彦端公子”。据此看来，这个“始祖彦端”，实在是只有“名”而无 “字”，“名”以“字”行，故《谱》中称“彦端公”。另，还有两证：一是该《谱》有中 一篇《故处士施公墓志铭》，这个“施公”，即施让的父亲。《铭》中也是写作“先公彦 端”，并无“讳彦端字耐庵”字样。此《铭》作于明景泰四年（1453），作者杨新与施让是 亲家，情况自当了解，而且作《墓志铭》又是极慎重之事，如果彦端有“字”，应称其 “字”，如称其“名”，应述其“字”，杨新不可能只写其“名”而不写其“字”。这自可 作为施彦端无“字”的力证。二是，1978年出土于兴化的《施廷佐墓志铭》，其中也只是 “祖彦端”三字，并无“讳彦端字耐庵”字样。此《铭》为出土之物，更是施彦端无“字” 的力证。据此，要说施彦端即是施耐庵，只能存疑，不能准信。 其二，上面已提及的这篇《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到了晚清咸丰五年（1855）修的《施 氏家谱》中，竟有“先公耐庵……隐居著《水浒》自娱”之语。据此，有些专家认为，苏北 兴化的施彦端，即施耐庵，也就是《水浒》作者。另有一些专家则又提出异议，因为，此 《铭》在原先的《施氏家簿谱》中，只是“先公彦端”，并未有“著《水浒》”等语，这很 可能是后人把“彦端”改为“耐庵”，另加上“著《水浒》”之些话。据此，所谓施彦端著 《水浒》之说，也只能存疑，不能准信。 其三，也是上面已提及的《施廷佐墓志铭》，其中有“祖彦端会元季兵起□□（遂）家 之”一语。这两个“□”，因磨损严重，难以辩认，据一些专家看法，可能是“流苏”，可 能是“渡淮”，也可能是“播浙”。而有些专家，则认定为“播浙”，认为施彦端迁居过浙 江。这样，就把苏北兴化的施彦端与钱塘写《水浒》的耐庵“搭了桥”，使两人“合二为 一”。但是，根据史实，这“播江”两字，实在又是一大疑窦。因为，“元季兵起”，最先 起于浙江，方国珍于元惠宗至正八年（1348），起兵占领浙江温州、台州和庆元三路，不仅 震动整个浙江，而且是整个中国。到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刘福通才起兵于 河北，进一步燃起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到元惠宗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才在苏北施 彦端的家乡一带起兵。事实明摆着，苏北“起兵”迟于浙江五年，当浙江兵起之时，施彦端 的家乡还是相对的平静。试想，施彦端要避兵乱，难道会从暂时还不乱之处而迁播到已乱之 处？把“□□”认定为“播浙”，即有碍于史实，也有悖于常理。 凡此种种，说明苏北兴化的施彦端，目前尚难说成是施耐庵，尚难说成是钱塘的《水 浒》作者施耐庵。这一关键问题，还有待于今后发掘更多的材料，更加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唯此之故，目前要撰写出符合“实”的《水浒》作者施耐庵 的传记之类，确是很难很难，不论是多么伟大的专家、学者，可以说都难以做到。 值得可喜的是，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不断有人在研究，尤其是“文革”以后曾一度形成 “施耐庵热”，研究者之多，涉及面之广，可谓盛况空前。不言而喻，各位研究者之间不论 是肯定某些问题，或者否定某些方面，都能相互启发，相互促进，不断地吸取经验与教训， 这无疑有助于《水浒》作者问题的最终解决。 浦玉生同志，无疑是研究《水浒》作者施耐庵最用功的一位。读了他的《千古才人—— 施耐庵小传》，便写了如上这些感想式文字，当然不能算作序文。 （ 马成生先生系浙江水浒研究会会长、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