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中国反贪史》 □邵燕祥 　　洋洋九十万言的《中国反贪史》，给我的印象，正如主编王春瑜先生在序言中所叹：“贪官何其多 也！”“清官何其少也！”我再加上一叹：“反贪何其难也！” 　　撰著此书的历史学家们，想必是抱着“以史为鉴”的用心，在缕述了各个朝代的贪污状况、监察制度、 法律监督、廉政措施，以及有关的诏令、奏议，反贪实践的成效以后，都设反贪启示的专节，让我们掩卷 一思再思。 　　继承了战国律法的《秦律》就详细规定了以惩治渎职和贪污腐败为主要内容的官吏法规，明确规定了 以“轻罪重罚”为特色的惩罚的标准，对贪官污吏有强大的威慑力。此后的《汉律》也基本继承了《秦律》 的精神，并加大了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此外，两汉还有《刺史六条》、《三互法》等专门的监察法 规，针对各种贪贿行为分门别类定出惩治办法，确实做到了有法可依。 　　至于有法必依的情况则时好时坏，像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等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必依，既不以贵、 官抵罪，也不因功废法，保证了法律在反贪领域中的权威性。但更多时候，法律都受到了皇帝、贵戚、宠 臣们的破坏，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强调人治的儒家理论导入汉代法律之中，有了所谓“八议”，即议亲、 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宪等大行其道，结果是有罪不罚或同罪异罚，为贪官污吏以各 种名义逃脱惩罚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加速了西汉中、后期腐败之风的蔓延。 　　秦汉反贪的成功经验之一，是构建了由中央到地方有完整体系的监察机构，但监察权与行政权分离不 彻底，监察权经常受到行政权力的制约。郡守和县令集行政、监察权于一身，他们自己也没有同级监察； 督邮、廷掾等既为监察官，同时却又是郡、县长官的属吏，他们在行使监察权时必须秉承行政长官的意 志，不可避免地使监察权屈从于行政权。从根本上说，依赖这种体制是不可防范、制止吏治腐败的。 　　隋唐时期的反贪活动，很重视法典的编制。唐代在隋炀帝《开皇律》的基础上制定唐代法律，并不断 加以完善；还大量编制各种行政法规，形成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确定了国家的刑 法原则，规范各级政府行为，也是认定和惩处违法违纪、贪污受贿的依据。这个法律体系还具有相当的严 肃性，即使皇帝违反法律的规定，按照个人好恶处置贪官污吏，往往也要受到臣僚的反对。事实上，在隋 唐时期，几乎没有哪个皇帝公开否定法律而一意孤行；即使要法外开恩，也要像隋文帝那样，声明自己是 屈法申私，或者如唐太宗，既要寻找法外施恩的理由，还要声明不得引以为例。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 至少是形式上限制了帝王的滥用权力。 　　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补充完善，只是反贪的第一步，要使这些法律法规得以贯彻实施，建立健全执法机 构是必不可少的。隋唐时期，监督官吏的常设机构是御史台，防止贪污是从监督官吏和完善经济管理两方 面着手。此外，官吏的考核、任免、任期、回避、奖惩等多项制度的建立，也从不同的方面形成制约，减 少了各级官吏滥用职权的可能性。 　　在隋唐时期，犯有贪污罪的低级官吏，通常都能做到依法查处，但是，对于高级官员和有特殊背景的 皇室成员、外戚乃至宦官的贪污，能否予以惩处，多半取决于皇帝的态度。有时候，对这类人的惩处超过 法律法规的规定，但是大多数都低于法律法规的量刑标准，甚至免于惩处。对贪官污吏的惩处实行双重标 准，是隋唐时期贪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汉、唐远了，书中在清朝反贪的启示一节中，中肯地指出，封建官僚制度的弊端是官吏侵贪屡禁不止 的根源。封建官僚制度以专制君权为核心，君臣间、上司和属员间存在着政治上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贿 赂逐渐成为以物质利益调节政治关系的手段。政治系统的运作，又受传统文化的支配，倡导“在家尽孝，为 国尽忠”。这里所谓忠诚，理论上包括完成君主规定的政治目标，在政治生活中遵守政纪法规，维护现存等 级制度，而实际的评判标准掌握在皇帝手中，如雍正所说：“朕说你好，你才好。”君主对臣僚的要求首先 是忠，其次才是廉，廉洁与否由君主来评判，一切以君主的政治需要而定。“所以，政治腐败，官吏侵贪， 并非人治社会的严刑酷法所能根除，也非专制条件下的讽喻说教所能阻止。”两百多年的清皇朝，也只能在 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中走向它的末日了。 　　（《中国反贪史》（上、下）　王春瑜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版，１００·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