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自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来，《红楼梦》研究者 绝大多数对这一结论都是肯定的，所以考证派红学才有可能发展为曹学。只有一些索隐派学者怀抱异见， 认为曹雪芹最多不过是一个增删改定者，他之前当另有一位具有遗民思想的人是原作者。台湾的潘重规先 生以及《红楼梦原理》的作者杜世杰，即持此说；但由于立论孤弱，加之反对者甚众，没有集中展开讨 论。1979年，戴不凡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的系列论文发表之后，如颗颗巨石投入“红湖”，在红学界 引起强烈反响，一场大规模的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的论争由此拉开战幕。 戴不凡的文章刊载于《北方论丛》1979年第一期，长四万余字，主要论点是，曹雪芹不是《红楼 梦》的“一手创纂”或“创始意义”的作者，他是在“石兄”的《风月宝鉴》旧稿的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 书的。总之，曹雪芹只是小说的“改作者”。他认为《红楼梦》的写作过程分两个阶段： 先是那个被称为“石兄”、自称为“石头”的作者业已“编集在此”的一部“自叙”性质的小说，由后来易 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他“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同时又被人题以《．红楼 梦》、《风月宝鉴》等等不同书名。到了第二阶段才是曹雪芹在石兄，日稿基础上“披阅十载，增删五 次”，改写成《金陵十二钗》，即今天我们所说的《红楼梦》。 这样来看待《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不是新说，不仅索隐派学者做如是观，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也 不否认《红楼梦》之前曾有《风月宝鉴》之书。所不同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根据脂批的明文，都肯定 《风月宝鉴》的作者也是曹雪芹，只有戴不凡主张这部“旧稿”出自另外的“石兄”之手。 “石兄”是谁?戴不凡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的第二篇文章《石兄和曹雪芹》里，做了回答：是 曹寅胞弟曹荃的第二子竹村。当然他的回答带有自我存疑性质，所以文章中每作“石兄(?竹村)”的语式， 措词也多有“极可能”、“应有个”、“可能是”、“不排斥”、“有迹象表明”、“可以设想”、“估计”等字样； 但论证起来仍颇自信，认为“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可以想见，这种立论方 法势必在红学界引起争议。而为了证明曹雪芹只是小说的“改作者”所列举的“内证”和“外证”，也给诘难者 做不同解释留下了空隙。所以戴文发表之后，《北方论丛》、《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 《文艺研究》等刊物，相继刊载张锦池、吴世昌、王孟白、张碧波、邹进先、陈熙中、侯忠义、周绍良、 邓遂夫、蔡义江、扎拉嘎、宋谋扬、薛瑞生、梅节等写的商榷文章近三十篇，使这次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 的论争很快达到高潮。 戴不凡所说的“外证”，主要是脂批，或如他所说，是“可资怀疑的许多脂批”。如庚辰本第十三回回 末朱笔眉批：“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戴不凡说这是畸笏于乾隆壬午 (1762年)年加的批，上溯三十年为雍正壬子(1732年)，按雪芹生于康熙乙未(1715年)推算，壬子他才 十七岁，怎么可能创作自称写“半生潦倒之罪”的小说呢?还有，雪芹在壬午年明明活着，畸笏怎么会大 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呢?显然戴不凡对这条脂批做了与众不同的解释，如他的加在引文上的着重号 所标示的，理解成《红楼梦》这部书作于乾隆壬午的“三十年前”了。蔡义江、张锦池、宋谋扬、邓遂夫等 都不同意这种解释，认为此批是畸笏由贾府“五弊”联想到他们1日家的破败之由，意思是说：“三十年前， 为什么没有遇见这样的作书人呢?”如和另一条“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的批语相对照，意思更加明 确，根本与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无关。戴不凡援引作为“外证”的另外一些脂批，也大都遭致红学界 的异议。特别甲戌本第一回贾雨村中秋诗旁的脂批：“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可以说这是曹 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的铁证。但戴不凡对此批语做了如下校补；余谓雪芹撰此书中[当漏：诗词]亦为传 诗之意。这条脂批中，“为”字可能是错字，吴恩裕疑为草书“有”字之误，不无道理；还有的句读成“余谓 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亦可成一说。雎独戴文的校补，绝难成立。蔡义江在《脂评说红楼梦作者 是曹雪芹》中写道：“戴文对这几条脂评的校改，虽然不能成立，看来也出于不得已。否则，甲戌本上白纸 红字写着‘雪芹撰此书’，仅此五字，就足以将他数万字的考证一笔勾销。” 戴不凡列举的一系列“内证”，即“大量吴语词汇”、“雪芹将贾府从南京．‘搬家’到北京”、“时序 倒流”及“‘大宝玉’和‘小宝玉’”，也在《红楼梦》。研究者中间引起强烈争议。许多红学家指出，戴不凡 列举的书中的未尽统一和矛盾之处，过去并不是没有人发现，只是觉得仍属于文学创作当中的正常现象， 不好以此作为理由证明《红楼梦》系出自不同的人的手笔，尤其不能证明曹雪芹只是别人一部书稿的改写 者。吴世昌说：“《红楼梦》里人物对话不纯粹是北京方言，也有吴语，这本来是我在一篇论及人物对话的 文中指出来的……但如果要用一本书中同时出现两种方言这一事实，来证明此书为二人所著，则是不科学 的。”戴不凡举出二十例吴语词汇和六个苏州话的谐音字，用以说明《红楼梦》里的吴语词汇“够得上是洋 洋大观”；而吴世昌先生一口气例举出六十例，加上戴文所举的，约有近百条吴语词汇。但吴世昌说：“就 《红楼梦》全书而论，则前八十回即有六七十万宇，这些每条二三字的近百条吴语词汇在全书中比例，只 占千分之零点三，实在微不足道。但即使全书有一半吴语，一半京音，也可能仍是一人而通两种方言者所 写。”我们知道，吴世昌也是主张《红楼梦》不出自一人之手，’认为其前身《风月宝鉴》另有作者小雪芹 在此基础上“加工增删”成书，这与戴不凡的看法颇具共同之处，而且立说要早得多，但即使如此，他仍认 为戴不凡的例证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陈熙中、侯忠义则对戴文所举二十例吴语词汇细加辨析，发现其中 大部分词语，即便是吴语地区以外的人，也可以、甚至大量地使用，因此他们说“这些‘道地’的吴语词并 不‘道地’”。 地点问题、时序问题、宝玉年龄问题，也存在类似情况，即矛盾和不统一之处确实多有，但是否如 戴文所说，形成了“时序倒流”，书中竟有一个“大宝玉”和“小宝玉”，人们的看法甚歧异。笔者在《秦可卿 之死与曹雪芹的著作权》一文中，曾反复核对《红楼梦》原文，追寻书中提供的各种时间线索，证明戴不 凡对宝玉的年龄推断有误。我在文中归结说：“戴不凡同志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一文中，把‘时序倒 流’和宝五年龄问题作为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两大‘内证’。我们通过上面的勾稽爬梳可以看出，《红楼 梦》中的时间、节令、气候基本上是前后贯通、回次相继的，虽有一些颠倒矛盾之处，但不影响叙事的总 体时间性，不能得出‘时序倒流’的结论，更不能说‘这位伟大作家连时间观念也没有’。贾宝玉的年龄，前 后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不存在什么‘大宝玉和小宝玉’。” 张碧波和邹进先对戴不凡提出的“石兄”是曹荃次子曹竹村的说法，反驳最力。戴说主要依据曹寅 的《思仲轩诗》的小序：“思仲，杜仲也，俗呼为檰芽，可食。其木美阴而益下，在使院西轩之南。托物比 兴，盖有望于竹村，而悲吾弟筠石焉尔。”曹寅《楝亭诗钞》中提到的竹村有两个，另一个是王竹村，姓与 名连写，以与这一个竹村不相混淆。张、邹指出，《思仲轩诗》里不署王姓的竹村，其实是李煦，因为张 云章《朴村文集》卷十一《御书修竹清风图记》记载，李煦任苏州织造时，“于郊外种竹成林，结屋数盈， 杂村虚间，时一往游，遂自号竹村”。李煦是曹寅的妻兄，两个人在政治上也情同一体，所以在伤悼亡弟曹 荃的诗中“托物比兴”，把昆仲情谊寄托在妻兄身上，是顺理成章的。至于戴文引为旁证的朱彝尊的《题曹 通政寅思仲轩诗卷》，张、邹考证出系通过鲍照和李陵来比照曹寅，因为李陵的《与苏武诗》有“独有盈觞 酒，与子结绸缪”、“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的诗句，和《思仲轩诗》的“有望于竹村”在感情上有相似 之处。他们写道：“如果按照戴不凡同志的说法，‘竹村’为曹寅之侄，朱彝尊以李陵的‘古调’称颂曹寅 《思仲轩诗》，就是以抒写朋友之谊的李诗比拟寄托叔侄之情的曹诗，那就是不伦不类的颂扬了。这对一 代著名诗人学者的朱彝尊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就对曹寅的《思仲轩诗》的诠释而言，戴不凡过于深文周 纳，远不如张、邹的解释更为妥贴。所谓“石兄”’就是过继给曹寅的曹荃第二子，证据实在弱不能支。 这说明戴不凡的立论，矛盾和疏漏以及错讹，是很多的，难怪文章一出来，即引起一场红学论争。 尽管如此，戴不凡的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的一组文章，在学术上却不能说无足轻重，恰恰相反，他 提出了许多考证派红学考而未决、证而不清的问题，进一步说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仍是一个未解之 谜。他的猜想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只嫌证据不足。对于红学来说，这已经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令人遗憾 的是，戴不凡同志在他的系列文章刊出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了，还没有来得及一一看到与他 商榷的文章，当然更谈不上作出回答。据说他是想在反驳他的文章发表得差不多的时候，写一长文统一作 答，可惜此一愿望未遑实现，人们无法知道他还将有什么新观点提出来。 摘自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