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原创作品 从硝烟中走过来 －－我的回忆 黄 克 目 录 序 徐 植 一．我在一个普通的农家倔强地长大 （一）我的家世 （二）农家子弟求学真难 （三）我儿童时代的小朋友－－沈伯荣 （四）同学蔡文明 （五）摸索着人生的道路 二．当日寇不让我们活下去的时候 （一）决心投身抗日 （二）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三）我的入党介绍人黄剑萍 （四）我多么需要一支枪 （五）我成了乡农运工作的骨干 （六）我当了乡党支部书记 （七）初涉抗战统战工作 （八）敌伪营长的转变 （九）老战友李进同志 （十）投身敌后抗日游击战 （十一）从东台县三仓区游击连起相处的几位连的负责同志 （十二）我同郁凤英在战争年代完婚 （十三）保管大炮和筑飞机场 （十四）游击连上升主力 （十五）台北县七灶河顾家墩子伏击战 （十六）动员新战士 （十七）远征前夕 （十八）宝应县望直港伏击战 （十九）决心横扫残敌 三．南征北战，参加 解放战争 （一）解放兴化城，活捉刘湘图 （二）解放如皋城，活捉孔瑞五、孟宪平 （三）挥戈北上途中 （四）在山东第一次参加攻城战斗 （五）在东太平火车站、华丰煤矿，接受日军投降 （六）东太平村练兵和战果 （七）大汶口实战 （八）我的好战友－－林久福 （九）鲁南战役 （十）莱芜战役 （十一）血战孟良崮 （十二）外线兵团出击敌后的经历 （十三）在豫东战役中 （十四）疗养前后 （十五）我参加了淮海战役 （十六）渡江战役的前前后后 （十七）在解放上海的日子里 四。转业到地方工作 （一）我与爱人在上海团聚 （二）挚友杨振同志 （三）转业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四）胜似兄弟的黄鹏 （五）我失去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 （六）江苏、山东联合慰问团慰问志愿军归国部队 （七）第四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 （八）救灾会议之后 （九）接收海门支盐棉农 （十）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十一）我随地委书记访问灾民 （十二）第五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 （十三）书记的坦诚 （十四）省民政厅领导为我放好样子 （十五）地委统一部署下到县搞中心工作 （十六）我转到军分区生产办公室工作 （十七）先后到地区纺织厂、肉联厂三结合 （十八）重返民政战线 （十九）南通－－盐城两地区民政工作互查组 （二十）新时期民政工作的新要求 （二十一）参加中央民政部扬州座谈会 （二十二）扎扎实实抓好民政工作 五．我的离休生活 （一）离休不离事业 （二）安排好生活规律 （三）善于同周围的人沟通 后记 序 徐 植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征程中，黄克同志是我的老战友，好战友！在40年代初，我们曾在三仓区一 起工作过；4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我们又在东台县政府一起工作；1954年以后，又先后在盐城专署和 盐城市一起工作，一直到现在。 黄克同志的革命历程，从地方到部队，又从部队到地方。在部队工作中，战斗负伤后，又重返前 线，历尽艰辛；复员回到地方后，除了主要从事民政工作外，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真是丰富多采！ 我和黄克同志虽然没有在一个具体单位工作过，但对黄克同志的为人和品德我是了解的。他有很多 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他立场坚定，在复杂的情况下，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如40年代，苏北革命根据地 刚建立时，东台三仓区沿海一带的重要地方被日伪军占领，他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做好地方实力人士 的统战工作。他战斗英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斗中，一些大的战斗他都参加了，如台北(大丰市的境内) 的七灶河伏击战斗、宝应望直港战斗、兴化战斗、如皋战斗、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固战役、豫东战 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而且一直战斗在基层单位连队担任指挥工作。在豫东战役负伤 后，伤痛治愈，又重返前线，继续战斗，实属难能可贵。 他工作责任心强，在地方和部队工作时，都能出色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 他作风正派，待人诚恳，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总之黄克同志优点很多，我完全相信他。 他虽然离休了，我相信他一定能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能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 应有的贡献。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世界是多彩而又变幻的，人生也是多彩而又变幻的。一个人总要在选准自己的路之后，坚定地走下 去。人生的道路多种多样，或者为自己，或者为大众…… 我为了追求人生的成功，做过许多事。在抗日战争浪潮中，我走出农家小屋，跨上了革命的征途。硝 烟是人生的大课堂，战友和群众是我的老师，我真正理解了人生的价值！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我与中华 志士同歌；我以灵和血，接受党的考验。硝烟给我的左腕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于是我重又踏上了家乡 弹痕累累的土地，担负起民政工作的重任。历史的车轮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年富力强的接班人站在 我的面前，我欣慰地笑了。离休的生活有了快二十年，一任任的民政干部，每每以真诚打开我的话匣子； 我的一群儿孙，时常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老战友、新朋友更是相聚时畅谈着昨天、今天和明天．我很欣 慰，很充实．在大众中，我是一员，为大众，我还能尽可能尽的一点人生的责任，做一些事！ 在新世纪的大门前，春风扑面，我一字字地写下了这些…… 一．我在一个普通的农家倔强地长大 炎黄子孙从神农氏以来，历来是以农业为本。我家世居江苏，长江和东海、黄海，给这一片沃土以勃 勃的生机，我们的世世代代感受到水乡的甜润．但是，为了生存和发展，不能守着靠天吃饭的老规矩，需 要艰苦奋斗！创业再创业，奋斗再奋斗！ （一）我的家世 谈起我的先祖，没有家谱可据。按普通农家的传统，总是不忘记自己的祖居，据说，我家的祖居是在 江南的句容县。元代末年，朱元璋与张士诚把大江以南作为角逐的战场，我家同许多农家一样，流离失 所，相约渡江北上。我家的先祖就落户在海门，一直生活到了我的祖父这一代。 祖父有弟兄四人，祖父是排行第四。他除了种田，还兼营轧户。所谓轧户，就是置备几台轧棉花的机车， 收买零星散户的籽棉，加工成皮棉。这实际就是一种家庭作坊，由于这是一种农产品的初级深加工，历年 的收益自然要比普通农户高一些．由于祖父终年操劳，到了五十多岁，得了痢疾，便一病不起，过早地告 别了人世。 祖母顾氏，是普通农妇，操持家务井井有条，人人敬重。由于操劳过度，年老多病，终年７２岁。 父亲是长房，名叫黄文蔚。中国人的传统是“子承父业”，既种田，也兼营轧户。不知什么原因，他在 三十岁那年信奉起佛教来了，从此，他总是捐资办善事，有的还是他独自出钱呢！那些善事，主要是修 桥，他的一生修了许多桥。做了善事，他的心情安适，没有烦恼，在８２岁那年，无疾而终，在当时他算 是寿星了。由于父亲吃素念佛，在我父亲劝导下，当时我们全家都信奉佛教。我从小受到父亲很深的影 响。在十四、五岁时，一度亦随我父亲后面参加过一些佛事活动。自从１９４０年冬参加革命工作和入党 以后，不知不觉这些事情就淡忘了。我父亲为人诚恳，从来不服邪，不喜欢吹牛拍马，他时常与我们讲因 果报应的故事，以此来教育我辈。他常告诫我们：“药人的东西不能吃，犯法的事情不能做。”而且都是以 故事形式讲解给我们听，叫我们听了心服口服。他还说：“历来如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 是时辰未到，时辰一到，必定要报。”要求我们将来能正正派派地做人，不能做欺人霸道的恶鬼。他 说：“欺了人家，人家当面不敢讲，背后就指指戳戳的。欺了人，背后就得挨人家骂，这种人活在世上亦没 有意思。”还说：“一个人穷要穷得有骨气，富要富得正当，靠自己双手苦来的钱，买东西吃下肚皮里受 用。”所有这些话从小在我们心灵深处打上了烙印，使我们懂得了做人的起码道理。这些道理听起来很肤 浅，多少年来在我的思想上，亦起到一定的支配作用。 海门人的习惯，对父亲 的兄弟都以“伯父”相称。谈到我的二伯父黄文学，种一辈子田，年轻时腰部 得了劳伤，常年不离药罐子。他为人正直，处事坦诚，很得人心。要是左邻右舍或家族中有什么纠纷，只 要他站出来说上三言两语，也就很快化解了。人们都很敬重他。可惜的是６５岁那年，药石无效，早早地 离开了人世。 我二伯父时常在我们兄弟姐妹面前，讲解做人的道理。如：“凡不义之财不可取，不公道的 事不能参与。”这也是我终身难忘的。 我的三伯父黄文才，算得上是我们黄家最早的读书人。他毕业于海门师范学校，终身从事小学教育工 作，也还当过儿科医生。那时，他在宅上砌了几间房子，办起了一所复式班的小学，招收本村和邻村的孩 子入学，各个年级加起来共有５０－６０个学生。校长、教员、杂役，他一人全包了。当时，乡里数他的 文化最高，那家有婚丧喜庆等事，少不了要请他去主持料理。民国初年，他向往革命，参加了国民党，还 担任过区分部书记长。这成了他的政历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他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审查，还受到过管 制。 我的小伯父黄文献，他从小就学了木匠。中国有句俗语，叫做“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但是他也曾陷入过绝 境。在乡里，他本来算得上一把好手，最兴旺的年月，他在宅上还自制家具出售，像是家庭家具作坊。不 料，有一年，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尽了他历年的心血。他的宅子化为灰烬还不算，大火延烧了好几家，老 兄弟、老祖母的宅子也遭了殃。火灾之后，他立即把田地卖了，补偿了各家的损失。从此，他一贫如洗 了！到了４０岁左右，他为了谋生存，竟然抛下了妻子儿女，远走他乡，至今不明下落。我那小伯母周 氏，吃苦操劳，支撑住这个残缺的家，终于把子女扶养成人。 我那农家的前辈，闯着自己的人生之路，给我们留下了回忆和深思。到了我们这一代，党的旗帜指引着我 们的前程，我们觉得人生道路更宽广。在熊熊的革命烈焰面前，我眼见到许多人的亮相，有的向往光明， 勇往直前，有的守旧，有的退缩，有的背叛，有的反动。我们这个农家，也经受了历史的检验。 我们兄弟三个，先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多多少少为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绝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群 众的事！ 大哥黄朝仕从农屋中走出来，全国解放后参加乡教工作，１９７０年退休，１９８５年病故，享年８ ２岁。他的大儿子黄君良在盐城邮局工作，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１９７１年冬病故；二儿子黄君祥，在 洪泽县多管组任组长，参加了共产党，１９８１年冬病故。 我的二哥黄朝柱，于１９４０年新四军东进时，被我家乡东台县新农一带民选为村财粮员，１９５０ 年参加东台县粮食局工作，１９７０年退休，１９９６年病故，享年８５岁。他的大儿子黄锦隆，１９４ ６年参加新四军，那年他才十四岁。１９４９年春，调至苏南军区后方医院任见习医务员（副排级）。我 大军渡江后，驻军无锡市外围驻地，在抗击台风灾害中，由于民房山墙坍塌，压伤内脏，终于牺牲。时年 仅１７岁，被追认为烈士。我二哥得信，赶往无锡医院看望他时，他正处在昏迷状态中。他只问了一句 话“小伯现在在哪里！”二哥告诉他说：“你小伯今年七月底已和小婶妈一起转业到东台县做政府工作 了。”他点了点头，断断续续说了几句。过了天把，就停止了呼吸。他的遗骨当时埋在茅草丛中，现在不知 怎样了！他从小由我教他读书识字，小小年纪在我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我听到噩耗，悲痛万分，因工作 不能脱身，未能见到他的最后一面。要是能在他临终前同他说上几句话，这该多好！至今，一想起他，心 里就十分难过！ 我还有三个姐姐，大姐黄秀英早年病故，享年３５岁；二姐黄秀兰，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１９９７ 年病故，享年９０岁；三姐黄秀凤，早年病故，享年３３岁。 （二）农家子弟求学真难 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６日，我降生于江苏海门县西郊上张家镇河东黄宅－－现为江苏省海门镇张北村九 组。 做父母的总是望子成龙，我父亲最初也对我们抱着这种热望，希望农家能造就几个秀才。当我虚七岁 时，就安排我上了小学。上学的那天，生在清朝末世的舅爹爹，他是当地的私塾先生，就给我取了一个学 名，叫做黄荣朝。 我对这个学名，很长时期是一知半解。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最初是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后来是为 了表达自己的志向，就用过许多名字，如化名过李平、黄志坚等。一直使用至今的，便是“黄克”。我对这 个名字情有所憧，别人叫着我这个名字，我就想到了“克勤克俭”、“克服艰难困苦”、“克敌制胜”。 提起我一开始上的那所小学，就是三伯父黄文才办的。我一年一年读上去，时读时辍，好不容易读到 了五年级。这是少年时代难忘的五个年头！ 记得在１９３３年春，我正读五年级上学期时，正逢上海门县教育局主办了一个中、小学生运动会。 但是，三伯父办的这所小学竟被排斥在外，没有参赛的资格。什么理由呢？那就说不清楚了。大约是这所 小学只是一所农村复式教学的单班，不成气候吧！ 三伯父黄文才很不服气，趁当时担任县党部书记的黄朝佐先生来校视察之际，便提出了要求：“我校学 生不能参加运动会，就让我们学生去参观参观吧。”黄朝佐答应了，他说：“你带上我的名片和我写的信， 交请主办单位，给予方便。但只能去２０位同学，让他们见识见识大场面。”他的信上特意注明由我（当时 名黄荣朝）带领。当时我喜出望外，在大人的心目中，我是孩子的头头啦！ 我们只能参观决赛场的三天。那天我们一行到了大会会场外边，我壮一壮胆子，独个儿持了信和名 片，找到了接待组。接待组的一位女先生问我：“写信的人是谁？”我挺了挺身说：“是我堂哥哥。”只见那 位女先生连忙同另外几个人谈了几句，就带我们进入了大会场，将我们安排在离大会台２０公尺的西南角 上，席地而坐。我有了办事能力了！我得意了好几天。 谁 知好景不常，只过了两个月光景，我被家境所迫，不得不暂时停学了。 旧式的农家是靠体力劳动吃饭糊口，求生存，求发展。当时，我家八口子，人口多，土地少，平均每 人不足一亩田。我父亲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早在我只有两、三岁时，就带领比我只大几岁的两个哥哥， 离乡背井，四处谋生了。他们最初到如东县境内的华丰公司，种了一两年公司田；后来继续往北，找到东 台县海下海安县韩紫石先生为大股东开办的泰源公司，在那里开荒种植棉花。先是租种５０亩，接着又增 租２５亩。当时采取就田议产方法，每年按二、八分成，即佃户得八成，一切农本均由农户负担；公司方 面净得二成。这已经 是很有利于佃户的分成方法了。不几年，有了一点积蓄，我的两个哥哥相继结婚成 家，自立门户了。只是我父亲单身一人，要种几十亩田，里里外外实在忙不过来了，于是就想把我和母亲 迁到他的身边。我那年仅十一岁，正在上学的兴头上，也只得停学。 （三）我求学时代的好朋友－－沈伯荣 我求学时代结交了一些终生难忘的好朋友，沈伯荣要算最要好的朋友了。他比我小两三岁，说起来与 我的关系极为密切。他父母亲及哥哥、姐姐都曾在我家做过临工，他也帮助我家干些拾拾棉花之类的农 活。他的家在海门县天补镇南边大石桥北侧，离我家不远。因此，他能常和我一起玩耍。 １９３３年春，我仅１１岁，正在读五年级。有一天，我母亲收到父亲从东台县泰源公司请熟人带来的信 后，便要我停学，跟随沈伯荣的祖父－－沈顺隆到东台。我父亲同沈顺隆的年龄差不多，按我的辈份，唤 沈顺隆为“伯伯”，沈伯荣就比我小一辈。我的大嫂、二嫂认沈伯荣家是娘家的，沈伯荣叫她们“婆子”；我 在家中是排行最小，又是男中排行老三，沈伯荣就叫我“小伯伯”。但是我们不象是上下辈，确实象平辈的 朋友。 我离开了母亲，跟随着我父亲的朋友沈盛隆伯伯，从海门老家来到东台县泰源公司（即现在的东台市 新农乡浙农村一组），和父亲相聚了。从此便在东台落户了。沈伯荣也随家到了东台。 我来到东台后没几天，父亲和霭地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今年的上半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你到这里来不能 马上上学，就先在家里照应照应门口，烧烧我父子俩的饭，等一两个月，你娘从海门老家来了，你再到那 个学校念念书。我希望你将来能在家里记记日常往来账务，写写家常信就行了。”在当年艰难的家境下，这 是父亲对我寄予的深切厚望了。一个农户人家，对孩子的期望是那么的实际！沈伯荣和我的命运差不多， 也一时没有上学的机会。 大约过了两个月的光景，父亲高兴地对我说：“你娘已将海门老宅上原种植的十几亩田和几间住房一起 卖给人家了。我马上去海门接你娘，把老家 的一些东西，请一条船统统装运到这边来。这样，原来在两地 的家可以搬到一起了。”我知道，只要娘到这里，我又可以上学了。 果真，就在当年下半年，我和表弟朱天祥（参加革命后改名朱云）一同到离我家东南六七里路的季士 奎家私人办的小学读五年级。记得当时执教先生名叫蒋执中，此人系天主教徒，是海门天主教教会办的学 校高中毕业生。他对各门功课均有较好的底子，在四乡很有名望。这个学校毕竟离家远，每天往返十四、 五里路，全靠两条腿。买辆自行车吧，家用中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我虽然年纪小，体质却不错，只要有得 上学，一天来回跑上十来里路，算得了什么呢！为了中午不耽误学习，我俩就轮流带中午饭菜。有时碰上 季士奎先生师娘高兴，让我们中午在她家炒炒饭，或者给我们一点开水泡泡饭，那就是一顿佳肴了。沈伯 荣当时连这样的机会也还没有。 我在这所学校中学到不少新鲜的知识，心里乐滋滋的。不料，这样的好日子也只过了半年！这回是母 亲不让我上学。她心疼我，舍不得我刮风下雨、寒冬腊月跑这么多路上学。但是并不理解我。我那二哥、 二嫂为我的上学问题，在父母面前劝说过好几次，都没有 生效。我真愁闷得不得了！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二哥、二嫂与父母亲左商量，右商量，终于决定把我送进本村袁子熙先生办的改良 私塾，去补习半年五年级的课程。这样就可以就近上学了。那年春天，我和沈伯荣一起上学。他比我低三 个年级。我俩这半年的读书机会真是来得不容易，我格外 勤奋了。记得跟从袁先生学了些言文对照尺牍等 实用的文化知识，这是我一辈子受用的。 那所改良私塾，只有不到三十个学生，却有好几个年级，那时，我算是最高年级了，只有我一个人。 袁先生一个人从五年级教到一年级，当然忙不过来，就让我这个高年级 学生当小先生，帮助他教低年级。 他每天先教我，由我自己安排作业。多余的时间，就要我负责教低年级，即一、二、三年级，包括批改他 们的作业。沈伯荣就叫我“三先生”或“小伯伯”。四年级 只有两名学生，都是超龄生了，就由袁先生自己 教。 袁先生的师娘与我母亲是姨表姐妹，我称呼她小娘姨，她每天都留我吃一顿午饭。那时客居在东台还 不久，碰上一门亲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呢！ 这短暂的半年，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上学机会了！我与低年级的学生相处得很好，后来他们之中有 的参加了革命，仍然对我很尊重，依然尊称我为“小先生”。我也挺喜欢他们，这种“师友”关系很亲密。 如，还有一位名叫蔡振球的，参加革命后历任团参谋长等职，由于身患多种疾病，１９７９年前就离休 了，安置在东台县城里，还常和我这位学长联系呢！再有一个名叫朱念卿的，原任新农乡党委组织科长、 乡食品站站长、支部书记等职，也与我关系甚密，现在也离休了，一见面，说起话来，也总不忘称呼我这 个“学长”、“小先生”。 我在１９４０年秋参加村、乡农会，当年我１８岁。第二年春，我脱产离家，正式参加革命。沈 伯荣在我的影响下亦向往着参加革命。当时新四军老一师３队时常在我们村里驻防，不少青壮年就自动去 从军，沈伯荣如愿以偿了。从此，我与沈伯荣有好几年见不到面。到了１９４６年春节后，我所在部队华 野一纵二师六团驻山东省东太平火车站西侧，我与沈伯荣不期而遇了。当时我在侦察连任指导员，有天下 午，我在操场边上看我们连一些同志打兰球。有个战士跑到我面前，向我敬了个军礼，并叫我一声“小伯 伯”。我定睛一看，惊呆了，原来他就是沈伯荣！ 沈伯荣所在部队系华野一纵一师，这时正好从衮州换防去太安县城，路过此地。我们喜从天降，我 连呼了两声：“沈伯荣！沈伯荣！”激动得差一点落下眼泪。在阔别多年以后，竟能在异地相见，亲人加战 友的情谊是多么令人兴奋呀！我们相互抓住对方的双肩，哈哈地笑了一阵，我便邀请他所在连的连长、指 导员和排长等一行到我连部休息了约二、三十分钟。我对他们敬若上宾，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是一支香 烟，一杯淡水而已。这是我和沈伯荣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相遇。 后来，莱芜战役时，我部在陇海铁路上的张店郊区整训，沈伯荣听说，便 请了一天假前来看望 我。临别时留了一张照片给我。从此，就永远不能相见了！他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了！他当时担任副连 长。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如刀绞，悲痛万分。直到了我１９４９年转业到东台县民政科工作后，我才将 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他的亲人。 （四）蔡文明与我 除了沈伯荣，就要算蔡文明与我的关系最为密切了。蔡文明的，参加革命后改名蔡静，他比我小四 岁，同我一起在村东袁子熙的改良私塾中上学时，我代袁先生教的低年级学生中就有他。从那时算起来， 我同他相处有几十年了。 我从华东野战军二十军转业到东台县民政科工作后，又与蔡文明相处了半年多。那是在东台县转业 委员会工作期间，虽然是同事，他却不忘师友的情谊，一直是口口声声叫我“小先生”。 我后来到省民政厅工作，他恰好从华东财经学院毕业，分配到了省财政厅工作，彼此住得很近，我 和他时常能见面，他不时到我的住所来作客。真是话逢知己千句少！ 后来，他与邢言展调上海川沙县工作，当过上海市川沙县财政局长。我也调盐城地区工作，大家 都离开了南京。但是，我们之间也经常通信或通电话，思念深切呀！我和他只要那个回东台新农老家探 亲，也都不忘抽出时间到对方的家中去探望一下老人和孩子们。情同手足啊！在１９７５年春节，我去二 哥处过春节，正逢上他的大儿子结婚，请我去作客。我当然是不推让的。 不幸的是，蔡文明在前年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我再也见不到他亲切的笑容了！当他垂危时，恰好 我也被疾病缠身，我不能去见这最后一面。此后，我按老习惯，与他的家人通电话或通信，凡到东台，我 也不忘去探望他的大儿子蔡云飞和他的妹妹蔡美兰。因为，他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 （五）摸索着人生的道路 大凡一个人青少年时期是探索人生道路的时期，心存着人生的志向，大胆而热情地向前跨步，求 得自身的发展。重要的是要正确地选准自己志向。但是，究竟做什么才是正确的，在我生活的年代，往往 很难预测。社会上的事情千头万绪，我都很好奇，都想学一学，做一做。所以我在15岁至18岁那几年，做 过好多事。 由于我家世代务农，我在农村中长大，失学以后，就想在农业上找人生的出路。 我和村里几个要好 的青少年如徐慕珍、朱云、徐慕宾、陆鸿飞、沈伯良等商量，总要学些什么特长才行？后来几个人想来想 去，想到我们村里在我家宅后排有个善以种园艺的陆朝元，当时有几个青少年到他家学习园艺生产技术。 但他家奶奶很保守，轻意不肯向他人传授技术，于是我们几个人白天黑夜的偷着学，慢慢摸索，如长韭菜 黄（又叫韭菜芽）头一年长得不理想，我们几个人从实践中慢慢总结研究，就这样经过两三年实践摸索， 终于不但长好了，而且还超过陆朝元家长的韭菜黄。我们摸索培植的韭菜黄，长得又长、又肥、又粗，同 样十公尺长的行子，产量比陆家多产十斤左右菜黄。另外还在棉花田里间种香瓜和西瓜，花生田里种冬 瓜；还种了近百棵桃树，有好几个品种。桃树是我自己栽种，自己嫁接。可以用花接，亦可用枝接。除我 自己家的嫁接外，还帮助左邻右舍免费嫁接。这种园艺有计划搞起来，很有意思的，可以说一年四季有收 入。春季有头刀韭菜而且价钱较贵，肥料足还可以割二刀；夏季先是香瓜上市，跟后是西瓜上市；夏秋之 间水密桃上市，然后是冬瓜应市；冬季韭菜黄分批上市而且价钱好，那时卖给 港镇、三仓镇和一仓镇小 贩子，每市斤壹角伍至贰角。当时还通用铜板，一般45─60个铜板一市斤。我曾有几次从三仓搭帮船到东 台城里集市上销售给小贩子，比在家乡卖给人家每市斤要多卖30至40个铜板。于是，我还把人家的韭菜 黄，按乡下的价钱买下来，带去东台出售。我所卖得的钱，支持家中支付雇用的临时工工资外尚有结余。 这样我在家自己搞了园艺，又做了农活，况且又有一定收入支持家庭，所以我父母亲和两个哥哥及嫂嫂都 赞成、支持我搞家庭园艺生产。搞园艺生产既不浪费土地，还可以改良土壤，有利于其他作物生长。我在 搞了四年园艺生产，从实践中摸索出来了经验，乡村里有不少人羡慕我，对我都是另眼看待的。后来新四 军东进到我东台乡下，当时我只有虚十八岁，在本村(保)第一次村民大会上（每户只一人参加），不少 中、老年农民如孙中和、梅冠群、蔡文贵，崔宗才、朱廷邦等说：“选黄荣朝做村农会长错不了。”大家说 我会种田．那次大会上，我几乎以全票当选为村(保)农会会长；过了不到一个星期，乡里开大会，又选我 为乡农会第一副会长兼农会组织委员． 　　我从小就羡慕当兵，当什么样的兵，当时无法选择。我只晓得当兵好玩，出人头地。在我十六、七岁 时，我们保里的保长施德福与我父亲年龄相仿，有一天，他兴冲冲跑到我家，对我父亲说：“乡里组织自卫 队训练，每个保四个人。”我父亲对保长说：“你的意思要我小儿子参加训练，你说是吗？”他答道：“是这 个意思。”我父亲又说：“你的二儿子报名了没有？”这个保长最怕我父亲揭他的短，就只得说：“我二儿子 肯定报名参加！”我父亲说：“施保长带了头，哪个敢落后！”这年冬天，我参加乡自卫队训练了两个月， 还到驻安丰镇的区公所会过一次操。每月补贴两三块钱，由保长亲自给我们送到门上。在训练中主要学习 一些军事动作和基本步法、转法、队形变换等。当时枪支紧张，每人只发了一把大刀作为武器，有时夜间 两人一班带着大刀，在村里转转。凡值勤的晚上，保长便在家里安排夜饭。参加乡自卫队训练学习的一些 知识，对我后来参加革命，领导区游击队，亦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我也学做过小生意。靠着总共几百元本钱，贩卖过火油、火柴、洋腊烛、肥皂等，做串乡小贩买卖； 到外乡收买过等外棉花，做棉花转手生意，……凡能赚钱的交易，都去试一试。我也曾跟随过我姑父朱甫仁 学过木匠、瓦匠，跟我朋友姜品清学过镶金牙、照相等。总之，当时我没有明确的人生宗旨，只是凭兴 趣，求生存，求出路，求发展。但是，我终是牢记父辈们对我们的教育引导，不搞歪门邪道。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