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连载 黄克：从硝烟中走过来---我的回忆 二．当日寇不让我们活下去的时候 　　 普通的农家盼望的是年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一个青年，有各种各样的人生幻想，向往着美好 的未来。然而，当时科学不发达的中国，是列强眼中的肥肉，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们举起了屠刀…… 我首先是爱国的青年，在党的教育下，我在硝烟中成长了！ （一）决心投身抗日 　　1937年，我十五岁，初谙世事。农历三月间，我到姑母家有事，表姐夫张敬涛去南通看病，仅去了两 三天就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回来了。他刚一到家就气急败坏地说：“我这次去南通病没有看得成，差一点还回 不来了。”接着说：“昨天天刚亮，大批日本兵一队队的从长江里兵舰上爬上岸，涌进了南通城。他们见人 就开枪，沿途打伤打死不少人。我们几个人幸亏跑得快，骑着自行车急急匆匆地逃了回来，已一天多没吃 东西了，亦不觉得饿。”大家听了以后，心里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心里老纳闷，大有要当亡国奴的感受。 大约只过了个把星期，就听说从南通那边过来了日本鬼子，已经到了东台城里，并且在东台南边 三灶小街（现为东台市范公镇所在地）那里对躲避不及的老弱妇幼以及手无寸铁的百姓，奸淫抢掠。他们 残无人道，连十二、三岁的女孩，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都不放过，强奸以后，还用刺刀挑开妇女的肚 子……。那种骇人听闻的血腥屠杀洗劫，简直惨无人道。他们还烧毁30多户老百姓的100多间房屋，打死打 伤20多人。三灶这地方本来人家就不多，遭此大难，一百多人无家可归，离乡背井，四处乞讨。老百姓纷 纷逃难，人烟更稀少了。直到１９４３年秋，我们几个区游击队联合行动去三灶一带伏击敌伪军时，尚见 断壁残垣，瓦砾四散，由此可见当时的惨状了。 　　从姑母家回来后没几天，我们在田里做农活，看到一群一群的男女老少，从我家前面路上由西向东结 伴而行，躲逃日本鬼子。他们说：“三仓河（在我家西边离我家十来里路）已到了日本鬼子。驻扎在三仓街 东头朱家木行里，还到附近乡村里拉夫挖工事。”我们一帮青少年既害怕又无办法，大家饭亦吃不香，觉也 睡不好，恍恍惚惚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又从西边传来消息说：“三仓河的日本鬼子又出来抢东西、抓鸡子、拉夫了。日本 鬼子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见鸡就抓，见男青壮年就拉去挖工事，见妇女就强奸。离我家里把路有两个 少女躲在玉米柴堆里，被两个日本鬼子发现了，未能幸免！” 日寇的一系列暴行，对我辈青少年是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救亡课，使我等青少年对抗日增强了一股激 情。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知识不断丰富，后来我就积极参与有关抗日救亡工作了。 　　大约１９３９年的冬季，有一天我在新街镇一个姓沈的朋友家玩，正好又碰到新街北边几个朋友，记 得他们是陈文德、徐德昌、陈方东等五、六人，便一同步行回家。一路上从谈家常起，便谈到了国难当 头，我们青年人不能袖手旁观，应有抗日救国的抱负，决不能就这样混日子。你一言，我一句，大家都认 为我们青年人应有一定志向。但是应去找个什么样的出路呢！有人便提议我们几个作为发起人，组织一 个“青年抗日拒毒队”。既好为社会尽点义务，又与抗日救亡工作相协调。于是大家一致同意了。 当时要搞个组织不是随便叫个什么名称就可以的，要向当时的国民党东台县政府申请备案，待准 予备案后才算合法组织。我记得申请书由陈文德、陈方东两人起草，由徐德昌去东台递交了申请书。约莫 经过两个月左右，听说东台县政府已准予备案，批文还公然贴在县政府大门前照墙上公告栏内。此举虽未 造成很大的声势，也未达到什么目的，但总算对抗日救亡工作，做了一些我辈应做的事情。 （二）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４０年初秋，我党领导的新四军江北挺进纵队在陈毅、粟裕两将军率领下，在泰兴县黄桥镇和国 民党顽固派李守维等部队展开了一场决战，取得立足苏北的决定性胜利之后，新四军一部分东进到东台县 境内，主要到沿海地区扩大抗日根据地和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一致抗日。当时沿海地区作为抗日根据地的 条件较好，一则沿海一带，南至海安县角斜镇，北起大丰县斗龙港，南北约250华里设有十余家农垦公 司，为农业资本家的地盘。广大佃户长期受农业资本家的盘剥，历来与农业资本家的斗争很激烈，他们的 思想觉悟较高；二则距东台县城较远，但沿海有不少小集镇，加之地域空旷可有利于我东进部队整顿训 练，伤病员疗养亦极为适宜。当时新四军一师野战医院就驻在离我家仅三里路的泰源公司的总公司（陆子 苴）。 　　我们乡有一大批佃农出身的青少年，其时受到新四军野战医院政治处民运工作组的宣传教育和启发动 员。就很快响应，各乡先后组织起保乡农民抗敌协会。我因乡亲们的信任，先后被选为保农会长，乡农会 副会长兼组织委员。经几个月的工作实践和锻练，区委和县委组织部对我乡工作极为重视。区委书记姜海 如时常来我乡参加会议，县委组织部何庆部长(女)还蹲点考察，连续多日住在我家，还与我母亲很谈得 来。不久，我乡一下子发展了十几个党员，并很快组建了第一个乡党支部，施奎同志为第一任乡党支部书 记。 　　为了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扩大巩固抗日根据地，壮大民运工作队伍，东台县委组织部何庆部长到我 们乡会同野战医院党委民运工作组重点考察一批有志青年，我亦是重点考察对象之一。我家在乡村算是一 个富裕农民，我父亲是个忠实的佛教信徒，经常为一些慈善事业出钱出力，在乡村里有一定威望；我母亲 思想亦比较开明；我在家乡青少年中，亦有一定活动能力，我的举动对一般青少年有一定影响。何庆同志 对我倍加动员，特别做好了我母亲的思想工作。经她多次说服动员，最终我母亲对何庆同志说：“只要他 (指我)愿意出去，我们就随他去了。”何庆同志把我母亲的话告诉了我，我觉得老人家很支待我参加革 命，增强了我的决心和信心，于是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我真的被批准入党，成了中国共产党的 党员！ （三）我的入党介绍人黄剑萍 黄剑萍原名叫黄廷宾，入党后改名黄剑萍。他的父亲黄士林与我的父亲年纪相仿，当年老兄弟几乎 同时从海门老家迁移到东台海下泰源公司开垦种田的。他家住泰源公司十三组分公司，我家住泰源公司南 一组分公司，都处在三河两岸，两家相距一里左右，仅由大河南北相隔。我们两家往来密切，那家有红白 喜事，都要相互通气，鼎力相助的。由于他们老兄弟要好，我们小弟兄的关系也格外亲密。 黄剑萍比我长七岁，１９４０年初冬，我和黄剑萍同志几乎同时在各自的村（保）里被选为农会会 长。他属强西村，我住中心村。沁了村农会会长不几日，乡里又选举乡农会，他被选为乡农会会长，我被 选为副会长兼农会组织委员。他在我前一个月入的党。由于他是贫雇农出身，无后补期，所以他入了党就 能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时，介绍别人入党要经过区委组织委员审查同意后才能办理入党介绍手续。在我 入党后，我便由原名黄荣朝改名为黄克。入党后的第三天，由区委书记林荫、县委组织部长何庆动员我们 几个人到当时的三仓区委民运工作队报到。我记得是我和黄剑萍、朱云、沈士锋、徐志贤等。主要任务是 到外乡帮助开展“二五”减租，并组织“自卫队”等。时间是两 至三个月。三个月后，区委书记对我们 说：“你们是共产党员，出来参加革命那有时间限制？孙中山先生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 力。’我们的革命还仅仅是开始。”接着，区委召开民运工作队员大会，对几十个队员作了评价。其中提到 我和朱云的条件最好，年轻，还没有成家，又有小学文化，对革命有热情，办事认真，在工作队的几个月 中表现较突出。也提到黄剑萍、陈文林等同志，说他们虽有困难，但能克服，不给区委添麻烦。同时也提 到了有些同志家里确有困难，应该得到组织照顾。大会之后，对我们区别情况，作了不同的处理，我乡同 来的沈士锋、徐志贤便由区委、区政府介绍回乡工作。黄剑萍给予一定的津贴，由内部掌握解决其暂时的 经济困难。当然，亦有一些同志动员其回原乡工作 ，其中个别也享受津贴补助的。经过一个大会和半天小 会，实是求是地解决了同志们的实际问题，使相当一部份人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前两年，我回东台新农老家，还特意去看望过徐志贤。他家现住新农四组村，其爱人见到我时， 问及当时一起出去参加民运工作队的一些同志，如朱云、黄剑萍、王飞岳等，还相当后悔不该当时拖徐志 贤的后腿。 当时，我和黄剑萍同志在三仓区委民运工作队工作，组织上有意把我们俩安排在一个小组里，在三 仓乡、施阵乡、贾坝乡、拦渠乡、梁海乡、古鲁乡、鲁西乡等处开展工作。同进同出，形影不离，我俩被 人们看作是兄弟，闲下来的时候，黄剑萍还教我下象棋。后来，我的棋艺有了进步，有时也能打败师傅， 我的老嫂子宋志秀风趣地对我开玩笑说：“徒弟要有个徒弟的样子，不能培养个徒弟来杀‘师傅’！”我 说：“那有弟弟杀哥哥的道理？更不会有徒弟杀师傅的了！师傅永远是师傅，我这个弟弟做事总不会过份 的。” 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总是以兄嫂的身份来主动帮助我，处处体贴关怀我。至今，我们全 家对他们是很感激的。当然，他们有一点难处时，我们也同样对他们伸出友情的手，这正是兄弟加同志的 感情罢！ （四）我多么需要一支枪 我在抗日的烽火中入了党。入党后的第三天，就和我乡第一批有志青年黄剑萍、朱云、沈士峰、徐 志贤等到区委民运工作队报到了。这是正式投入了抗日斗争，但是那时还没有摸到枪！ 　　那时，我还没有参加过武装斗争，在凶狠的鬼子兵面前，也缺乏斗争经验。记得在１９４１年夏季的 一天，我从区委民运工作队请假回家看看，并拿些换季衣服。那知驻东台县城的日伪军，会同沿海的潘 丿、李堡等据点的日伪军正在发起夏季大扫荡。 这天清晨，我在家尚未起床，朦胧中听到我家前面大河南边人声嘈杂。一打听才知道是日本鬼子 下乡扫荡了。河南边已被鬼子烧掉了几户民房，还追捉着妇女。人们纷纷从河南岸逃过来，躲进了我家旁 边的玉米田里。此时玉米已有四五尺高了，玉米行里间种的黄豆亦有一尺多高。庄稼田躲些人是看不见 的。我心想情况不好，脸亦不洗了，立即拿起里面只放着几本书和笔记本、钢笔等的黑平布缝制的挎包， 一出门就往北紧走。一直走了大约半里路，到了我表哥朱天佑家前面，想找个地方躲一躲，或者迅速离 开。那条由东到西的横路，离我只有五、六十公尺远，我正想从这条路上撤离。 清早的大雾弥漫，十几步外的一切就看不甚清了。只听见好像前面有人在哇里哇啦乱喊什么，我当 即蹲下来向北一看，隐隐约约发现几个穿黄军衣的人端着长枪，往这边过来。这正是日本鬼子！这时日本 鬼子大概也发觉了我。说时迟那时快，我急转身就往右边玉米田里钻。还没有定下神来，耳边就听得从北 边传来一声枪响。还好，子弹不知打到哪里去了，我安然无恙。我连忙三脚两步迅速跑到近前的一条沟 边。沟宽约有一丈四、五尺，那时手里没有枪杆子，不必要作无谓的牺牲，只好“走为上着”。也不知那来 的劲，我憋足了气一纵身，竟然跳过了沟。鬼子没有追上来，我脱险了。 那是我第一次同鬼子遭遇，手中没有枪，要是有了枪，那就不客气了！事情过去了五十多年，回想 起来那一回赤手空拳，真险！后来我手里有了枪杆子，就容不得鬼子兵那样嚣张了！ （五）我成了乡农运工作的骨干 　　1941年秋，东台县三仓区在我家所在的乡——临海乡泰源公司第二组召开了三仓区第一届第一次农民代 表大会，选举成立区农民抗敌协会。大会上，我和黄剑萍两人安排为主席团成员，并由区委书记林荫同志 指定我在大会上代表临海乡农民发言。这次大会，我与黄剑萍两人同时选为区农会执行委员，我还被推为 区农会青年科长，黄剑萍同志为组织科长。由区农会会长袁约宣读了一批任职名单。 会后，县委组织部部长何庆同志与我们谈笑，她说：“黄克同志，你们(包括黄剑萍)现在是我们区 民运工作队的真正指导员了。”我们俩亦报以客气的回答：“这都是部长的培养。”说真的，我入了党，参 加了抗日的革命工作，在党的培养下，我成长了，成了乡里农运工作的骨干。 　　我们乡在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在我们影响下先后出去了十几个有志青年。有的同志离家后，一直坚持 工作，没有退缩，如，我和黄剑萍、王飞岳、施鑫、施宗俊、朱云，在革命胜利后分别担负了地市厅局级 干部；还有两个是县团级干部，即徐慕宾、朱念云；有一个名叫黄志远的同志早在我们之前个把月就参加 了三仓区政府工作，担任民政股长、财政分局长。他在１９４３年因故回家，后来担任港中学校长，１ ９７０年左右病故。还有一个名叫严志坚的，他在１９４４年任三仓区游击连政治指导员，后来该连上升 主力部队，他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委等，１９７０年前后离休回东台，１９７８年病故。可惜 的是有两位在战争中担任连排级的同志——陆鸿飞和沈伯荣，在解放战争中分别在徐州和孟良崮战役中牺牲 了。只有两个人——沈士峰、徐志贤，因客观原因只工作了几个月就被动员回家了。 （六）我当了乡党支部书记  我在东台县三仓区委民运工作队仅半年时间。由于抗日斗争的形势需要，１９４１年秋，区委和县 委组织部为了重点培养我们，将我和黄剑萍、朱云三人介绍到东台县委第一期党训班学习，结业后，我当 了三仓乡的党支部书记。 在党训班学习了一个月，主要学习党的基本知识等，提高了我对党的思想认识，坚定了我参加革 命工作的信心。记得当时党训班的班主任就是梅村同志，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三个人在党训班 上都分别担任三个大组的组长，并被选为党训班党支部委员。党训班结业后，我们仍回三仓区委接受组织 分配。朱云分派到一仓乡任党支部书记；黄剑萍任三仓区区队队长；我去三仓乡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三仓乡的乡长是王风舫先生。 我在该乡工作时经常住三仓河东边三里路左右的跳儿口老保长林克杨叔叔家，其子林子秋，与其 堂弟林凯坤以及老贫农庄坤仁、庄坤余弟兄俩都是我第一批发展入党的新党员。庄坤仁同志于１９４３年 实行新乡制时任仓东乡乡长；庄坤余同志为乡农会负责人；林子秋同志现已离休，原任市委党校副校长。 （七）初涉抗日统战工作 就在我们三人任职约两个月中，敌伪发动了冬季大扫荡。那时，一仓小镇(乡属小镇)已被敌伪筑为 据点，从潘丿抽一个小队鬼子30多人，伪军一个营400多人，气势嚣张地向四乡扫荡。 三仓区委为了团结联络好一仓和三仓附近几个社会名流，做好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便配备好了党 的干部。这时，将我从三仓乡调至区委待命。 我到区委报到的第二天，区委书记陈裴同志对我说：“黄克同志，区委想委派你去担任一项新的 工作。现在决定委派你为三仓区委代表，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对外称指导员，具体负责团结好一仓镇外围 几个社会名流。他们是地方实力人士，王亚陆、施沐天、耿怀坤。你作为区委代表，与他们联络，联络他 们一起抗日。他们三人与区委书记、区长已经谈妥，将其所有三家的生命财产来保证你的安全。他们每个 人都有防身武器。”区委书记陈裴同志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有没有困难？”当时我 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未作什么考虑，就立即表示：“没什么困难，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但是，我 说：“人家都有‘家伙’。我只是赤手空拳，听人家摆布。”当时，区长王元方同志在一旁说：“这真是个问 题，可是我这里也没有‘家伙’。”不意陈裴同志很爽快地把她心爱的德国造“白郎林”手枪和十发子弹交给 我作防身使用，并当场教我如何使用它。这是以防万一，可以应付突然发生的情况。当天傍晚我拿了区 长、区委书记的亲笔信，到一仓西南吴家桥子河西约三华里王亚陆先生临时住处和他见面，王热情地接待 了我，并寒喧了几句，王随后把其大儿子找来，要他大儿带我去三仓镇后面有位姓张的缝纫工人家和其徒 弟耿怀坤一起。食宿由耿先生安排，按他们事先已研究好的，第二天又和施沐天先生会了面。白天一般我 都在王亚陆先生处，晚上仍回到三仓镇张家和耿先生住一幢房子里，他住东首房间，我和其徒弟（学生） 住西首房里，一般早茶都在耿先生处安排。中饭、晚饭由王先生那边安排，他们吃什么，我亦吃什么，实 际上他们所有吃喝，根本不要他们付什么费用。他们帮里有什么事情我不予过问，必要时个别与王亚陆反 映几句，但他对我很尊重，对我的意见基本上都采纳的。 （八）敌伪营长的转变 　 一仓镇敌伪据点筑起来后，形成了一道南接李堡、北连潘丿的南北约70华里的封锁线，牵制了我军 在东台沿海一带的活动，给我军在黄海路东西两侧活动增添了一定的难度。据点筑起来仅个把月时间，原 来一个繁荣的小集镇一下子被搞得乱七八糟的，到处乱石瓦砾，昼夜哭声不断，敌伪军四处奸淫掳掠，血 腥屠杀洗劫，一片惨景，四乡人民无不怨声载道。 　　我去作联络工作后没几天，一天早饭后，一仓镇敌伪据点里的伪军营长张祥（可能是化名）派人送信 给其祖师（称王老太爷）王亚陆先生，要王约定时间、地点，他按时前来拜访他。王当即把情况告诉我， 并要我一同接待张。我当即写了便条派人送给区委书记陈裴同志，陈裴同志立即指示我：“既认真对付，又 不失礼貌，由王亚陆先生统盘安排。”第二天上午约十点多钟，伪军营长张祥和勤务兵着便服，来到一仓镇 西南约三里多地的社会进步人士郑达俊乡下家中。当时，王亚陆以某先生相称，给张介绍了我和其他几位 乡绅，坐定后，大家从天气谈到农业收成，没话找话，约莫过了半小时，开始吃午饭。王亚陆先生首先 说：“今天借郑先生宝地，请大家来，随便备了几杯水酒，不成礼数，大家只管喝酒，不谈其他。”众人随 声附和，全听王老先生安排。敌伪营长张祥为客坐，我在张对面为陪坐。三杯酒下肚后，张祥以安庆帮的 称呼调皮地问王亚陆：“王老太爷，我敬对坐这位先生（指我）酒，怎么称呼？”王亚陆很敏感，立即 说：“今天我请来的都是自己人，都是朋友，四海皆兄弟，就称黄先生（指我）吧！”我随后也以张先生回 敬他。酒桌上大家很自然，不过心照不宣罢了。席散，敌张营长朝王亚陆伸出四个指头，望着我。意思说 我黄某是新四军。王亚陆连忙说：“在我这里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张随即起身双手抱拳对我说：“后会 有期。”我亦抱拳还礼说：“后会有期”。这“后会有期”各有各的用意（含义）罢了！ 　　农历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当时有一仓镇的绅士王冠生、吴宝松、郑达俊会同社会名流王亚陆等十余人 一行，专门雇了帮船去苏中军区向管文蔚司令，新四军一师粟裕师长请愿，要求拔除一仓镇这个据点。按 苏中军区和新四军一师事前作出的决定，拔除一仓这个沿海封锁线上的钉子，他们一行人去请愿，实际上 是顺水人情而已。于是苏中军区和一师马上派二旅旅长王必成率一个主力团，会同东台独立团及几个区游 击连围攻一仓据点。经大半夜激战全歼守敌伪军一个营，生俘伪军营长张祥以下300余人，仅一个班的鬼 子兵和20余个伪军连夜突围逃往北边二十余里的潘丿据点去了。请愿的人刚刚到家，一仓据点就被拔除 了。这一仗打得敌伪军丧魂落魄，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位伪军营长成了我新四军的俘虏。王亚陆先生 与我军战地指挥部领导联系，提议由我出面找被俘的伪军营长张祥谈一次话。战地指挥部看在其是社会名 流，又是苏中行署管文蔚主任的名誉秘书份上。我与张曾在酒桌上有过一面之交，谈话时战地指挥部派了 一位参谋还有王亚陆等在埸，我对张营长郑重地说：“你是中国人，要认真选择前途，切不可再为日本鬼子 卖命当汉奸了，做一些对人民和抗战有益的事”。王亚陆随即亦在一旁为我讲了一些捧场的话。张祥想了 想，觉得做汉奸没有好结果，就向我战地指挥部表示：“以后绝不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愿意回家奉养 父母”。于是我军战地指挥部当即发给其路条（解放区的通行证）和路费，第二天他就回涟水老家去了。 （九）老战友李进同志 １９４１年夏，我被三仓区委民运工作队分派到三仓区鲁西乡开展工作，认识了该乡民兵大队长 李进。他原名叫李进元，木匠出身，１９４０年冬，参加组织民兵自卫队，１９４１年夏秋之间任乡民兵 大队长，与我相处得很熟，往来很亲切。自从我在１９４２年春从三仓区委民运工作队转调区游击连工作 以来，与他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后来，我调主力部队工作，几次经过东台，都与他不约而遇，真是缘份不 浅了。 １９４９年秋，我从三野二十军转业到东台县的民政科工作，其时他任东台县总工会主席，后任 东台镇党委书记。１９５８年他调地区钢铁远征工作，担任副团长，后来又回盐城地区，任工业局副局 长。这时，东台县委书记王益众为调整充实乡镇 领导班子，通过地委将李进同志要回东台担任县委委员， 并任东台县新街镇党委书记。在文革后期，他任林场党委书记、城东党委书记、东台县计经委副主任等职 务，直至离休，享地市级政治生活待遇。 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当时任新街镇党委书记，其爱人和五个孩子都在农村，有一些生活 田。那时我家亦有七个人，且都是盐城市户口，当然没有生活田，一时在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他们夫妇俩 多次将生活田中长的芋头、山芋、白菜之类用麻袋装好，请长途汽车带来我家，一次就是几百斤。有一 次，快到过春节了，他们请长途汽车带来了半爿鲜猪肉和几只光鸭，还有大白菜等，满满地装了两 麻袋。 我们全家感激得热泪盈眶，真是雪中送炭呀！ １９６５年，我患疝气动手术，出院后便去东台新农老家调养。他们夫妇俩知道后，就派他侄儿 和大儿弟兄俩用自行车硬是把我拖到新街，要我留在他家中休养。每天他们用好几样营养丰富的菜来招待 我，并且讲定：“一定要把你的身体养好后才能让你回新农！”我只得在他们家中享十来天清福，心里实在 过意不去。人间自有真情在，战火中结成的友情，是如此的不分彼此！ （十）投身敌后抗日游击战 　　一仓镇解放后，我的区委代表、共产党员身份已公开，四乡八镇都知道了。在１９４２年初，东台县 委组织部何庆部长与三仓区委研究，认为我虽年轻（当时仅二十岁），却能应付一些对敌斗争事务，还得 到社会名流的赞赏，决定把我的关系转到东台独立团。东台县委组织部和独立团党委确定我回三仓区开展 工作，组建三仓区第二个游击连（按第一个游击连在一仓镇据点拨除后，上升为东台独立团编为一连，连 长朱复林、指导员杨绍都是原班人马）。并将一仓镇作为扩充区游击连的基地，同时仍运用王亚陆等社会 名流的影响扩军，先组建一仓镇自卫大队，以便于扩充兵源，大队长是地方实力人士耿怀坤的徒弟常德 润，与我共事近两个月相处很好，处处维护我的威信，对新兵中一些歪风邪气都能严肃对待，我都以革命 军人的要求严正指出。我这个共产党员身份是由社会名流王亚陆先生向一仓有关人士公开的。事后大家对 我格外尊敬。一些新兵经过初审发现有个别流氓成性的人，经我主持召开的军人大会揭发教育后洗刷了五 六个人，并退回原保送来的村。这对其他人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从此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亦不敢随便了。 所有这些都得到区长王元方，区委书记陈裴和独立团特派员的支持。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一支近80人的 队伍建立起来了。于是区委，区政府在三月初联合召开扩大会议，会上由区长王元方正式宣布，以一仓镇 自卫大队为基础的三仓区第二个游击连正式组建起来了。接着由区委书记陈裴同志代表独立团宣布任命我 为三仓区游击连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在独立团未派来连长前由我兼理连长职务。1942年初秋，三仓 区委扩大会上区委书记陈裴同志宣读了东台县委组织部通知我为三仓区委武装委员（对外称武装科长）兼 区队部党团书记。仍任区游击连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 　　1943年夏，三麦、二豆将要成熟时，东台敌伪军对我三仓中心区发起大扫荡。当时苏中行署、新四军 一师师部、苏中二地委、专署、军分区、东台县委、县政府基本上经常驻在这里，因此大家称这里为中心 区。一夜之间，三仓中心区被敌伪抢占分割开了，敌伪还在一仓、三仓筑起了临时据点。我们区委为了安 定民心，骚扰敌人，观察一些乡保长和社会人士的动向，决定将区游击连兵分两路，由我率两个精干武装 班二十多人利用我对一仓、三仓以东一带地理人情熟悉的条件，白天突破一、三仓之间的封锁线，到一、 三仓以东一带活动；其余30余人由副连长林纪根带领随同区委、区政府一起活动。我带领的小分队运动到 三仓西北约两华里的姚家桥子附近碰到三仓几个乡村干部，他们刚从三仓方向过来，他们在三仓街上发现 有头二百伪军由三仓东头桥上窜向南，刚过去几分钟。当时我带一个游击小组四个人，迅即向三仓街上运 动，到东街桥口，用四支步枪以排枪向南一里多路的大桥瞄准。其时敌人将要过桥，我们一排枪打过去， 顿时敌伪军一片惊慌。随后，敌伪军以两挺轻机枪胡乱向北边还击，只打了一夹子弹，就停止射击，继续 向南去了。我们骚扰敌人的目的达到后，派出的游击小组和我及小分队一同穿过三仓镇小街向东边撤走。 约莫过去五、六里路，天时又不早，临时找地方先休息弄晚饭吃。那时乡保长都躲起来了，我们小分队仅 带了天把粮食，这顿晚饭一吃，第二天的吃粮就紧张了。没办法，我只好差炊事员王益民同志到我家中去 取。王益民两个月前曾到我家去过，熟人、熟门、熟路，他拿了我亲笔写的条子便上路了（按：我们小分 队活动的地方离我家仅六、七里路）。我父亲看到我写的便条，很同情我们的处境，家中没有现有的成品 粮，就先到左邻右舍家凑了一百多斤，交老王带走，并嘱咐隔两天再去拿，第二次又去拿了一百多斤，算 是度过了难关。第七天，敌伪扫荡结束了。这次反扫荡，我区亦吸取了不少教训……。由于我们经常处在中 心区大机关旁过惯太平日子，或多或少的存有麻痹轻敌的思想，一旦发现敌情就真有些手忙脚乱。敌伪扫 荡过后，区委一班人认真回顾总结了我区在反扫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认为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 的、深刻的，给我区工作带来了很大影响。东台县委负责同志亲临我区参加了总结会议，区里几个主要负 责同志都分别作了深刻的检讨，我虽带领小分队完成了预定任务，但我是区委三巨头之一，不可推托的要 承担一定责任。我在深刻检讨后，请求县委组织部和独立团党委调动我的工作，到对敌斗争的边区去，接 受新的考验和锻炼。大约过了半个月，三仓区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亦都分别调动了工作。我奉命调往潘丿区 区委仍任武装委员兼区队部党团书记、区游击连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这里离敌伪据点较近，近的地 方只两三里，对我既是考验又是锻炼。因为我是主动请求调往边区工作的，所以我很乐意接受新任命，既 未讨价还价，又未提任何要求，只天把时间就去潘丿区委报到了。约过了一个多月，去独立团开会（离我 家只有三里路），利用晚饭后两三小时顺便回家去看了父母亲和哥哥嫂嫂，并将我工作调动的事告诉了他 们。 　　东台县潘丿区辖十八个小乡镇，东西宽100多华里，南北长二十里左右。由于潘丿镇是敌伪据点（鬼 子一个小队，伪军一个加强连共200多人）这对我们开展附近一些乡村的工作造成一定的难度。我区游击 连活动中心距据点三、五里，十天半月总要与敌伪军周旋次把，这对我亦是一种锻炼，我觉得比在中心区 工作各方面要踏实得多。 　　1943年初冬，我潘丿区委决定在敌伪军冬季扫荡前发动一次群众性的反奸破路斗争，并以区委、区政 府名义召开万人动员大会。在大会上，判决了两个汉奸。这两个人都是潘丿镇的人，平时敲榨群众，无恶 不作，专与我新四军人民政府作对，他们还经常打探我公粮储存地点，给敌伪军通风报信。在万人动员大 会前几天，他俩给敌伪军带路，抢走离据点七、八里的华丿小街东边几户群众家保管的五千多斤公粮，还 烧了一户孤独舍子几间草房，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我游击连得信后，当天晚上派了一个游击小组，摸到 据点里，把这两家伙分别捆了起来，捉到我区政府，连夜审问。他俩如实供认了所犯罪行。区委书记茅 林、区长陆文彬和我三人研究决定在万人动员大会后予以处决。那个叫孙三秃子的汉奸是我用剌刀连捅三 刀处死的；另一个汉奸是几个战士七手八脚用大刀砍死的。当时为了节省子弹，一般死刑犯都是用刀砍 的，那时一颗子弹价值四斗多大米（约70多市斤），尚且还不容易买到。这两个家伙被处决后，四乡群众 无不拍手叫好，一些不三不四的两面派人物也安稳多了。边区原来有几个动摇的乡、保长，纷纷向我们套 近呼，并表示真心实意抗日，应付敌伪，以实际行动将功折罪。我们亦派人做有关人的工作，并向他们提 出具体要求，试探他们的真实意图，但都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破路的群众，一直破到离据点里 把路，敌伪军亦不敢出来干扰。敌伪军白天也不敢轻易下乡了。 　　１９４３年冬季的一天下午，东台独立团作战参谋邵峰带了两个侦察员，来到我游击连驻地，对我说 明了来意，准备到潘丿据点里，把伪军连长彭××秘密捉过来，要他为我们服务。这个连长，家住东台城东 三、四里路，其父曾是私塾教师。其妻有一定文化，因其亲妹妹曾遭日军多人强奸过，故对日军甚为痛 恨。晚饭后，我陪邵峰参谋一起到“伪乡长”钱德华家中说明来意。同时我又派了一个精明的战士和团部两 个侦察员到潘丿据点里去捉拿伪军姓彭的连长。这个伪军头头实职是连长，但挂的是副营长的衔，是潘丿 据点伪军主事官。鬼子的一个小队驻扎在离他住地约150米远的土围子里，一般晚上鬼子从不敢出土围子 的。侦察员摸到他住的房里，他已和小老婆上床睡觉了，说时迟，那时快，他伸手到枕头下面去摸驳壳枪 时，已被我眼尖手快的侦察员一手把枪打落在地下，将他拖下床。侦察员拖他走，他吓得路都不能走了， 他的小老婆刚张口大声哭喊，我侦察员立即警告她不准声张，并以命令口气对她说：“在天亮之前不准出房 门一步，否则不要怪我们不讲情面，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此时，我们几个人在离潘丿据点东南约五里路 的华家丿北边村子里等待着，他们一行一进门，这个伪军连长扑通向我们双膝跪地，并结结巴巴的只说饶 命。我和钱德华乡长连忙把他拉起来说话，先让他洗了热水脸，喝了一碗热水，找了一套棉衣棉裤给他临 时穿上（按：捉他时没让他多穿衣服，床上拉下来就拖走的），这样他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我独立团 邵参谋开门见山地开导他，指出其前途，要他为我新四军服务，带罪立功，他只是答：“是！是！是！”他 既不讨价，也不说别的，什么条件都承认，并立下了字据，大意是：他“年轻无知，误入军界，做了不少与 国家和百姓不利的事。今后愿意带罪立功，为新四军共产党服务。如不守诺言，甘受处置。”我们看后向他 指出“军界”一词用得含糊、不妥，应改为“伪军”。最后，他唯一要求的是我们对今晚这件事替他保密。我 和钱德华乡长异口同声地对他讲：“这就要看你的实际行动和表现了。有什么事情及时告诉钱乡长，在近期 内先解决我们几百发步枪子弹。”随后，又将其送回据点家中。前后不到三个小时，其小老婆一直守候在家 中，未敢声张。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这个连长通过钱德华乡长给我们免费送来200发步枪新子弹，(按当时 200发子弹是不易得到的)作为见面礼。我游击连留了50发，还有150发送去独立团邵参谋处。后来邵参谋 与团首长又奖励我们50发。这位伪军连长后来又陆陆续续给我们送来几次情报，而且都很可靠，经办过两 次子弹。 　　１９４４年春节不久，日军为了应付太平洋战争，对付盟军攻势，缩短战线，将沿海一带孤立据点撤 除（东台潘丿日伪军据点，亦在撤除之列），以利集中兵力。这位伪军连长撤防到东台后不久，率领了五 十多伪军投诚我东台独立团了。到我们团部后，他还查询邵参谋和我的下落。 （十一）从东台三仓区游击连起相处的几位连的负责同志 １９４１年冬初，三仓区一个镇在敌伪冬季扫荡中被敌伪军占领，筑为据点，经常驻伪军一个营、 日军一个班，还从北边二十余里的潘丿据点中一个小队的其中一个班，约十多个人。有天晚上，我新四军 一个主力团和东台县独立团一部联合作战，仅化了三四个小时就解放了一仓镇。我当时系区委派去与一仓 镇地方实力派安庆帮接触的三仓区委联络员，实际是搞统战工作的。一仓镇解放后，我就地转为组织游击 武装的工作，利用我与安庆帮的关系组织一仓镇自卫大队。这个自卫大队全部离产，吃部队口粮标准，它 是区游击连的前身。 自卫大队长常德润，他是一仓镇人，农民出身，兼做海运生意，善交朋友，十几岁就参加了安庆 帮，成为安庆帮的小徒弟。我和他相处三个月左右，能合得来。后来，常德润认我的母亲为干妈，我们往 来就更亲近了。我后来上升主力部队了，我与他虽然不在一起，但是感情依然很好。不料，１９４５年秋 的一天，海船失风，常德润牺牲了。我听到这一消息，是很悲痛的！ １９４２年２月，一仓镇自卫大队正式改编为三仓区游击连。我任指导员，在连长未到任前由我 兼任连长。不久，由县独立团派来了一位副连长。这位副连长是安徽省阜阳人，原系我东台独立团三连的 排长，他身上有旧军人的习气，有点目中无人的样子，在三仓工作的一个月期间，与区政府好几个同志吵 过架。这是他参加 我军后多年改不了 的坏习气。但是他有他的长处，如对部队口令唤得好，吐字清楚， 呼出的口令如刀切一般，字字响亮、清晰。我与他共事了一个月左右，他因边区工作需要，被独立团调走 了。至今，我还是很想念他的，尤其是他的处事作风和口令得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４２年５、６月份，独立团派来了第二位副连长林纪根同志，他系江南人士。到任不足两个 月。有一天，他拿了几枚老式手榴弹，到群众家的养鱼墉去试验，也许想炸鱼，不慎炸伤了自己的左小 腿，便去团部医院治疗休养了半年多。后来，他受到了团部的警告处分。１９４３年，他归队后，我与他 又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１９４３年夏季敌伪大扫荡后，我奉命调东台县潘丿区游击连工作去了。 １９４２ 年秋，亦就是在林纪根负伤住院期间，县独立团派来了第三位连长杜须金同志。他原 系独立团二连副指导员，江苏省丹阳县人，抗日战争期间曾在上海公交公司任司机。因他身份很红，经我 地下党动员，便来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工作。他担任过独立团排长、副支部书记、连副指导员。 当时，我区游击连人数较多（约８０人），又处在中心区，那位副连长负伤住院，我只是兼代连长，而且 我对军事上懂得很少，我多次请示团部，才派来了连长杜须根同志。我与他相处了大半年，关系甚好，工 作上配合得也很协调。１９４３年春，原副连长林纪根伤愈归队，杜须金便奉命调回独立团了。同年秋， 他仍被调三仓区游击连任连长。我是１９４３年夏季大扫荡后调潘丿区游击连工作的，此后，我们两个区 游击连几次到边区敌占区联合行动，每次见面，他都很关心体贴我，碰到什么难以处理的事，他都以老大 哥的姿态来帮助我。后来，我们一起上升为主力部队了。１９４９ 年，我转业到东台工作期间，他在东并 锦州空军基地工作，还与我通过信，到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我与他失去了联系。 我和东台县原计经委副主任李进同志时常念叨杜须金的，李进同志在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３年曾任 鲁西乡民兵大队长，与我和杜须金的关系甚笃，工作亦协调。杜须金同志待人真诚，从不摆架子，与同志 间相处能平易近人，这是我与李进同志的共同看法。 １９４５年，将要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分区独立团驻东台县三仓以北四五里的一条小街东侧。当 时，我所在的八连连长施富其同志牺牲不久，连长一职尚空着。有一天，营部通知我去开会，开会前，营 长、教导员给我介绍一位同志，教导员说：“他叫聂俊相，是山东省菏泽地区人，到你连任连长。一起参加 营部会议现在先相互认识一下。” 聂俊相是与我相处的第四位连长了，我同他相处了四个多月，彼此能坦诚相见。他早年曾参加过 地方实力派领导的游击队，当过司号员、号目等，后来整个部队集体参加新四军，他被苏中军区第二军分 区任命为特务营副连长，然后升任代理连长，又调分区独立团八连任连长。他在军事方面有一定的实战经 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与聂俊相同志相处了仅几个月，但他留给我极深刻的印象。聂俊相待人厚道，处处体贴他人。如 １９４５年３月参加原台北县七灶河东三里左右的顾家墩子伏击日军的战斗中，他将自己的通讯员让给 我，照顾我。当时我决意不同意，因为我虽然实战经验比他少，但是他是指挥员，不能少了通讯员，也不 能只顾自己的需要而不顾他的需要。那次伏击战，我们胜利了，还生俘了一名日军。我们连里本来没有人 能讲日语，不意聂俊相竟懂些日语，能与日军俘虏交谈。原来，他在分区特务营学过应用日语，这次正好 派上用场了。团首长很高兴，我们部队回到宿营地复大港后，团部还专门通知他去团部做那个日军俘虏兵 的思想工作，前后去了五天。后来那个日本俘虏兵被送到苏中军区去了。 （十二）我同郁凤英在战争年代完婚 　　我是地方党委输送到部队的骨干，家中有年老父母，情况较特殊，因此组织上照顾我回家结婚。 １９４４年４月中旬，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陈时夫批准我婚假一星期。回家结婚。举行婚 礼前，东台独立团政治处主任杨兴同志还专程到我家中来祝贺，向我父母亲问好，同时嘱咐我婚后按期归 队。 我的婚礼既简朴又隆重，当时叫文明结婚。泰源总公司总经理刘笃辉先生和亲戚陈南寿先生，此 人系新街大赉公司绅士，一起为我俩证婚；东台县三仓区、潘丿区一些区乡同志及至亲好友等近百人为我 祝贺并参加了婚礼。 我的爱人郁凤英，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０日生于原海门县新海乡张北村组一个农家。她的母亲去世得 早，亏得她的父亲又当爸，又当妈，把子女一个个扶养成人。她从小同姐妹们一起帮助父亲干农活，还为 父亲从事的副业做辅助工，从小养成了劳动的习惯,是一个地地道道能吃苦耐劳的农村姑娘。结婚以后，她 在我的影响下，于1９４５年春天就参加了新四军。她先在苏北第二军分区后勤工厂当工人，后来当过正、 副班长，排级检查员。１９４７年入了党。解放战争年代，她随部队南征北战，到过山东、河南等省，历 尽了艰辛。直到１９４９年７月，我们夫妻在上海团圆，经二十军政治部批准，同我一起转业到东台县。 此后，当过整党工作队队员、出纳、会计、实物保管员、收发等。１９５７年５月，在盐城地委组织部待 分配，１９５８年春，组织部决定她退职，从事家务劳动。 我们三男两女，共五个孩子，他们现在都有了美好的家庭。 （十三）保管大炮和筑飞机场 　　１９４４年的初夏，我苏中、苏北两军区暨新四军一师和三师部分主力部队参加了攻击苏中腹地的车 桥战斗。这一仗，歼灭了日军一个大队，活捉了日军50多名，缴获了日军几门野炮。当时由于缺少炮弹和 技术人员，只好将几门大炮分散埋伏，其中一门由苏中军区司令部命令东台独立团负责保管。东台独立团 将我召去，命令我潘丿区游击连负责此事（按：那时我潘丿区已成为东台县第二个中心区了）。于是区委 会讨论决定，由我率两个武装班，用一辆牛车将大炮拖到沿海草荡里，暂时东隐蔽两天，西埋伏三天，对 外界绝对保密，不允许透露一点消息，凡是武装班的战士在此期间不准许探亲访友。我们游击连的任务就 是保护好这门大炮，保证万无一失。这门大炮由我负责保管了近两个月，完好无损，后来受到县独立团和 军分区首长的赞扬。 　　同年６月，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阶段，我新四军为配合盟军作战需要，在苏中、苏北沿海修筑几个 简易飞机场以供盟军飞机紧急着落时备用。我苏中第二军分区命令东台独立团和兴化独立团各抽调两个营 及几个区游击连约二千五百多人，我率潘丿区游击连60多人参加修筑机场。我们大体把简易的飞机跑道和 外围300-500公尺以内清理、平整了一番。经苏中军区作训处验收，基本符合要求。各部队仍各自回自己 的防区。 （十四）游击连上升主力 　　1945年初，我潘丿区游击连与海丰区游击连同时奉命上升为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独立团，并合并为第 三营第八连。连长由原海丰区游击连连长施富其担任，我任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专职副支部书记由 原海丰区游击连党支部副书记曹荣担任。我与施富其同志都为三营营党委委员。我们两个原在区里都是区 委委员分工兼管区队武装工作，所以独立团给我们工作安排还是相当级别和职务，这对我们原东台独立团 来的同志在职务安排上还是考虑得周到的。施富其同志原籍系江苏省崇明县人士，与我原籍海门县仅半江 之隔。我们从１９４１年夏季在东台县三仓区民运工作队就相熟。当时新四军抗大九分校一批近百人分到 东台县民运工作队，一部分就地分给三仓区委民运工作队，施富其同志亦分到三仓区委民运工作队．他在 抗大九分校学习过军事专业，于是县委组织部和东台独立团研究将其分配到海丰区新组建游击连担任连长 并兼党支部书记，以后我亦担任三仓区游击连指导员，与他的关系更亲近了．我们两个区游击连还联合行 动到东台南边公路上打过伏击战，他与我的感情较好。 　　１９４４年冬，海丰区游击连与我潘丿区游击连同时接到调令，上升为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独立团。 施其富同志他要该连专职副支部书记曹荣同志率领海丰区游击连的基本队伍，先到分区独立团报到；他本 人与海丰区长姚洛，相约再一次一同到边区处理一件公务。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９日，他带了一个武装班 和区长姚洛一起到边区去了，不幸的是在离东台县城以东约十五华里左右的钱家灶渡口北侧，和东台县城 下乡来扫荡的伪军遭遇，在战斗中连中数弹，身负重伤，经当地医务人员多方抢救，因伤势太重，又限于 条件，总因流血过多光荣牺牲。当时他年仅二十四岁，东台县海丰区人民为悼念他，将原海丰区丰盈乡改 为富其乡，现为东台市四灶镇富其村。 　　我们连里同志们，听到施连长牺牲的不幸消息后，顿时一片痛哭之声，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 感觉。原海丰区来的同志大哭不止，有的悲痛得昏了过去，真是不知所措。原海丰区游击连副支部书记曹 荣同志站出来大吼一声：“哭又有什么用！哭只能证明我们无能！光哭不是办法，要将我们对日伪军的仇恨 变为力量，用到军事训练中去，练好杀敌本领，大家为施连长报仇。” １９４５年初尚未过春节，我们两个区游击连到分区独立团驻地的台北县沈灶区复太港（现在 的大丰市北沈灶镇复兴村）团部报到后，根据营部意图将班、排编起来，等待连长回来就正式宣布了，但 左等右等无一点消息。大约等到第四天，原和施富其同志一同去边区执行公务的同志来分区独立团报到， 才了解底细。他们几个人是已参加了施连长的葬礼后才回来的。当时大家的心情亦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连 在晚饭后，集中准备晚点名时，肖晶光营长和徐斌教导员来我连看望大家，我把施富其连长牺牲的详细情 况，再次向营部首长作了报告。接着肖营长和徐教导员很动情的向我们全连同志讲了话，还对大家启发鼓 励，要以悲痛变为力量，以实际行动悼念施富其连长的逝世。当晚，各班按营首长讲话要求，进行了学习 讨论。第二天，军人俱乐部还专门出了一期墙报专刊，悼念施富其连长，各班、排，不少同志以个人名义 写了墙报稿，以表悼念连长之意。 (十五)台北县七灶河顾家墩子伏击战 　　台北县的县城原称大中集，即现在的大丰市。 １945年３月初的一天，我们营正在出早操，团队侦察班长顾连宽同志急急匆匆地来到我们营长、 教导员面前，郑重其事的传达一项命令：“团首长要三营速派一个连随彭寿生团长、栗亚副团长和二营一起 去执行一项任务。”他还神秘地说：“具体什么任务由团首长亲自下达。”原来，据可靠情报得知，有一个 小队鬼子从东台往大中集经水路用一艘汽油船拖带了几只驳船，押运一批军需物资。于是，我三营党委就 在操场旁边迅速开了紧急会议，会上议定由我们八连去参战。八连是由两个区游击连合并组建起来的，编 制人数足，武器装备亦较全，当时配有捷克式轻机一挺，七五炮三门，曾在区游击连打过几次小仗，还和 日本鬼子周旋过，有一定的实战经验。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连立即在操场上召开了紧急党支部大会，我传 达了营党委会的决定，进行了战前动员，聂俊相连长还召开了班、排长骨干会议，并提了具体要求。开早 饭时，管理排长为部队参战临时加了一盆炒鸡蛋，表示慰劳各班、排。大约上午十时左右，我连进入预定 设伏地点。地点在原台北县七灶河东约三华里左右的顾家墩，那里有一转湾口，东西流向的大河，在这里 突然拐湾向南半华里路，又转向东，因此，每当船只行到这个地方，自然的要放慢速度。为此，我团设伏 的部队，派四连的一个排和一个班，在正面木桥两边分散埋伏在群众家里，消灭水上目标，轻机枪交叉封 锁桥面，打击陆路护卫目标；四连另外一个多排埋伏在桥的左侧群众家中，作为预备队，准备正面阻击敌 军；六连在河东设伏；五连在河西庄子上隐蔽在群众家里；我们八连由栗亚副团长直接指挥，在顾家墩子 庄东头几户孤独草舍里，及野地里分散着；另有少量几个战士装扮成农民在麦田里除草。整个布局形成前 后呼应，左右支持阵势，张网待敌。 　　大约午后一时左右，鬼子的汽油船拖着几条驳船从七灶河方向由西向东开来了，约有一个班的鬼子在 岸上与运输船同速前进，负责押运。大家听到日军汽油船的声音，心里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我们在团 首长亲自指挥下和日军正面交锋，血刃相见；紧张的是第一次与日军面对面地打仗，虽我方人数比鬼子多 好几倍，但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寇抗衡还是有点不踏实。当鬼子进入我伏击圈时，河东和正面埋伏的部队先 后发起攻击。日军一面在船上抵抗还击，一面将汽油船加速前进，岸上的十几个日军抱头鼠窜，慌忙逃 跑。这次伏击战只打五、六分钟，打死日军三名，打伤十余名，生俘日军一名，我方亦有四个同志负轻 伤。其中有一个跟我当过通信员的孙吕钊同志，肩头负贯通伤，当时未在意，一同撤退下来时，他还说说 笑笑。约走了两三里路，有人发现他左肩上有血迹，他用手一摸，摸到血，一下子就站不住了，一屁股坐 在田埂上，不能走了。这可能是心里作用罢。后来用担架抬了他三、五里路，然后还是自己走回部队驻 地。这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后来有人写了回忆文章。刊登在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８日盐城市《家长导报》 上，也发表在１９９５年７月《盐阜大众报》上，真实地反映了这次原台北县七灶河伏击战。 　　这次伏击战打得干净利索，打得日军心惊胆颤，再也不敢小看我们地方部队的战斗力了。后来受到苏 中军区和第二军分区司令部的通报表扬。 （十六）动员新战士 　　七灶河伏击战后不久，我奉命调第二军分区练兵团任一连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同去的有四个连 的连长指导员班子，任务是动员练兵对象参加我们分区独立团。经我们一个月左右的工作，训练任务完成 得很好，受到了军分区首长的赞扬。接着我们动员各所在连的同志参加分区独立团，我所在的一连是原海 门县东部几个区与启东县交界的几个区里的基干武装和小游击队战士，曾都是半脱离生产性质的，身份都 很红，在当地群众中亦有相当影响。 　　经我们正式动员,他们多数对上升主力很乐意，个别同志愿意跟大帮走，而且保证不拖他人的后腿。根 据我们回报的情况，经分区政治部和参谋处会办决定，分区独立团派来领导干部的四个连同时宣布上升到 分区独立团去。于是第二天动员工作都已成熟，下午军分区政治部和参谋处首长来讲话欢送，我们便连夜 行军赶回当时的台北县沈灶区复太港（现在的大丰市北沈灶镇复兴村）分区独立团团部所在地。天刚刚 亮，各营、连相继早操，正好集中在团部西侧的大操场上，团首长亦来到大操场，临时召开了欢迎大会。 会上团政治处刘子荣主任首先讲话，欢迎分区练兵团六百多同志参加分区独立团，然后由练兵团四个连推 派的代表讲话。我带的一连四个排由三营接待，正好每个连接待一个排。原练兵团来的连队干部临时都专 门安排了适当职位，我仍回到八连工作。约个把星期后，我奉命调任团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副指导员由 团政委何振声的夫人容振华同志充任）兼党支部书记（副支部书记由团长彭寿生的夫人薛彦同志充任）。 这样，我和团首长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与一些参谋干事相处亦很亲近。团政治处曾先燕副主任对我的工作 生活等多方关照，指点我们直属队工作的方式方法等等，工作上碰到难题，都向他请示，他都是很乐意的 帮助我们的。我们分区独立团要远去的消息，就是他事先给我透露的。 （十五）远征前夕 　　１９４５年夏，我分区独立团奉命上升为苏中军区独立旅的前夕，团长彭寿生，政委何振声，有天以 关怀的语气，对我们几个本地籍的连营干部说：“在近期内和家中通通信，有可能要家里人来部队玩 玩。”我当即意识到，这就证实我们部队将要远离这里了。于是我连夜写了封信，第二天请人专程送到我家 中。当时我父母都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不宜远行；我爱人郁凤英同志，１９４５年春天经我团政治处介 绍，去第二军分区后勤部鞋袜厂工作了；我大哥、二哥接信后第二天就赶到我团驻地和我见了面。我父亲 特地从自己家种的桃园里，选摘了几十只将要成熟的桃子让他们带给我；我母亲将连夜包的粽子和做熟的 鸡蛋、咸鸭蛋让他们带了来。我哥哥说：“这些你都喜欢吃的。父亲还特地关照说，这些桃树是你亲手种植 和嫁接的，吃了更觉有意思。”我还将带来的桃子、粽子等分送给团部一些参谋干事，特别是曾副主任和彭 团长、何政委。他们亦都很乐意的接受了我家中带给我的东西，还一一询问了我家中的一些情况。这次我 们兄弟三人会面，觉得和往常不同。也许是我心里作用吧！我请炊事班加工了几个菜，备了酒，请了几位 战友陪同我两个哥哥一起吃了晚饭。第二天，团政治处等几个战友特地以公家名义加了几个菜，招待我哥 哥。我在饭后和两个哥哥略谈了我们部队不日可能要远离这里，至于何时走到哪里去，现在尚无法预测。 以后有条件我会给家里写信的，假如实在没条件通信，等待打败日本鬼子再合家团聚。当时的想法，十分 浮浅，而且很幼稚。记得我曾经和我爱人谈过，将农村里一些沟河边种上成材的树木，将来打败日本鬼子 后回好派用处了。认为打败日本鬼子就算革命到底了，哪里知道打败日本鬼子仅是我们革命的第一步。接 着还要推翻蒋家王朝，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世界大同。 我两个哥哥在部队仅住了两晚，第三天清早就急着要赶回家了。我送他们上路的当儿，真有些难舍 难分的感觉，弟兄们不知那天再能会面，不知不觉大家都流了泪。我想到我是共产党员，又是新四军的一 名连级干部，不能就这样俗气的分别，便连忙说：“你们趁早凉走吧！我不能远送了，更不能忠孝两全了， 今后父、母亲就要依靠你们照应了。” 　　在我两哥哥回家后没几天，我团奉命从当时的台北县沈灶区复太港，整团集中连夜西进。我们途经通 榆路刘庄和白驹两镇之间渡河往兴化方向进发，约在凌晨四点左右，到达兴化城东北方向的北安丰镇附近 几个村庄宿营。这次宿营与往常不同，团部命令白天不准许任何军人在庄上走动，更不准部队在外边晒衣 被等。晚饭后，整个部队分乘几十条木船，我记得我和通信班十几个人同坐一条船。在船上生活了两天 多，部队到达宝应县境内的东南乡约八十华里的芦家渡小镇上，我们团部住镇上一大户人家，我和通讯员 住在姓芦的一家摆百货摊的老乡家的堂屋里，与房东家相处得还可以。我团四个营分别驻镇附近的村庄 上。大约过了三、四天，团部突然通知下午二时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团直属队所有干部均参加会议，欢 迎苏中军区首长的到来。我们团首先由政治委员何振声同志主持会议，先请苏中军区司令、又是苏中行政 公署主任、苏中区党委第二书记管文蔚讲话，他首先宣布命令说：“原苏中第二军分区独立团晋升为苏中军 区主力，编为苏中军区独立一旅第三团，部队建制按原编列不动。”接着讲了当前这样做是根据形势和任务 发展的需要，并且他代表苏中区党委、苏中行政公署、苏中军区司令部向我们祝贺并慰问，慰问我们部队 每人一斤猪肉，连以上干部外加五包香烟。从此，我们算是苏中军区独立一旅的兵了。跟后旅长刘飞、旅 政委符曲坚分别讲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 （十八）宝应县望直港伏击战 　　１９４５年８月初，我旅成立不久，我所在的苏中军区独立一旅，以一团全部人马集中力量，攻克望 直港伪军据点。约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将守敌伪军一个团部和一个营的伪军全部歼灭，生俘其团长以 下官兵500多人，直到天明才打扫战场。我们旅长刘飞（后任华东野战军一纵二师师长，一纵队司令，全 国解放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决定佯装攻打望直港，引诱宝应城里敌伪军（宝应城离望直港四十华里）增 援，以进一步扩大战果消灭敌军。我三团设伏在望直港以西约七、八里路的河北庄上，二团设伏在河南庄 上。大约上午十时左右，敌人真的被我军牵着鼻子从宝应城里沿着公路由西向东引出来了。以伪军一个加 强连150多人为前卫，日本鬼子一个加强小队50多人殿后，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急行军向望直港增援而 来。当伪军前卫进入我伏击圈时，我设伏部队沉着埋伏，不露一点动静，于是后面的鬼子更是大着胆子跑 步前进。当鬼子全部进入我伏击圈时，我河南埋伏的二团首先发起攻击。日伪军真是进退无路，向南是大 河，无路可遁，只得向公路以北的水田里逃跑。河北我团埋伏在庄上的部队也奋起追打，与河南我二团部 队形成两面夹击。这时鬼子和伪军一个个争相逃命，有的跳入河中成了落水狗，只有挨打的份，无一点还 手之力；有的在稻田里挣扎逃跑，无奈脚上穿的大皮鞋，水田里左脚踩下去，右脚拉不起来，真正成了泥 足巨人。最后他们都当了俘虏。这次伏击战，全歼鬼子一个加强小队，伪军一个加强连，活捉鬼子17名 （含四名伤兵），伪军40多名，打死和淹死的鬼子伪军160余名。仅有一名翻译逃回宝应城里，第二天我 军得到情报，这个翻译官被日军少佐队长剌拉了。 　　按过去的惯例，鬼子吃了亏，总是狗急跳墙，不出三、五日定要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我们部队和地 方政府有关机关负责同志会商并作了充分准备，在宝应到望直港沿线和附近重要地点都准备了相当兵力。 然而十天时间过去了，尚未见日本鬼子有什么花招，我们每天设伏，丝毫不敢懈怠。一天，从军区司令部 传来消息，才知道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们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望直港伏击战成为 我旅抗日历史上，与日本鬼子面对面战斗的最后一战。 （十九）决心横扫 残敌 　　继解放宝应县望直港及对日寇伏击战之后，我所在苏中军区独立一旅第三团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团 首长首先宣读了苏中军区司令部对参与解放宝应县望直港战斗及伏击战部队通令嘉奖。并指出：“这一仗打 得好，打出了我军的军威，打得敌人丧魂落魄，打得干净利落，此仗不留一点后遗症。”苏中军区司令部还 奖励我团日本造三八步枪120支，三八式轻机枪20挺，用来武装两至三个日式装备连。接着听取我旅符曲 坚政委讲话，他大约才讲了十来分钟，团部参谋来对符政委说刘旅长请政委接电话。电话的主要内容是苏 中军区一号首长指示：以我旅为主，并抽几个军分区的主力团，近期内，来一次较大规模的行动，让我独 立旅先吃个饱。符政委接过电话很高兴，笑盈盈的回到会场，并将原来的讲话提纲和笔记本推往一边，先 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跟后向大家笑了一笑。当时就有几个了解其性情的同志猜想，一定又有什么好消 息了，否则首长不会有这个动作的。接着符政委对大家说：“同志们！刚才刘旅长在电话中告诉我苏中军区 首长决定，近日内抽调重兵来次大的行动，还说军区首长的意思以我旅为主，要我旅担当重任，未知大家 有没有信心和决心？”于是大家异口同声的回答：“有信心！有决心！！”符政委还在会上表示：“这次行动 我随你们团一起行动！”符政委原是第二军分区的政委，我们三团原来是第二军分区的独立团。旅首长与我 团一起行动，表示了对我团的关怀，同时亦意味着我团将在这次行中，扮演重头戏。这个会一直开到旁晚 才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