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硝烟中走过来 黄克 四．转业到地方工作 解放上海是我最后的革命战争的生活，人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在为人民争解放的战斗 中度过，这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自豪，又是多么的有价值！左手腕虽然伤残，我还可以革 命！ 我从硝烟中走过来，坚定地向党指出的一条新的战线走去… （一）我与爱人在上海团聚 　　我的 爱人参加 革命后，先在苏中第二军分区后勤工厂工作，后转到 河南省军区后勤部 皮革厂工作。解放战争期间，这个厂设在 河南省郑州市。上 海解放后，我爱人知道我在上 海，便办 理了 介绍手续，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寻找我。她带了党政介绍信、供给手续等，先 摸到我二十军政治部，后又摸到上海市第六中学。一个女同志从河南省千里迢迢摸到上海， 真是不容易呀！一路上，那几天正巧又逢雨季加台风，有的路段沉没水中很深，要涉水走好 多路，真是担惊受怕。由于路途遥远，加上一个人出门，又缺少经验，途中把原先发的路费 都用光了，只 得 将自己随身带的一顶蚊帐变卖了。 她 找到我后，夫妻俩悲喜交 集，一 吐几年来要向 亲人说的话。她 在转业大队 休息了两天，我陪同她办理了 转业关系，便和我一同从二十军转业到东台县工作。 　　我们江苏省籍的以苏南、苏北分编为中队，其他省的另外编队。我负责带领苏北的一个 中队，一直带到设在苏北泰州市的苏北军区政治部所在地，将中队成员的所有手续全部交给 了政治部接待室的同志。 我在苏北军区政治部待分配约等了头十天。苏北军区政治部一个接待我的科长和我 谈，希望我留在政治部工作。他说：“你历史上都是做政治工作的，我们政治部正需要你这 样的人呢。”而且他还说：“你转业到地方似乎有些可惜。”我说：“象我这样的情况，不 如一杆子到底。到地方上去干几年，学习些地方工作的常识。也 是 很好的。”军区政治部 的那位科长亦很同情我的想法，就发介绍信到泰州专署（当时驻在姜埝镇，即现在姜堰市所 在地)。 在泰州专署待分配期间，正巧碰到当时的 东台县委书记陆文彬，东台县政府代理县 长徐植。他俩正 好 在泰州地委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他俩都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 友，先后在一个区里工作过，因此就交谈了 起来，主要谈了一些别后的情况。我对 他们 说：“现在转业到这里，尚未有下户呢。”他俩几乎同时说：“回到东台县去工作。”我表 示很愿意。后来，由他们俩向地委、专署提出要求，把我要回东台工作。 大约隔了两天，专署蔡美江副专员和专署民政处处长沈国治两首长找我谈话，要我到 东台县民政科任第一副科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听从组织安排， 到县里老老实实从头学起。 （二）挚友杨振同志 １９４９年上海战役后，八月初我从三野二十军转到东台县政府民政科工作，就与杨 振同志结识了。在我之前，他从区里调东台县公安局工作，我俩住得靠近，有时在一起开会 和用餐，他比我年长五、六岁，他象哥哥对弟弟一样关心我，真是很亲密的。记得１９５０ 年初秋的一天一大早，杨振同志约我一起到县政府东边的一家人家去玩，那家的女主人很客 气地接待我们。不一会儿，女主人的妹妹刘际芳从外边带了些菜回来，女主人和她的妹妹便 留我们俩吃中饭。我与她们很陌生，不便多说什么，一切听杨振同志与她们周旋。原来，这 次是杨振同志是来同刘际芳相亲的，我被他哄来作一个“陪郎”。 东台地方相亲时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当女方满意时要留男方吃饭，那末，男方如 果真心，就必须留下。那天刘际芳很大方，中饭前敬茶、散烟，显得特别殷勤。约过了一个 星期，大约是星期天，刘际芳正式约杨振同 志前去作客，也礼节性地邀我同往。我一则另有 事要办，一则也应礼节性的回避，便知趣地请杨振同志代为请假了。 一个月后，专署调我往盐城县民政科工作。其中的内情我是明白的，实际上是为了 解决人际安排上的矛盾，我当然不让东台县组织上为难，很愉快地接受了这次调动。这一 来，我失去了参加杨振和刘际芳两人的婚礼的机会。这是十分遗憾的！ 约过了三个月，我因工作需要从盐城县民政科长调专区新成立的荣誉军人学校工 作。这所学校是专门接纳志愿军伤愈归国的荣誉军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校址就在东台县 政府右边１００米的洪家大楼。当时，我任荣校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科长，参加荣校党委， 为委员，并正式享受“中灶”待遇。我与杨振同志又可以经常见面了。１９５２年，荣校撤 拼，大部分同志调苏北行署民政处另行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苏北行署五台山荣军疗养所， 任政治协理员，定为行政十六级。随后，苏南、苏北两行署合拼为江苏省人民政府，调我任 民政厅荣军总校人事科长，并为民政厅人事科副科长兼任民政厅机关党支部书记。这时，杨 振同志也调公安厅劳改农场管理局工作，于是我们又在省级机关政法系统工作了，经常有联 系。１９５７年，我调动到盐城专署民政科任科长，１９６２年任民政处长，十年动乱后 期，到工厂三结合，１９７６年回到专区机关任民政组第一副组长、民政局副 局长、局长等 职。杨振同志在十年动乱期间奉调省公安厅任劳改农场管理局工作，文革后期全家下放到东 台安丰镇插队劳动，后来落实政策返回盐城工作。从此我们又久别重逢了。 杨振同志的爱人刘际芳后来从东台调来盐城，安排了工作，但其身体不适应，不久 病故。这是很痛惜的。杨振同志于１９８３年春亦从市检察院检察长的岗位上离休，享受地 市级待遇。 三）转业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我向往东台，东台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十一岁时，就从原籍海门到东台的，１９４０ 年，当时我虚十八岁，就在东台参加了革命，因而我对东台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 　　从人民解放军转业到地方，不同于一般调动工作，而是工作环境来个大的转变，是工作 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大系统的变换，需要有个熟悉适应的阶段，并非一朝一夕能办得到的。 这在我办理转业时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而且团首长们当时亦曾告诫我应注意那些方面的问 题，我的心里很踏实。我原来做过地方工作，转到地方武装后又上升野战部队工作，这次再 回到地方，也还并不觉得陌生。 　　专署领导找我谈话的第二天，我就拿到了任命书和党政介绍信等手续，搭上了小帮船去 东台县了。当天下晚，便 到了东台县委组织部报到，由组织部通知了民政科原科长曹祥林同 志和主任科员。何节同志当时是主管人事工作的主任科员 ，后来任县民政科副科长、政协副 主席，离休下来在东台。由 他将我带到县政府，会见了县长徐植同志。当晚由总务股临时安 排了住处，第二天早饭后，由曹祥林科长、主任科员何节两同志，带领我到民政科与各位科 员、办事员、会计等见了面，就算上班了。何节同志还找了些有关民政和人事工作的业务文 件和资料，要我抽时间看看，慢慢熟悉民政和人事工作方面的业务。 　　我到民政科报到时，大多数同志对我很热情，我也不觉得人生地不熟。尽管如此，初到 地方工作，各方面总有些生疏，深感对新的环境、工作性质不很适应。于是我暗暗的下了决 心，业务不懂，便老老实实从头学起，向科员、办事员学习，向一切内行的同志学习、请 教。不懂就是不懂，决不 装懂。我从写通知着手，一稿不成请内行同志修改，再写二稿， 慢慢地学习有关写作公文的知识。大约经过一年左右的实践，埋头苦干，勤学苦练，逐步熟 悉了民政和人事等工作的基本业务。 　　到东台工作将近一年时，由于人手 紧张，我还兼 代过 秘书室的工作。因为当时县政府 秘书室（即办公室）秘书陈日升同志抽调去通榆运河工程任东台县工程指挥；民政科长曹祥 林亦抽去工程指挥部工作。县委、县政府决定，县政府秘书室的工作由我兼代，民政科的工 作还要我全面负责，于是我身兼二职，居然把两个部门的工作亦顶了下来。我依靠了秘书室 和民政科的几位同 志，得到了他 们 真诚 的 鼎力相帮。秘书室的工作面广量大，每天 都 要 处理大量的文稿，亏得助理秘书丁同春和助理秘书冯××很 认真主动，否则我这个外行 想把全面工作顶下来，谈何容易。民政科的工作亦同样如此，尤其是主任科员何节同志，非 常积极负责，我委托他主持科里日常工作，重要事情定期会办，分工负责，总算没被拖住后 腿。我自己觉得，在东台县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 ，没有辜负县委书记和县长的 期望。 　　１９４９年冬季，按内务部新的全国统一残废条例，要向 全县1，500多名伤残军人逐个 重新进行登记评残换证。这在建国初期 是一项 政策性很 强而又十 分 艰巨的工作。由于 人手有限，再从体贴伤残军人出发，不 宜 大集中。我们 就 把全县分成东西两个片进行。 当时县内交通不便，大家靠两条腿走路，来来 去去，在 县 里东西奔波，也 得 有 几百里 路。东片九个区，以富东区为中心，与会人员约900多人；西片八个区，以城东区为中心，与 会人员约700多人。我 们 事先召开了各区民政股长和荣管股长预备会议，学习了中央有关文 件和全国统一的新伤残条例，并在会上传达了县委、县政府领导意图。大会成立了以县长为 首的九人领导小组，县长为组长，我为领导小组副组长；由我全面负责，组成了以韩志恒副 科长为首的十二人会务工作组；此外 ，还专门组成会议保卫组，县里给我派了半个执法班。 这实际上是为了 防止意外 情况的 发 生 。 　　我们先在东片召开了各区带队同志碰头会议，将所有与会人员的登记表初步过目了一 遍。我 看了登记表，看到了不少原东台三仓区和潘丿区游击连及东台独立团、分区独立团一 起工作过的部属和战友的材料。会后，我重点走访了几个区，看望了一些战友与部属。会议 安排了一个星期，学习条例和评议很顺当，未发生什么矛盾。虽有个别同志提出一些过高要 求，在正气引导下，谁也没有乱来一头，带去的执法班，没有派他们的任务。 　　跟后到西片城东区，经各区带队同志汇报，觉得大多数同志都通情达理。虽有个别同志 入伍时间晚，但毕竟在我们人民军队里受过教育和锻炼，事先已由有关区和我们工作组重点 做了工作，进行了教育，他们也 老老实实参加了会议，接受教育。所以东、西两片一千五百 多人的会议，评残换证如期完成，未发生一例差错，亦未动用执法班。东台县的 评残换证工 作走在整个专区前面，受到专区民政处和东台县委、县政府的赞赏。 　　１９５０年初夏，中央政务院通知，由中央直到各省市自治区、专、县都要相应成立复 员转业委员会。东台县以代理县长徐植为复员委员会主任，由我任复员军人转业委员会副主 任兼办公室主任，抽调了二十几个同志，专设办事机构集中办公。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全国性 大张旗鼓地、由上而下成立的系统办事机构。 当时，全国有300多万的军人要复员转业，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中央指示一定要充 分的做好工作，这是关系到拥军优属的大问题。毛主席还在北京市召开的“复员转业安置” 动员大会上亲笔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由此可见，当时“复员转业安置” 工作的位置多么重要呀！ 　　１９５１年初，东台县为了调节人员安排，专署将我调至盐城县任民政科长。我仅在盐 城县工作了一百天。在此期间，进行了全县伤残军人评残换证工作。县委钱万新书记、县政 府钱岗县长、顾振国副县长、专区民政处申耀人副处长还亲临大会指示。根据东台县的实践 经验，仅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在 全专区第二家顺利完成了这项工作，未留后遗症。两个大县 （东台、盐城）都是我在那里主持评残换证工作，且圆满完成任务的。专区民政处是较满意 的。 　 １９５１年５月，为接收抗美援朝志愿军 伤愈的同志，有组织地培养他们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盐城专区新组建一所荣誉军人学校，实际上是一所县级的速成中学。专区将我调任 荣校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科长，校党委委员，并要我先行去东台会同县政府一同筹建。约 经过三个月的筹建工作，荣校教职员工亦逐步调配齐全。学校可容纳近千名学员，安排六个 中队，中队属区营级。当年九月，我和教育科长钟克山，秘书科长郭郎然等同志去扬州苏北 行政公署接受了第一批200多名学员，由扬州转道泰州，专放轮船径送东台。当时东台县委、 县政府极为重视，仅在台城就动员了各机关团体各行各业上万人士，夹道欢迎抗美援朝的英 雄们回祖国来学习。连日来，各机关团体邀请学员们举行报告会、欢迎会、联欢会、座谈会 等等。东台城工商联等单位还举行欢迎宴会等。所有这些活动，既是对抗美援朝志愿军归国 同志的真诚欢迎爱戴，又是对各界人士的一次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 　　１９５１年冬至１９５２年春，全国正在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我们专区荣校和当时东台 县委、县政府机关，同时编为东台县第一路指挥部，我被地委三反五反办公室（又名增产节 约办公室）指定为东台第一路指挥部的副指挥，专门负责专区荣校这部分。专区荣校党委分 工，以我为主负责三反五反工作，我担任了荣校增产节约委员会的主任。荣校专门抽调了相 当力量，组织了工作班子。一部分同志负责内查外调（对外叫打虎队），一部分同志负责内 勤文书档案及材料工作等。 　　在整个运动中，分别查出了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突出的查出了假党员、假干部、假荣 军三假人物常玉林，假红军祁雪亭，冒充区营级干部杨玉楼。这些案件，向东台县增产节约 委员会报告时，他们大为惊讶，立即向专区增产节约委员会转报。专区要我们当面汇报，具 体谈谈把这些人物的身份搞清楚的经过。后来，专区领导在大会上赞扬了我们荣校深入细 致、认真负责的精神。 　　 （四）胜似兄弟的黄鹏同志 黄鹏同志今年已７３岁，原如皋县工商局局长，离休干部。他的爱人陈素兰原如皋 县人民医院护士长，离休干部。 １９５２年７月，苏北行政公署民政处召开了各专区民政处长及各荣校校长、政治 处主任会议。会上 ，将我们苏北地区七所荣校作适当调整，把盐城和泰州两地荣校撤并到扬 州和高邮荣校。教职员工有的随校调动，有的调苏北行署另外安排新的工作，有的仍回有关 县工作，有的作个别调整，安排适当位置。我被苏北行署任命为苏北荣军疗养所（驻扬州五 台山）政治协理员，兼党总支书记（准县级）。黄鹏就是于１９５２年冬和我一起在苏北行 署五台山荣军疗养院工作的。黄鹏任办公室主任，陈素兰任内科护士长。他们夫妇与我关系 相当密切，俗话说：“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而且陈素兰与我还是海门老乡呢。 １９５３年冬，苏南、苏北两行政公署合并组成江苏省人民政府，我与黄鹏同时调 省民政厅荣军学校。我任总校人事科长，兼民政厅人事科副科长、厅机关党支部书记；黄鹏 任总校人事科主任科员。沁时郁凤英和陈素兰仍在扬州五台山荣军疗养所，我和黄鹏成了两 条临时光棍，只得在省民政厅食堂就餐，两人合伙吃饭，争着订菜。食堂的朱事务长说： “不管你们哪个订菜，反正是你们兄弟两个的事。”我和黄鹏不分你我的事在厅里传开了， 大家竟都认为黄克和黄鹏是真正的兄弟两个了。 我和郁凤英在１９５７年调盐城地区工作，我仍分在地区民政科。后来，黄鹏和陈 素兰也调如皋县民政科工作。不久，黄鹏转到工业局当局长，以后又调工商局当局长，陈素 兰就安排在如皋县人民医院任护士长。我们彼此虽然分别在两地工作了，但是还是经常联系 的。因此，如皋的不少同志也竟然知道我和黄鹏是弟兄关系，有人说：“黄鹏的哥哥在盐城 工作，职务还不低呢！黄鹏有一定的来头呢！”这真是以讹传讹了。 （五）我失去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 　 １９５５年５月，我 带职到省委党校学习政治理论十个月。党校结业后，我仍回省民 政厅人事科工作。其时，省级机关业余文化夜校教导处物色有相当高中语文水平的省级机关 县处级同志，拟保送我们去南大工农班学习深造。这批同志 先去南大速中补学一年文化，然 后再学三年本科，培养成工农兵大学生。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深造机会。 我从小 就渴望学习，现在面临这个机会 ，我是多么的激动！但是，当时省级机关各 厅局部委忙于审干工作，我是民政厅人事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并兼任省荣军总校人事科长， 又是省民政厅机关党支部书记，工作上实在脱不了身！此时，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郑重 白同志要我将审干工作告一段落后，再给予考虑安排。我只有服从组织通盘安排。那知审干 结束后，省级机关厅处局机构人事作了大幅度的调整，我被调为民政厅救济处任第一副处 长，主持处里全面工作。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上大学了。 （六）江苏、山东联合慰问团慰问志愿军归国部队 １９５４年春，抗美援朝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中央决定我志愿军分批轮流回国休 整身待命。于是在三月底、四月初江苏、山东两省便组织了联合慰问团，在徐州市迎接志愿 军四个师归国。 在徐州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联合慰问团的主要首长及徐州市的各界人士 对归国部队的军师首长、志愿军归国的英雄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欢迎。 我们江苏省以检察长张光中（副省级）为团长，省政府办公厅秘书长张子宜为副团 长，办公厅副秘书长陈敏之为慰问团秘书长，有关厅局代表为团员。我的记忆中当时慰问团 的团员有：省政府办公厅曹秘书和两个参事、省粮食厅杨处长、省体委邢处长、省农业厅赵 处长、省交通厅李处长，省民政厅就派我为代表，其他还有省文化厅的代表三人。我是被省 政府办公厅张秘书长推荐为慰问团的团员兼慰问团事务秘书的，能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很 荣幸。山东省的慰问团由李副省长为团长。 随慰问团一起参加慰问活动的有省京剧团、省淮海剧团及四、五个电影队。山东省 也有京剧团和五个电影队。保证每个指战员能看到正规剧团的专场演出，还能看到两、三部 新电影片，让指战员好好地享受一次文艺生活。 联合慰问团的慰问活动进行得井井有条。慰问团的首长亲自慰问到军和师的一级单 位，每次慰问大会都由事务秘书当司仪，由慰问团秘书长主持大会。一般团营级单位的慰问 活动，由慰问团副首长率几名团员参加。有关慰问活动的文字工作，统一由慰问团秘书处负 责。事务秘书则负责慰问大会的场地选择、拟定军地双方与会首长的名单、就坐席位、入场 和退场的秩序、会场保卫工作。当然这都是事先向首长请示过的。 这次慰问团的活动场面大、时间长。先在徐州市区慰问了一个军及其直属部队就化 了二十天。又在徐州市郊区就活动了２５天。大家觉得进度太慢，于是我们采取了分头进行 的办法。我们江苏就兵分两路：一路到新沂；一路到山东兰陵。这样对两个师及分散驻防的 几个团只用了二十多天就完成了慰问任务。 在慰问活动中，我们慰问团到达慰问点时，都受到了志愿军归国部队的热情接待。 他们都是把慰问团的首长和主要代表从部队的驻地外３００至５００公尺，由战士联手一一 抬到部队驻地休息室 。但是，这对慰问团的代表来说，就不习惯，有些代表碰到这样的场面 就东躲西藏，特别是个别女同志，感到很别扭。这就显得有些尴尬。后来，军地双方首长说 明情况，才改变了欢迎方式。在新沂慰问时，采取了用彩色纸带拉成网的方式，表达了志愿 军战士与祖国人民心连心的意思，大家一起舞、唱歌，既热烈又友好。 剧团的演员很辛苦，每天晚上都有演出任务，白天还要参加走访活动，简直是精疲 力尽。大多演员虽则是青壮年，也竟然累得生起病来了。志愿军归国部队的首长很关心，特 别安排了优秀的医护人员，日夜护理。徐州市政府也抽调了得力的医护人员，前来服务。慰 问团的同志都很感动。 我们慰问团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慰问任务。当我们离开徐州市分别回南京和济南的那 天上午，归国部队夹道欢送，硬是将慰问团的首长一一抬送上车。慰问团的一些女同志也由 归国部队的女同志抬送上车。临别之际，相互赠送了纪念品，并签名留念。场面非常壮观， 虽事过多年了，回想起来尚历历在目。 （七）第四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 １９５７年５月，省级机关动员机构精减，抽调三分之一的厅处级干部支援各县和 专区工作。我积极响应了这 个 号召，第一批报名到基层去。随后，我 到了盐城地委组织部 报到，集中学习了一个星期，大多数同志经地委组织部介绍去有关县工作了，只有我和省公 安厅副厅长赵拂尘同志还 没有被安排，地委组织部长何心如同志对我俩说：“赵拂尘同志， 你由地委书记陈宗烈同志马上与你商谈工作。”转过来对我说：“黄克同志，你留在专署民 政科工作。你在省民政系统工作了好多年，有一定的实践体会。”我说：“体会谈不上，不 过多年来在民政系统做了我应做的工作。”我 表示听从组织安排。随后，何心如部长亲自将 我送到专署民政科办公室，当面向戴平科长等简要的介绍了我的情况。我在开始的几个月中 任副科长，但是 ，戴平同志时常结合中心工作，有意由我主持一些工作或会议，让我发挥工 作的主动性，能 独挡一面。大约半年以后，戴平科长调建湖县委任副书记兼县长，就由我正 式主持全面工作了。１９５８年春，江苏省人民政府任命我为盐城专署民政科科长。 就在１９５８年春季，省民政厅召开省辖市及地区民政科局长会议，确定参加全国民 政会议的代表。我们盐城地区民政工作做得较全面而且有起色的是射阳县，该县的分管民政 工作的副县长张桂森和民政科长陈铎也作为代表，一起上北京参加会议。 这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与会者有４００多人，住北京市西郊宾馆，其中江苏的代表有 ２０人，编为一大组，分两个小组。我们盐城地区的三个代表住二楼的一间大房间。 我省代表对修改优抗条例的发言尤为热烈，引起了内务部谢觉哉部长的关注，他几次 来我省的代表组参与讨论。大会还让射阳县张桂森副县长到大会上发言。为此，我省民政厅 秘书郭郎然及地区的几个同志便帮助张桂森整理发言稿。他在大会上发言了六七分钟，总算 不负众望，得到了大会主席团的一致好评，为我省代表露了脸面。 会议一共开了４２天，其间对原内务部的一名副部长进行了批判，批判他在政权建 设方面的一些错误观点及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的错误行为。大会期间正好有个三八妇女节， 全体代表被邀参加文艺晚会。晚会上，由北京市京剧院献演了大型武打剧“杨门女将”。在 游乐厅上有各种游乐活动，到少有十多个游艺活动点，如抛藤圈套纪念品。那天，我连套到 两只皮球，我给了南通地区民政科的何连勋科长一只，他很高兴。可惜的是他只套到一匹磁 马，他感慨地说：“要是套到两匹多好！你我一人一匹，带一匹给你孩子玩玩。”此外还有 穿行于十枚手榴弹之间，不碰倒的，可得精美的手榴弹一枚；还有摸彩牌，至少可摸到一只 乒乓球，不叫人扫兴而回；还有踢毽子、滑旱冰等等。我们玩得很高兴，只可惜还没有玩个 够！ 大会快要结束时，还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那 天，当得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要接见我们时，大家高兴得不知所措，有的人激动得泪流满 面，更有的人高兴得器出了声来。接见后，不少人连夜打电话、发电报向单位领导和亲人报 喜。 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前两小时，大会秘书处发出了书面通知，大意是说：一是所有 与会人员从本通知到达以后开始，不准走出宾馆走亲访友；二是凡与会代表由各代表团确定 那些人留守，哪 些人去受接见，人员名单报大会秘书处；三是凡去受接见的代表不准带水果 刀、钢笔、钥匙等，代表们需要加印照片的准备好现钱；四是集中上指定车辆和座次，任何 人不准越位和上错车辆，以利做好大会保卫工作，望大家共同遵行。等等。 大会期间，由于天气不正常，才三、四月份却热得要穿单衣服了。代表们都没有带 单衣，也没有北京市的布票。我只得向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借了几尺布票，买了一件衬衫，好 歹对付了过去。我们回南京时，大家都带回了一大包“寒衣”，正是“北京才月余，寒暑已 易节”了。 （八）救灾会议前后 １９５８年春节前夕，年三十夜大雪纷飞，平地积雪达一市尺以上。正月初一清晨， 雪越下越大，地委、专署领导本来准备新年团拜活动，见此情景，迅即决定将团拜活动改为 召开紧急救灾会议，由地专两办公室分别通知各处局部委负责人与 会。会上 ，地专领导 通盘组织力量，当场就划分了七个小组，深入各县，协同有关县做好雪后抗灾工作。我记得 我和专区财政局李驹同志，粮食局王伯诚同志等四人为一个小组，负责到滨海县。当 时地专 机关缺少交通工具，专署动用了小轮船，专送阜宁、滨海两县工作组七、八个同志。天上仍 下着大雪，天寒地冻，小轮船的马达不灵，开开停停，从上午十时直到晚上八时多，好容易 挨到阜宁。幸亏专区粮食局同志熟悉阜宁粮食加工厂食堂（阜宁汽车轮渡口北侧），请他们 帮助临时弄些饭菜，我 们才吃上 了晚饭。晚饭后，刚好由高港开往滨海通榆闸的客轮经过 阜宁轮渡口，我们一行人向客轮管理同志说明了情况，便 搭乘了一段路，使我们几个顺顺当 当的到达通榆闸。但是 ，到滨海县政府驻地东坎镇还有十几华里，由于半夜三更，加之天 寒地冻，找不到交通工具，只 得 步行了。我们几个人当年都是年 富力强的 三十左右的干 部，一点也 不 在乎，背起了公文包就冒雪 行进了。约略走了近两个小时光景，便 到了 东坎镇滨海县政府所在地，连夜找到了县委办公室主任和民政科长，讲明了我们的来意。 第二天上午，我们分别下乡到重点公社。我由滨海县民政科长张雨霞陪同，先到黄圩 公社，后到张集公社。这两个公社都是全专区出了名的“张黄六”困难公社。我们还深入到 村组和社员家走访。当时由县到乡镇（公社）交通不便，县里只一辆汽车，大雪后道路冻得 车子不便行走，只好雇用了二轮车专送。从张集公社回县时，顺搭了装运救灾粮食的拖拉 机。在拖 拉机上 ，觉得还挺舒服的，真是既快又暖和。 　　１９５８ 年初秋，我们民政部门发现东台县民政科用 活城镇社会救济款的 经验时，立 即帮助他们总结推广。他们的办法是 将有限的救济款，支持一些贫困户投入 生 产 ，自食 其力，这叫 做“吃利保本”。甚至有 的还可以有所结余。这项工作是有组织地进行的 ， 开始时，由东台县民政科科长陆宝才，副科长李世忠俩带队，集中科里主要力量，先在台城 协助东台镇大办社会福利生产，取得了初步的经 验。这在当时是个新鲜事物，我们向地区政 法领导小组作了汇报。赵拂尘副专员兼政法领导小组组长，要我带两个同志去东台作实地考 察。考察后，由我专程去南京向省民政厅作了专题汇报。省民政厅党组书记郑重白副厅长对 这种新鲜事物相当关切，并询问我们推广这个经验有什么困难，要我好好考虑研究。于是， 我在省民政厅和几位知己的处长、科长一起框算了一下，如果在全专区主要城镇有重点地新 建和扩建一部分福利生产单位、大约需贰佰万元。这个数，在当时不算小数！那知郑厅长明 确表态对我说：“黄克同志，满足你们的要求，在我们省厅机动经费中重点支持你们。”并 指出：“这笔钱，不能全部给东台一个县，其他县亦要有重点地给予支持。”我们根据厅长 的指示精神，大致拿了一个初步分配方案，取得了省民政厅郑重白副厅长认可。 　　第三天，我准备回盐的时候，郑厅长派了秘书传下话来说：“省厅马上派两个同志去东 台，在台城培养一些基点。隔些日子厅长还要到点上去看看呢。厅长还想在东台召开一次全 省性的小城镇社会福利生产现场会议呢！”取得省领导的支持，我的心情十分舒畅，于是我 便从南京直奔东台。 我到东台的当天，先与东台县民政科负责同志通了气，传达了省民政厅郑重白厅长的 指示精神。晚上又向东台县委、县政府领导作了汇报，把省民政厅郑厅长指示精神及有关经 费分配的初步方案，给他们亮了底。东台县委、县政府领导极为重视，当晚就组成了以县长 陈日升为首的社会福利生产领导小组，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县民政科科长陆保才同志担任，办 公地点临时设在县民政科内。就这样，东台台城和几个重点镇（安丰、富安、三仓、时埝、 梁垛）社会福利生产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我回到盐城后，向地委、专署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地、专领导都赞成我们的打算和经 费分配方案。郑士鲁专员、赵拂尘副专员说：“原指望省民政厅能支持我们几十万元，最多 百把万元就不错了，那知老黄一去就要到这么多。”他还说：“黄克同志，你最近一段时间 集中精力，抓一下社会福利生产，重点帮助东台先上马。还要到县里抽调两个同志协助 你。”此后，仅台城就重建、扩建了四十八个厂、场、组、社，最大的要算以台城原搞回纺 为主的纺织厂。该厂360多人生产十多个品种，回纺布、毛巾、袜子、棉纱、棉线等等。其他 小型的如生产 鞋帮子、鞋底，以及造纸、酱菜、酱醋等等生产单位遍及各街道居委会。真是 四面开花！一时间组织工作跟不上形势，地区民政科立即抽调了属阜宁县民政科王立士副科 长到地区专管社会福利生产，任主任科员；还抽调了盐城县民政科股长孙庚山，到地区协同 抓好社会福利生产工作。 　　东台县大办社会福利生产确实轰动一时，省民政厅郑重白厅长带了几个处长和秘书坐镇 东台，筹划召开全省性的小城镇社会福利生产现场会议。现场会议安排在东台人民大会堂举 行。我们地区以分管工业的副专员徐植同志，特地赶到东台和省民政厅郑厅长一同参加现场 会议。我们地区每个县（含重点镇）参加七、八人。省民政厅还通知各专区及有关县派十人 左右来参加会议。大会开得既隆重又热烈，各地区与会同志在座谈中深有体会地说：“在大 跃进的新形势下，盐城专区走在我们前面了。东台县为社会救济工作创造了新内容，从民政 部门角度来说，为社会救济对象谋福利开创了新门路；把有限的救济款，变为自力更生，为 社会创造无穷的物质财富，从而使救济工作达到了一个新起点，救济对象有了新希望。” 在当时大跃进的岁月里，大办小城镇社会福利生产，民政部门不但出了不少力，还化 了不少钱。一时间确实轰轰烈烈一番，这样的形势大约持续两三年时间。有些社会福利厂确 实办得很有气色，有的县工业部门的眼睛便叮上了我们社会福利厂，一而再、再而三的提 出，社会福利生产应由他们管理；有的县领导亦说：“民政部门人手少，缺少这方面的管理 经验。”税务部门为增加税收，亦帮助工业部门论理。我们民政部门再力争亦无济于事，只 好随他去了。有的县如大丰县坚持下来，抓得很好，而且还有新的发展。有的县被工业部门 兼并，原许诺的一些条件又不能兑现，不少救济对象仍回到老路上，怨声四起，亦无人问 津。民政部门为了顾全大局，该问的事还要问，但是毕竟问不周全，以至有些地方存在一些 后遗症。 （九）接收 海 门支盐 棉农 　　１９６０年春节后的一天，地委通知我去参加会办会议，讨论接收海门棉农的问题。 当时正处在自然灾害期间，我盐城地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以农业为根本，抓好 农业生产。我们地区的农业生产有自身的优势，大部分县是地处沿海，其土壤适宜种植棉 花，因而棉花是我们地区一种特有的经济作物，在全省先后两年夺冠。地 委想在棉花这张王 牌上打持久战，但棉区缺乏有经验的劳力。于是在江苏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的会议期 间，我盐城地委书记和南通地委书记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商定将海门县１２，０００棉 农，无偿的支援盐城地区，并由盐城地区组织力量到海门县直接接收，所需经费和运输工具 亦由盐城专区提供。这项协议由省委书记们见证。盐城地委决定，以地委常委、专署副专员 赵拂尘同志为接收海门棉农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为接收海门棉农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并 由我常驻海门县政府，设临时办公机构。赵拂尘副专员和我开玩笑地说：“你是个海门老移 民，负责接收和联系等事宜最合适。”当时，我们盐城专区各县和有关农场都相应的派出副 县长、副场长，农工部长、民政科长等组成七至十人的工作小组；我地区前往海门县的工作 组计近百人，还派了负责同志到海门现场指挥调度。从棉农离家起到我们专区各县、场接收 点，所需经费统由我们盐城地区负责（含棉农临时住房）；专区轮船公司先后派出近30个队 次轮拖，来回运送有近半个月光景。这项工作，前后化了两个月时间，计用去资金达60余万 元，粮食十万余斤。 　　海门棉农到我们专区各县、场年把多时间后，部分人员的思想有所回潮，有的竟自动返 回了海门老家。这就影响到其他棉农的思想，也影响了正常生产。于是地委指示，以我们地 区民政处为主组织各县、场有关负责人去海门县联系，动员返回老家的棉农重返 盐城。先后 两三年，组织了三、四次动员小组，反复做了动员工作，晓之以理，我们亦尽到了应尽的责 任，有的也就返回了盐城，有的实在不愿回来，也只好作罢了，最终尚有五百多人在阜宁、 大丰、射阳县和有关农场扎下了根。这可算是几年来的工作实绩。 海门棉农支援盐城，传播了种植经验，对促进我们地区棉花生产，起到了推动作 用。 （十）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患了浮肿病与肝肿大。这时，我家中七个人几乎全患了浮肿病， 1962年，组织上安排我到无锡市江苏省荣军疗养院检查治疗。我带着小女儿炎芹（当时刚七 岁）前往了。按当时规定，该疗养院以小灶标准收取伙食费，每人每天缴一块钱，小孩按一 半计算。后来，我爱人郁凤英同志亦去检查治疗了两个多月，住院部招待所免费给我们一个 房间两张床铺。我们先后在那里约住了三个多月，身体养得还可以。八月中旬，专署来了 信，通知我专区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原专署民政科和人事科合并组成为民政处。地委决定我 担任民政处处长，专署通知要我早日回盐，接受任命，主持工作。于是我就回盐了。 在我回盐后，召开了一次各县民政、人事科长会议，部署了下半年的工作，提出了 一些具体要求。还对第二年行政事业单位调级工作，要求各地事先作好调查摸底和试点，做 到心中有数，好提出相应的方案，供专、县领导掌握，也能事先作好某些平衡工作。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家在生活上十分艰苦，食品缺乏，供应紧张，营养品都是凭证供 应。我们单位中的七、八位同志不知不觉患了浮肿病或肝肿大。地直机关党委会关怀我们， 每个人免费提供一份营养糕（糠麸饼）。我当然也有一份，就拿回家一家子分着享用，共度 困难。但是，这毕竟不能解决一家子的营养问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有个星期天，我父子几个到街上去买菜，无意中发现水产品摊上有小泥鳅出售，却 无人过问．我上前问了一下，鱼贩子说：“如买三、五斤，每斤一角钱。这盆里约有二十斤 左右，假如全买，每斤只要六分钱。”我喜出望外，把这盆泥鳅全买下，秤了一下，计二十 四斤，只付了一元三角钱。泥鳅毕竟不是美味，它有股土腥味，不上口，那时一般人是不吃 的。我二儿子东明问我：“爸爸，买这么多，怎么吃得下去！”我蹲在地上慢慢站起来说： “先把它养在缸里，想吃时弄几斤烧烧，强如买萝卜干子吃。”要知道，当时萝卜干子还卖 贰角多钱一斤呢。当天，我父子几个，七手八脚弄了五、六斤红烧泥鳅，味道可真行，不比 其他杂鱼差。这些泥鳅，分了几次吃，一家子吃得很舒服。那时还不知道泥鳅的营养价值， 现在它的身价百倍，常常还舍不得化钱买它吃呢！我的二儿子想起当年这件事，还风趣地 说：“我爸爸当年把泥鳅当萝卜干子吃呢！” 　当时，粮食相当紧张，我托人买过几百斤糁子，加工成细面，做粥、做饼吃，既实惠又 耐饥，还真别有风味呢。 (十一)我随地委书记访问灾民 　　１９６０年冬季，由于建湖县个别领导图虚名，不顾社员群众疾苦，浮报夏秋两熟的粮 食产量，结果把社员的基本口粮都挤出来卖给国家，算是“超额”完成统购任务，骗取了国 务院颁发的金质奖章。这就害苦了社员群众，他们平均每天吃不到半斤原粮，不少社员群众 路都走不动，一些青年未老先衰，走路扶墙摸壁，几乎每个大队（村）都有饿死人的惨状。 　　这一年初冬的一天，地、专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将地直部委办局以上领导干部组织了１ ２０多人的大检查团，由地委书记陈宗烈、副书记吴山等带队，到建湖县去检查社员群众生 活安排。大队人马到了建湖县委，听取了该县委副书记成敏同志介绍有关社员群众的生活安 排。当天下午，检查团分成若干检查小组，分别下到公社进行检查活动。我和地委书记陈宗 烈同志、地委秘书长崔硕年同志、专署农业局长孙一鸣同志四个人为一组，由建湖县委派了 小轮船把我们送到蒋营公社的寿成大队。在寿成大队，我们蹲了一个星期。建湖县委通讯 员，又是小轮船驾驶员，还是兼管我们几个人伙食的炊事员。我们在那里不搞特殊化，亦严 格按社员群众的吃粮标准，每人每天半斤原粮，成品粮化5.6两（当时是十六两制的秤）。我 们共五个人，一天三餐粥，中午买些豆腐烧烧青菜，早晚以萝卜干就粥。非常心安理得。 　　我们四个人到达寿成大队以后，又分两个小组访贫问苦，我和陈宗烈同志分在一起，算 一个小组。陈宗烈同志每到一个庄上总是要挨家挨户察看，问长问短，一面还做笔记。他半 天走访下来，竟无一点笑容，有时还与社员群众一齐掉眼泪。 有一天上午，我们到一个小队看了二十多户人家，竟连续看到三个人家堂屋里门板 上搁着死人（青壮年），但没见一个人哭的，为什么？为什么？群众有气无力哭不动，哭也 哭不出声来。死人停放在家中板门上，找不到人抬下田掩埋，随他去吧。饿死的人大多是青 壮年，这种悲惨的情景，那个能受得了！若不是亲眼所见，是难以置信的。 陈宗烈同志在走访路上对我说：“黄克同志，过去从理论上讲，官僚主义害死人， 只是理论分析。通过这次访问调查，体会就深刻了，体会到官僚主义害死人的真实情景了。 你是长期做民政工作的，体会比我更深刻。我这地委书记通过这次连续几天访贫问苦，总觉 得教训深刻啊！领导干部如有一点考虑不周，不知要有多少人的生命无辜丢掉。怎么对得起 江东父老！我这几天心情一直很沉重，大概你们亦有所察觉吧？”于是我亦向书记谈了几天 访问中的感受。谈呀谈的，竟然谈得两人都哭出声来了。 （十二）第五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 １９６２年初春，中央召开了第五次民政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 的民政厅局长和省辖市和地区的民政处局长。我省参加会议的代表共１６人，组成一个大 组。会议期间，我们住北京市前门饭店八楼东部的几个房间，我和镇江地区戴处长住在一个 房间，两人虽初识，但一谈起来就很投机，大家都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有许多共同的语 言，在会议期间的一个多月中，彼此亲如兄弟，真有点“相见恨晚”的感情呢！ 会议期间，代表们进行了一些参观活动。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去参观了中央军委军 事博物馆时，我不期而遇十七、八年前的老战友崔萍同志，真是喜出望外。记得１９４６年 时，我在华野一纵队六团侦察连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他是我连的文化教员。我做了他的 入党介绍人。现在，他在该馆的抗日馆任主任（正团级）。他见到了我，特别高兴，便带我 去观看先进的展品，如被我军击下的美国ＵⅡ型无人驾驶侦察机之类。有了他的专门讲解， 我仅化了不到两小时就全看到了，其他人足足看了四个小时还只看到了展览馆的不足一半。 那天晚上，崔萍同志特意请了假邀我到前门的“全聚德烤鸭馆”，要了一只又肥又大的烤鸭 和半斤北京二锅头、两份面饼等，只化了十八元。两人谈谈说说，叙了旧，谈了近况，大家 很舒畅。因为那天晚上七时半，我还去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河北省梆子剧团的演出。崔萍 带我步行到了中南海，只得依依不舍地握别了。 进“中南海”很不容易，要经过好几道关口。第一道关口是传达室，值班的工作人 员很讲礼貌，进门就给我让座，端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茉莉花香茶。然后便开始询问：“您什 么地方来到北京的？”“您来北京有何贵干？”“今晚来这里是看戏还是访友？”我一一回 答着他的询问，随着他的问话，先后掏出了“三证”：第一是工作证，第二是会议出席证， 第三就是那张会议上发的戏票。总算是三证俱全了，他说：“时间还早呢，还不到七点，您 先喝点茶，我送您到座位上。”就这样，他又与我闲谈了约半个小时。从谈话中，我得知他 亦是从三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该同志原系三野某师的保卫科长，转业地方后评为行政１５ 级，担任中南海的传达员。他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便送我到“怀仁堂”的座位上，指点我喝 茶、抽烟、休息的地方后，才礼貌地离开。 剧团演出的是传统戏“柜中缘”，我的座位是在前六排七、八位，离中央领导同志的 座位只几个位置远。离董必武副主席的座位最近，董老左边是河北省委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的 副书记，他一边看戏一边向董老介绍剧情和演员的特点。他们谈得很高兴，有时还哈哈大 笑，领导同志之间的谈话，我都能听到。 这次会议的中心是明确政权建设是党和政府的事，民政部门只是党和政府办下做些 有关选举工作方面的事务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做好大跃进新形势下的民政工作及其部 署。会议开了一个半月，会议期间还受到以刘少奇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们的接见，同时受到 新上任的内务部长钱瑛等领导的会见并摄影纪念。 （十三）书记的坦诚 　　谈到我们地委书记陈宗烈，我们民政处的同志对他有种特别尊敬的心情。 事情发生在１９６３年春节后不久。当时地区医院（即现在的第一人民医院的前 身）对外欠费太多，几乎到了医院的大门都开不开的地步。地区医院的领导多次向地委、专 署请示解决欠费问题，要地方财政与民政救济给予补偿。于是地委召开了 常委会，认认真真 地讨论解决这个难题。不知那位常委想到了我，于是向地委书记推荐把我找了去。 原来，地委要我们民政处从控制的救灾救济款中拿出头二十万元，以解决医院燃眉之 急。我冷静地想了想，觉得 此 事 不妥，当即向地委常委们报告说：“钱，我们民政处帐上 有壹佰多万元，但我仅是地区一个业务部门的具体办事人员，不 能 擅自 作主挪 作它用。 现在这钱该不该用，该怎么用，我们只有服从地、专领导决定。但在这里我要说明的，开支 这些钱要凭红头文件作依据的。中央内务部、财政部、省民政厅、财政厅文件规定有若干个 不准。从我们业务角度上说，要向省民政厅请示后，才能支出这笔款。”于是地委常委、副 专员熊国香同志说：“黄克同志，不要你十万、八万元，只要拿出四万元吧！”地委书记陈 宗烈同志亦说：“黄克同志，你不要向省民政厅请示了。过几天我去省委开会时和省民政厅 郑重白厅长讲明此事。”当时地委决定，要民政处从救灾救济款中拨出四万元给地区医院， 我们遵照办理了。 　　事隔不到十天，陈宗烈同志从省委开会回来，连他自己的办公室都未到，自己的家门都 没有进（当时陈宗烈同志的家，住在我们民政处办公室东边小院内的平房里，约离我们办公 室不足50公尺远），一下汽车自己提着公文包直接跑到了 我们民政处办公室。他拉住了 我的手，跟我说：“黄克同志，前几天地委决定要民政处拨四万元给地区医院弥补欠费，此 举是错误的。省民政厅郑重白厅长说，黄克同志坚持是对的，而且有中央内务部。财政部文 件为依据。郑厅长还说尊重盐城地委决定，下不为例。”一个堂堂的地委书记，就此事还特 地跑到我们办公室，当着民政处这么多工作人员的面，向我们表示歉意。他还表扬我 们： “你 们把关把得好。省民政厅郑厅长说，你们能坚持原则，把话讲在当面，不搞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当陈宗烈同志走后，大家都说：“这样好的地委书记，作风正派，能平易近人，坦诚 对待被领导，真是值得我们 学习。有这样好的领导，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做死了亦心甘情愿 的。”通过这件事，对我们教育很深刻，至今我还记忆忧新。 (十四)省民政厅领导为我放的好样子 　　１９６４年麦收前些时候，江苏民政厅新上任了两位正副厅长刘毓标、曲文。刘毓标原 系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是中央军委第一批授予少将军衔的，转业后，到江苏省民政厅任厅 长、党组书记。他将部队的传统作风带到了地方。曲文系从山东省青岛市委副书记交流到江 苏省民政厅任副厅长的。两位厅长刚接触到民政工作都觉得很新鲜。他俩有个共同的想法， 到基层走访调查考察，解剖麻雀，对体察本职工作会有所帮助。 就在他俩到职不久，中央内务部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报送一批民政工作先进县市 材料。省民政厅党组进行 了排队摸底 ，列 入的有 盐城专区的东台、射阳县；南通专区的 如皋县；扬州专区的江都县；淮阴专区的泗洪县。为了进 一 步考察，取 得 可靠的数据和 鲜明的事例，刘、曲两厅长亲自带队，组织了连同我们专区共十人的调研组。调研工作组走 访考察了东台县的民政工作，逐项进行了考察。并且深入调研了所有乡镇（社），也作了逐 项考察，排队核实。对一些重点乡、镇，调研工作组到那里一蹲就是三、五天，有时还深入 村组，到我们民政服务对象家中访问考察，核实有关事例。当时，曹丿、新街、梁垛、时 埝、富安、三仓都作为重点调查考察的 对象。 考察之后，刘、曲两厅长和东台县委、县政府综合性的交换意见时，认为东台基础 工作很扎实，不愧为老区工作的典范。突出的是从县到各乡、镇、村、组的基层工作有板有 眼，有头有绪。对服务对象的工作态度、实事求是，能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或者约期解 决；对不能解决的问题，说明情况，说得人家心服口报，高高兴兴地从家来，愉愉快快的回 家去。他肯定了东台县民政工作成绩，对东台县民政科当时的科长李世忠的工作亦给予肯 定。李世忠虽是二等甲等伤残军人（只一条腿），工作精神不比健全人差，一天到晚乐呼呼 的，只知道工作，不知道劳累。 　　省民政厅调研组认为东台民政工作的事迹，可列为我省民政系统的先进县行列，打算报 省人民政府，再呈报中央内务部。当年冬季，东台 县就受到中央内务部召开的全国民政工作 会议的表彰，列为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县。我省还有江都、如皋、射阳、泗洪四个县在全国民 政工作会议上，也受到了表扬。 (十五)统一部署下到县搞中心工作 　　我从省民政厅调盐城专区之后，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地委统一部署下，到各县搞中心 工作。特别是１９６４年冬季起，参加了地委部署的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和地区商业 局的韦学仁同志、地区供销联社韩国良同志组成工作小组，被派往阜宁县，会同阜宁县委书 记唐钧伯和该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彭祥率领的县委工作组一起开展工作。我们以陈良公社为 主，兼顾施庄和硕集两公社（乡）。 开始几个星期，各写各的汇报，但内容大致相同。于是我对唐钧伯同志说：“我们 地、县委两个工作组的目的是一致的，何必写两份内容大致相似的汇报，不如以我俩署名， 算是地、县委工作组的联合报告，岂不是既省力，又省事。”唐钧伯同志说：“我不便提出 这个问题。”实际上他亦有这个想法，算是不谋而合了。我们前后在陈良公社约半年之久， 乃至处理某个具体问题，相互配合都是很协调的，从未发生过什么矛盾。 　　１９６５年夏季，地委决定我到大丰县裕华公社社教工作队任第一副队长，社教队长是 副专员周乃成同志。由于当时我患疝气住院动手术，加上出院后疗养，迟到了近两个月，仅 参加了裕华公社社教工作的第二阶段，即整改期间的一些工作。 裕华社教尚未结束，我又被大丰社教总团抽到大丰南阳公社社教分团任教导员，兼 分团党委副书记，并确定我为南阳分团先遣队总负责人。从裕华工作队抽调了三十几个队 员，由我带领去南阳公社，筹措先遣工作、熟悉地方情况。谁知刚进队初步联系上，老天不 作美，连续下了两天两夜的暴雨，南阳公社大部分大队（村）被积水淹没。在这暴雨袭击 下，先遣队的工作只好暂停，我们先遣队和公社同志一起参加了抗排工作。积水退得快，棉 花、玉米等作物基本无损失。 　　后来，我们南阳社教分团连同先遣队六百多人于九月初分乘大小20辆汽车，浩浩荡荡开 进南阳中学大操场。这一下子，将一个数千人的南阳小镇搞得沸腾起来了。我们分团党委与 公社党委商定，革命、生产两条线互不干扰，有关社教方面的事由分团党委一条线全面抓； 生产一条线由公社党委全盘负责。自从社教分团进驻南阳公社以后，各方面与公社配合得很 默契，亦未发生过什么大的矛盾。即便有些小是小非，我们及时相互交换情况，通过谈心， 相互都能体贴谅解。我们驻南阳公社两个多月，大丰县社教总团和大丰县委常委征求我们意 见，拟将该公社党委书记顾太余同志调至大丰县大桥区任区委书记，公社党委的全面工作由 副书记龚士声同志主持。经我们分团党委研究，认为应支持大丰县委决定，况且我们分团党 委与南阳公社党委各方面都配合得很协调的。 　　我们分团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一条线算是过得硬的，上面虽有三申五令的规章制 度，我们分团党委一班人，认真分析研究，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决不盲从。对下面的工作 队，也实事求 是，活动方式 既有大集体，又有小自由。有的事情分团党委首先统一认识， 然后分头贯彻处理；党委本身不搞特殊化，分团主要领导处处以身作则，不给下面工作队放 坏样子。 　　大丰县南阳公社的社教工作，前后经过八个月时间，顺利结束，未留一点尾巴。根据形 势发展的需要，在我们分团党委主持下，将南阳公社东半边十几个大队（村）划出，另外成 立了 通商公社。两个公社分开办公。 　　１９６６年夏初，地委新组建了 滨海县八巨公社教工作团，由我出任分团长兼党委书 记。全团500多人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车辆开到各工作队驻地，让队员们先安营扎寨，落实好生 活基地。第二天，全公社召开万人大会，宣布社教团正式进驻社队，向广大干部群众讲解了 社教团进驻的目的和意义，以安定广大干群的情绪。这个地方的社员群众性情耿直，通情达 理，生活水平较南边几个县稍为差些。我们分团党委根据大丰县社教中的实践，与八巨公社 党委商定，对抓革命，促生产作了明确分工，并在实践中及时互通情报，相互支持，谁也不 准许搞小动作，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之大计。 　我们进驻八巨公社两个多月，社教进入了 整改初期。滨海县社教总团和滨海县委拟将 八巨公社党委书记袁醒民同志调阜宁社教总团任分团长，要他去独当一面。我们分团党委和 公社党委联席会议商量，支持总团和县委常委决定。至于公社党委日常的全面工作由张副书 记主持。后一阶段工作一直很正常，整个社教工作在当年年底顺利结束，全分团同志到总团 集结待命。此时，我和副团长郭本炎同志由总团介绍去八巨公社党委,协同处理各队未了事 宜。 我俩在八巨公社一个星期，与各大队、生产队部分干部和群众代表共同研究，凡与我 们社教有关的问题，该检讨的检讨。我与副团长两人在大会上仅检讨了一次，各大队、小队 的干部和群众代表一致认为分团领导检讨深刻，符合实际情况。我俩离开八巨时，各大队干 部、群众代表到汽车站热情地为我们送行。我和郭本炎副团长与送行的社队代表约定，如工 作上需要我们来八巨，请你们通过地委组织。同时谈了我们自己对社教运动的想法，大家都 觉得通情达理。我们上汽车时，代表中不少同志真是依依不舍，洒泪相送。 （十六）我转到军分区生产办公室工作 　　１９６６年底，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我从滨海县八巨公社社教分 团回到盐城。回盐的当天下午，我就到民政处办公室看了一看，表明我从社教团回来了。第 二天我就按时去上班，但是，那位掌握全面工作的副处长已被造反派夺了权，我这个处长尚 未有什么说法，但也已经没有我干的事了。民政处里几个科长、科员看到我，没和我说什 么，我亦不好说什么。出于无奈，我只得走到地委、专署大院里及大街上，看看大字报、大 批判的大字报。真是铺天盖地呀！ 那天下午，刚上班不久，接到军分区生产办公室的通知，要我去开会。这时，我才知 道军分区生产办公室是代表地委、专署主持生产工作的班子。会议由军分区副司令张思礼同 志主持，由军分区副政委徐康国宣布任命各组室负责人名单。不意，我被 任命为财贸生活组 第一副组长，组长是军分区机关政治协理员胡寿民同志；地区粮食局局长王伯诚同志为副组 长。会议任命宣布后，由各组人员先开了个碰头会，相互熟悉情况，以便开展工作。 军分区生产办公室的主任由军分区副政委徐康国同志担任。有一次，我在市文化宫 主持一个市财贸生活系统的大会，到会人员一千多人，他在会议休息中途，以开玩笑的语气 对我说：“黄克同志，人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官当小了，有的没官（罢免）了，你的官不是小 了，而是大了，原只领导民政处一个单位，现在负责七个处局级单位呢。”他说的七个处局 级单位，即民政处、财政局、对外贸易局、粮食局、卫生局、防疫站、中行、农行等还有纺 织品公司。我说：“所有这些都是首长们对我的关怀与信任，我将以实际行动做好工作，报 答首长们的关怀和信任。” 　　在军分区生产办公室财贸生活组工作期间，每天上午半天工作，下午半天政治学习。学 习内容不外乎是中央有关文件或者写大批判的大字报。当时社会上有两派群众组织，各单 位、各系统也都随之形成两派，进行派性斗争。我刚从社教团回来，一派都未参加，一派亦 管不了我。我这个人实在算是自由自在的了。记得１９６７年刚过春节，社会上两派群众组 织争夺单位领导权相当激烈，民政处两派群众组织亦紧跟了当时形势，两天中分别找我三、 四次谈话，要我表态，并参加他们的组织。我当时头脑比较冷静，心想，民政处的同志分裂 成两派，这是社会潮流所致，而且两派都要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是不能表这个态的。不要 因为两派都找我，就认为我多么“吃得开”！晚上睡在铺上，我翻来复去的思之再三，细细 想想很担心，我若表态参加某组织，那么另一组织不用说，就成了我的对立面，我就成为挑 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了。真是没事找事，自讨苦吃。 不几天，两派都要我答复，我还是这句老话：“让我再冷静的想想，以后告诉你 们。”又过了几天，我分别找他们说：“我这个人你们都对我审查过的，地区政法口亮相会 上我已亮过相，你们当时都表示相信我亮相的，如你们觉得我还有什么问题未弄清楚，请你 们再进行审查。今后社会上两派群众组织开什么会议，要我参加，你们那个组织单独通知我 去参加某一个会议我是不能去参加的，除非你们两个组织一同派员来通知我去参加某一个会 议，我才能出席。不能怪我不给面子，请你们谅解我的处境。”我这样讲了以后，还真的不 找我的麻烦了。这样对待两派群众的态度，受到军分区司令陈连生、政委万裕华、副司令员 张思礼、副政委徐康国、分区王××参谋长等的赞赏。当时原民政处副科长陈昌宽同志亦在 军分区生产办公室财贸生活组工作，对这些情况他是完全清楚和了解的。 　　又过了个把月时间，出现了社会上两派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于是 我和民政处两派群众组织商量，将民政系统几个单位联合起来，有利于“抓革命，促生 产”。陈昌宽、朱井标、陆金华等几个同志逐一的走访协商，反复统一认识，然后在地、专 机关大院里，第一批发表联合公告，成立盐城地区民政系统联合革命委员会。这对社会和 地、专机关大院，有着良好的影响。后来我和地区粮食局王伯诚同志、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黄元喜同志、地区人民银行陈敬之同志等四人被推派到社会上搞促进大联合的工作。盐城 地、县、镇在大好形势的推动下，当时曾有116个单位参加联合行动，并发表联合公告。大家 决心以实际行动“抓革命，促生产”，不搞派性，这为后来形成革命三结合班子打下了一定 基础。我们最初的目的很单纯，只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这一段情况，原市民政局陈昌 宽同志是亲身经历的，而且深有体会的。 （十七）先后到地区纺织厂、肉联厂三结合 　 １９６８年夏初，地区革委会成立不久，我奉地委、地革委会之命，先后去地区纺织 厂和地区肉联厂参加三结合。实际上，当时的地革委会是把部分地专机关中层干部当石头， 搬到工厂去。 我在地区纺织厂有近五年时间，一直担任副主任，所以厂里不少职工叫我“黄三 号”。我分管政治思想和宣传教育工作一条线，可算是干老本行了，工作也还顺利。这几年 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与纱厂政工科长王飞同志抓职工调级工作。当时有好些职工 挖空心思走门路，有些人到我门上来通关节，送烟、送酒、送老母鸡等等，我便在一次职工 会上公开了此事，说明：“奉劝那些到我们门上来送礼的人们，不要看错对象，赶快把原物 拿回去，否则他的工资该调的亦不给他调，我是说话算数的。我是全面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 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政工科长王飞同志是办公室副主任，别人不负责这项工作，想管 亦管不着，请大家切勿上当。”于是，散会后有人连晚悄悄的到我家把原物拿了回去。我逐 一的鼓励他们：“这样做很不好，以后不论办什么事都不要这样做。至于调级是有政策原则 的，该调多少就调多少，挖空心思没有用，不该调的想也白想。搞送礼这一套，把你的思想 引入邪路上去了。你自己再细细想想，我黄某的话有没有道理？”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深挖“５１６”运动。纺织厂原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大小头头，如杨 德富、郭洪尘、洪登荣、陈洪明、张纯、曹振荣、王庆成、王雄等20多个同志，都被关在深 挖“5.16”学习班里审查！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个别厂党委委员主张，凡是在深挖学习班 审查的对象，一律不能调级，待他们出了学习班后再说。还说：“这是他们自作自受，自找 没趣。”我想，以后能不能补调很难说，于是我和王飞两人坚持了我们的意见：“凡在深挖 学习班审查的对象，该调的一律给予调级，按政策派多少调多少，所调级的钱专户储存，待 他们出学习班后，看他们的最后结论再定。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主动了。”在厂党委全体会 上，我两的意见引起了大家重视，并得到全票通过。事实证明，我和王飞两人的意见比较客 观、主动，对组织对同志都是绝对负责的，不留后遗症。好几个同志从深挖学习班解脱出来 后，得知他们调级的钱专户储存在纺织厂营业所里，存折由厂部财务科保管在保险柜里，待 拿到这笔钱后感动得大哭起来。这说明党组织是对他们负责到底的。后来有人知道我和王飞 两人极力主张这样做的，还专门到我家来表示感谢，并痛哭流涕地说：“厂党委会这样做是 对我们负责到底的，这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张纯同志说：“叫我们子孙永世不忘共 产党的恩情，党组织对我们是绝对负责的。”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初，我奉命调市肉联厂任厂党委书记兼厂革委会主任。地委书记、军 分区政委万玉华、地区革委会主任、军分区司令员陈连生两同志找我谈话时说：“黄克同 志，你先去肉联厂工作。按你的职级与厂里不相称，地委已决定该厂由原来的总支调升为党 委会，凡设党委会的厂均为正县、处级单位，厂部各业务组室全部改为科室，此事由地革委 会政治部去落实。” 我去后不到半个月，按万玉华、陈连生两同志的指示，对肉联厂专门发了通知。调升 为正县、处级，原有组室全改为科室，属科级。但是，对具体人作具体对待，另作安排。 　　我所到两个工厂先后七年多时间。由于我是厂党委主要成员，加之我在纺织厂时，又是 分管政治思想教育一条线工作的，对于拥军优属工作特别重视，每年的春节和”八一“建军 节，都要进行一次有关拥军优属的活动，对优抚对象从物质乃至精神方面总要有所表示。我 之所以能这样，也许我是多少年来一直做民政工作的关系吧！我虽离开两厂多少年了，但这 两个厂的拥军优属的传统风气没有改变，厂党委会将拥军优属工作每年都列入议事日程。 （十八）重返民政战线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下旬，亦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当月，我回到了地区民政部门工 作。我从１９４９年７月部队转业到地方后，除１９６８年６月至１９７６年５月被搬石头 到盐城地区纺织厂和地区肉联厂七年多外，主要是在民政部门工作。再说我夫妇俩都是转业 军人，我自己又是伤残军人，切身体会到民政工作的重要，自然而然对民政工作产生深厚的 感情。毛泽东同志早在１９３４年江西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上，就郑重地向 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 由于我们党全 心全 意地为 人民服务，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加 上广泛地 开展了拥政爱民和 拥军优属工作，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使群众欢欢喜喜地送子弟去参加红军，并使他们安心 留在红军部队。人民的军队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就能不断地壮大，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在我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依靠了人民群众，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 新世纪。 民政工作是党和人民群众之间 的一条纽带，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条战线，是不可或 缺的。从战争年代起，我党已经把民政工作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凡设有人民政府的地方都设 有民政机构。不过，当时民政工作较单纯，如动员民众支援前线、筹措粮草、组织担架、救 济灾、难民等。建国之初，由中央到地方层层设民政机构，业务逐渐条理，但各省、区的具 体任务不尽相同。比如，我们江苏省当时分为苏南、苏北两行政公署，由于有新、老区的区 别，我们苏北行政公署民政事务中主要是民政、优抚、复员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 移民垦荒等；有的地方还有人事、卫生、劳动，支前等；有的 地方还设调解，司法、人事监 察等。有人说，外国设不管部，我们中国有民政部，凡人家不管的，你民政部门就得管起 来。 记得 １９５１年春，苏北行署召开各县县长、民政科长会议上明确规定民政工作范 围为十二个大项目，六十四个细目。规定民政工作范围是：拥军优属、参军参战、行政区 划、行政干部管理任免、 政权建设(选举事务)、救灾救济、社会福利。随着形势的发展，工 作内容逐步调整和完善。建国初期，中央内务部和地方党和政府规定的民政工作范围为：以 政权建设的(选举事务)，优抚复员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为主要工作，并积极做好行政 区划，地征、户征、宗教事务、民族事务、华侨事务、社团登记、婚姻登记、移民禁毒、游 民改造工作；还有支前、行政干部任免、卫生、行政监察、劳动工资等。 １９５７年以后，民政工作逐步走上全国比较统一的轨道，有些工作自行归入了有关 业务部门了。总的说来，民政部门服务对象一要是两种人：一是最光荣的人，１９５０年北 京召开复员安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二是最困 难的人。朱德委员会说：“民政部门，就是人民群众的组织部。”民政工作的特点是：一是 群众性；二是社会性；三是政策性。１９５４年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说：“民 政工作，就是作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陈毅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１９５４年第 二次全国民政会议上说民政部门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上为中央分忧，下为黎民解 愁。”由此可见，民政工作极为重要。为此民政工作必须提高服务质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我的实践体会是：工作要细心，解决问题要耐心，处理矛盾要虚心，接待来访者要热 心，使用经费要公心，遇到困难要有恒心。 我一回到民政部门工作，我的心里亦就踏实了，好像孩子回到了娘家。不管组织上给 安排什么职务，我的心态是平衡的。开始时，我被安排在地区革委会办公室下属的民政小 组，要我任第一副组长，我按组织原则做好正常的助手工作，我亦乐意当好助手。开始个把 月，我把几本民政工作业务手册认认真真地通读了两遍，以此来复习民政工作业务。在日常 工作中，做了我该做的工作，而且把我分管的优抚和双退办的工作抓好，做到精益求精。有 一次，滨海县民政局优抚股长王启元同志来地区审批伤残军人调级和新评伤残军人等级。当 时搞优抚工作的几个同志出于对我尊敬，要我参加会办。我听取了他们的发言后，对有关申 请的材料逐一审阅，发表了我的看法。大家都很惊讶，说我离开民政部门七八年，业务工作 还这样熟悉。王启元同志也许是对我的尊敬，称赞我：“ 到底还是我们民政部门的老行 家。”我说：“做什么学什么，不学习光讲大话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要提倡认认真真学习， 老老实实办事，不能光说大话空话，以此欺骗他人，来谋取某种私利，我是看不惯这种恶习 的，自己更不会做这些丑事，信不信由事实来证明吧！”大家听了我的发言觉得很新鲜。我 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老老实实的做人，从不与他人计较什么，这是当初民政组同志众所周 知的。只要人家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行了。 　　１９７８年春节后，地区组织学大寨工作队，专署办公室指名道姓要我去滨海县县直机 关工作队任工作组组长，并担任工作队党支部委员。工作队分派我这个组到县计委口子的物 资局系统的生资公司，我按照正常的工作制度，该请示的请示，该回报的回报，绝不带半点 含糊。在大半年时间中，我把一个工作小组的工作，搞得比较条理，队里几次指定我们组介 绍工作体会。最初，我不想去介绍什么，但队里多次催促，我只得派了副组长李清鉴同志去 介绍了我组工作情况。各组听了我组情况介绍后都赞不绝口，说我们工作有方，相信群众， 走群众路线等。后来，队部要我代表工作队队部和滨海县政府周鹏程县长一同去南京动员滨 海县十二上访寡妇回来。我心里想，队里有好几个队干部，为什么要派我这个工作小组的组 长去呢？我算得上什么角色？况且，这又不属我们小组范围内的事。我实在想不通，就拖了 几天。后来，我细细的想想，胥品清是我们工作队的队长，又是专区革委会办公室的副主 任，是我的双重顶头上司，我必须服从他的领导。于是，我在队部一次工作会议后，答应去 南京一趟。约经个把星期，动员工作基本完成，将上访的人员带回滨海，我们算是交了差。 回滨海县工作队没几天，原民政组从体制上调整为地区民政局，我被地委任命为第一 副局长，滨海县委办公室苏主任把地委文件转给我看了。我看后没说什么。第二天工作队开 会，胥品清队长传达说：“黄克同志经地委批准为滨海县直工作队副队长，仍兼任生资公司 工作组组长。”随他怎么变动，我还是不离开工作组，大家亦不让我走。那天晚上，组里几 个同志还为我升任副队长而祝贺，办了几个菜，还喝了酒。第二天我表示感谢大家的情意， 亦未征得他们同意，到街上买了四、五斤带皮的五花肉，中午请大家吃了一餐，以此表示还 礼，亦表达了我的心意。红烧肉是我的拿手杰作，大家吃得很开心。１９７８年年底，工作 队圆满完成任务，我们一行一同回专区各自的单位工作了。 　　１９７８年秋后的一天，我在滨海县学大寨工作队期间，省民政厅的体制刚恢复，省民 政厅刘毓标厅长、夏雨副厅长要来盐城检查工作的孟恒爽副厅长专程到滨海来看我。地区民 政局电话通知我，要我安排时间陪同孟副厅长到乡下去视察。前后三个晚上，我都和孟副厅 长住在一起，他要我谈民政工作的特点和工作规律，我一一照实说了，并谈了我对民政工作 的认识。最后他一再说，代表刘厅长、夏副厅长动员我到省民政厅去工作。因为当时刚恢复 民政厅的体制，新的人员多，真正懂民政业务的人员少，几个厅长的意思要我支持他们的工 作，到那个处、局、室由我选择。当时我很为难，内心真的亦很矛盾，究竟去还是不去呢？ 从朴素的感情来说，刘厅长、夏副厅长与我有相当深厚的感情，况且，我的年龄已接近六十 了，如去省民政厅工作，职务上也许得到重用，应该前去。但是，如去省民政厅工作，只能 和我爱人两个人去，最多可带一个孩子在身边，孩子大多数在盐城，平均每人每年去一次南 京，来回要多少川资，即使照顾我调一级工资还不知够到哪里呢？如不去，在几位厅长面前 确实说不过去。当时是升官亦不发财，过几年离休后，还是回到盐城这地方来安置，到那时 盐城人可能对我又是一种看法了。思考了再三，我鼓足了勇气，把我内心的想法向孟副厅长 全盘托出，并且说：“多承诸位厅长错爱，我亦确有难言之处，当然我尚未与我爱人和孩子 们商量，至于对省民政厅的工作，我肯定会支持的。各位厅长对我如此厚爱和信任，我会加 倍努力做好我们地区的业务工作。这样，实质上就是支持省民政厅的工作了。请各位厅长们 理解我的心情。”当时，孟副厅长听了我发自内心的想法（按我的想法实际上已和我爱人郁 凤英同志商量过的想法），当即表示赞同，认为我的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说回南京 后，一定向刘厅长、夏副厅长转达你实实在在的而且比较客观的想法。 现在，我离休已经快二十年了，但我对民政事业一直是热爱的，如有人对民政事业不 负责任，我是不会答应的。有人明目张胆挖民政事业的墙脚，我要大声疾呼，不能容忍这类 毛贼为所欲为，我拼着生命要与之斗争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这场斗争还在继续 着，我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正义的人们。 （十九）南通－－盐城两地区民政工作互查组 １９７９年国庆节前后，省民政厅办公机构恢复还不足一年，工作人员业务生疏，对 各地市基础工作吃不准。省民政厅主要领导针对这样的情况，为了搞好民政工作，便邀请部 分地市县民政部门负责同志征询意见，还从厅里派出若干中层干部分头到有关地市征求意 见，旨在把各地市基础工作摸清楚。这是厅领导作风深入、善于走群众路线的表现。当时， 我积极建议由省民政厅派得力干部参加，以地区际开展民政工作的互查，省厅领导采纳了我 的建议。于是南通－－盐城、扬州－－淮阴、镇江－－苏州等结成了互查的对子。这次互 查，省厅统一组织了力量，一般互查组１５－２０人，时间１５－１８天，规模大，力量 足，时间长。 我们盐城的互查组共２０人，地区３ 人，包括局长１人、秘书１人、驾驶员１人； 各县局长８人，股长、民政助理９人。主要查了南通地区的海安、如东、海门三个县。南通 地区与我们一样，也组织了相应的力量，查了我区的东台、射阳、滨海三个县。 我区互查组在如东还重点访问了原省民政厅民政处长吴玉书同志的家乡洋口镇。吴 玉书同志系在文革后期下放到如东老家插队劳动的，大约一年后调如东县民政局任顾问，后 任调研员工作。该中志对党的事业相当负责，他的观点是职务不分高低，只要是党组织决定 的事，就得坚决服从，一定要把它干好。这是他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我们很敬重他的为 人，所以特地到他的家乡去拜访他。他还是隹在几十年前的老地方，这是一座旧房子，但家 里安排得很有条理。中午，他在家中款待原省民政厅的一些老同志，虽说是便饭，搞得十分 丰盛。下午，吴玉书同志和我们一同到县招待所。晚上，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县委、县政府的 欢迎盛宴。 这次互查活动中，省民政厅派王涛同志赴南通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互查组到海安 县时顺道互查王垛村，到了王垛村，我买了二斤水果糖看望小外甥汪涛（当时才三岁）。他 看到我很乖巧，一路唤婆爹爹，还把溏分发给孩子们吃，还说是我婆 爹爹买的。我还带他到 村里会议室来玩呢。 互查组在南通地区十多天。到海门县互查时，我顺便看望了我家一些亲戚。 总的说来，南通地区到底是革命老解放区，扰抚工作很扎实，经得起检查。我们互查 组所到几个乡 、村，群众反映良好，我们互查组同志都是对南通地区的工作很是满意的。 （二十）新时期民政工作的新要求 　　民政工作的任务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发展，改革开放后的民政工作有 着更为丰富的内容。 １９７９年春节刚过不久，有天上午，秘书接省民政厅办公室来的电话，要我们地区 局派一位负责同志到省民政厅去谈谈当前工作和今后工作的设想。按照刘毓标厅长，夏雨副 厅长的意思，最好是我去。我很高兴，从１９６８年６月被“搬石头”先后到地区纺织厂和 地区肉联厂参加三结合，然后又重新回到民政部门工作，前后已有十多年没有机会去省民政 厅了。于是，我第二天就乘长途汽车去南京。到了省民政厅，迅即去拜访了几位厅领导，特 别是刘毓标厅长。他对我不能去省民政厅工作，很遗憾，但是听了孟副厅长转达了我的内心 想法，亦很同情我。他说：“你的想法，我们几个厅长很理解。今后我们还要长期共事 呢！”几位厅长都以关心我的语气说话，我真感动。中午，由民政厅办公室梁茂亭主任准备 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为我掸尘。夏雨副厅长说：“黄克同志，这是我们几个以刘厅长为首办 的合作社，还邀请了厅里两位老处长作陪，以表达我们的小意思。”午后，我谈了约两个小 时的工作情况，由厅办公室梁茂亭主任陪我到省政府中山北路81号招待所休息。梁茂亭主任 特意把中央民政部刚到的一个密件给 我看，其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对“优抚对象身份 来一次全国性的全面的登记核查。”他说：“几个厅长的意思要你先看一下文件，以便心中 有数。”我拿到文件急急忙忙地看了一遍，并连夜手抄了一份。我回来后，先向局里全体同 志传达了文件和省民政厅领导的意图，刘、夏两厅长要我们盐城地区先搞个先行试点。当时 我地区民政局一共只有十二、三个人，这项工作的工作量很大，人手不够。经大家讨论议 定，以大丰县北沈灶镇为先行试点。我们之所以选择在大丰县北沈灶镇搞先行试点，主要是 他们条件比较好。多年来，该镇一直是我们地区优抚先进单位，又是１９７８年受到中央民 政部表彰的优抚工作先进乡镇。通过这次试点，对我们的各项民政工作会相应的起到推动作 用。试点人员以大丰县为主，各县民政局参加一个股长，带一、两个拟搞点的乡、镇民政助 理；地区局由我和季墨斋同志，军分区曾万忠同志（长期代表军分区与我局合署办公），还 有优抚科长杨宗武、优抚科科员田玲等负责。这样既有业务上懂行的，又有文字写作的人 员。大丰县除局里抽调一定的力量外，组织各乡、镇民政助理一齐参加北沈灶镇试点。这项 工作，实际等于一次业务短训班，实践一次业务学习。各县有了参加北沈灶镇的试点实际00 体会，可以马上组织力量搞自己的试点。工作由点到面，既省人力，又节约了时间。大丰县 委、县政府对这个试点很关心，马春芳副书记兼县长、金一平副书记分别看望了地区和各县 参加北沈灶镇试点的同志，还到试点总结部署会上讲了话。他们特别指出：“大丰县真正是 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各乡、镇民政助理都来参加试点，等于集中短期训练，真是机会难得， 总结会后回去马上行动。”省民政厅在我们试点总结部署时还派了省民政厅优抚局项志壮局 长和有关业务科长参加了会议。后来，省民政厅还指定要我们在省民政厅召开的地市和部分 县民政局长会上专题介绍大丰北沈灶镇试点情况。 （二十一）参加中央民政部座谈会 １９７９年初夏，中央民政部体制恢复不久，人事变化较多，诸多业务跟不上形势。 为此，中央民政部以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为首，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了江苏省部分民政工作 者座谈会。到会的有江苏省民政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夏雨，民政厅优抚局项志壮局长，民 政厅办公室主任刘善堂等六位省领导同志。江苏省出席会议的有扬州地区民政局刘益群同 志，泰县（现姜堰市）民政局长，盐城地区民政局由我出席，东台县（现东台市）民政局长 王涛等十多位同志。前后经过半个多月的座谈讨论，会上主要讨论了修改优抚工作条例和伤 残条例、抚恤等标准。 经过座谈讨论，对有关的条例写出了修改稿，其中对有关抚恤标准大家列举了若干 事实并进行前后对比，提出了我们的修改建议。 会议最后，我们听取了民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陈光同志的讲话。他认为有些个 性意见很切合实际，而且有说服力，这是坐在办公室里是想不出来的。他还说，要将大家的 心意带回北京，向党组和部务会议汇报。当然，有些建议要从长远的观点逐步实施。这次座 谈体现了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的精神，使中央民政部在今后的工作中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可 靠的事实依据，与会者大家 很高兴，很满意。 １９７９年秋季，省民政厅根据中央民政部部署精神，对烈士家属的身份，普遍核实 并统一换发新证。此项工作的试点省民政厅几位厅长的意见亦要我们盐城地区先行一步。因 此，我们集中力量先在东台县新街镇进行试点，我们地区以我和季墨斋同志，还有曾万忠同 志（军分区常驻我局合署办公的代表），优抚科杨宗武科长和田玲等同志负责。东台县民政 局以局长尤宝章(１９９８年冬病故)为首组织了局里一班人及各乡、镇民政助理参加。搞试 点的意图也是以点带面。新街试点学习培训后，东台县就可以迅速的开展这项工作了。其他 各县由县民政局来一个股长带一、两个乡、镇的民政助理（拟搞先行试点的乡、镇），以便 在东台县新街镇试点结束后，回去搞好试点。我们在东台县新街镇正在总结部署时，省民政 厅优抚局项志壮局长带了两个业务熟悉的科长和我们一道搞了总结。自东台县新街试点后， 各县都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们整个地区的工作行动较其他地区和市相应的提前了一步。省厅 对我区工作亦有新的评说。 （二十二）扎扎实实抓好民政工作 　　１９８０年春季，我们相应的集中了各县一些抓评残换证工作的同志，在建湖县上冈镇 “对伤残军人核实身份，换发新证”进行试点；接着又在盐城县的新兴镇，对“优、供、 补”搞了试点，试点工作对指导我们面上各项工作，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各县同志亦深有 体会，乐意参加。由地区统一搞了试点，既省人力，又省试点经费；同时培训了一部分业务 骨干，提高了业务水平；再则，节省了时间，相应的推动了其他各项工作。这是我们和各县 局同志共同的感受。省民政厅的领导和各业务处室对我们的工作方法及取得的成效，亦是有 较好的评价的。 　　１９８０年初夏，我们盐城地委和行署根据中央和省统一部署进行县级选举。地委成立 了以副书记钱万新为选举委员会主任，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唐钧伯为选举委员会副主任，我为 选举委员会成员兼任选举办公室主任。由于此项工作在十年动乱时期暂停了，一下子要重新 以政社合一，从基层开始抓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业务也比较生疏，真是一时摸不着头 脑。地区选举委员会经多次会办讨论，决定由唐钧仁同志和我两人为首，带秘书和有关工作 人员，另通知各县组织部来一位部长，民政局来一位局长带一位秘书工作人员，一同到东台 县搞选举工作试点。东台县又在安丰镇搞先行试点，比面上各乡、镇选举工作先行一步，以 指导面上各乡、镇选举工作相继推开。前后经过六个月的实际工作，八月底九月初各乡、镇 （公社）全部结束。十月初终于召开了东台县人民代表大会，新选出了县长、副县长。这 样，东台县整个试点工作顺利完成。各县回去后相继展开，大丰、射阳、建湖三县起步较 快，我和唐钧伯同志分别参加了他们的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选举出新的县长、副县长。 其他各县稍后相继推开。 　　各县（乡、镇）人民代表选举工作中，各方面可说都很顺当，对真正违犯《选举法》的 仅发现一例。由于这一例得到有关县里重视，发现较快，及时的作了严肃查处，罢免了一个 副乡长（公社副主任），这是有案可查的。其余近200个乡、镇（公社）的选举工作都比较健 康。 　　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１年，我们地区民政局会同财政局，根据中央民政部、财政部和江 苏民政厅、财政厅有关通知精神，分别在阜宁县和建湖县进行了两次地区性的民政财务互 审。按当时经费使用范围和中央民政部、财政部及江苏省民政厅、财政厅具体规定，以及有 关民政经费开支中有十三个不准为原则，对有些虽属问题但两可之间的情况，作为教训；而 对查出的大是大非问题，丝毫不含糊。如有一个县民政局会计的贪污问题，严重而离奇（１ ９８１年就已达七千元左右），就认真查处。在互审会上，我们把各县所有帐册含所有票据 全部封存在地区民政局，不致打草惊蛇。会后，我又和财务科长专程去有关县，并与该县民 政局领导、县人民政府分管民政工作的县长交换了意见，随后动了法律。这个教训对我们大 家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 　　中央民政部和省民政厅恢复体制，正式办公以来，我们一度对各项业务工作感到生疏， 有时上下对不上口，搞不清楚，似乎真有些手足无措。这说明我们的民政工作同志有个适应 新形势的问题。为此，中央民政部决定把民政部门的各项业务工作，逐一的系统的核查登 记，首先要各省（市）、自治区对民政部门的主要业务工作，从试点抓起。所以省指定要我 们搞这个点，那个点，就是训练干部掌握政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因为十年动乱期 间把民政工作的基础搞乱了，有些地方业务班子撤销的撤销，合并的合并；有的业务人员被 “搬石头”、“掺沙子”，东流西散了，甚至有的人不知去向了；有的人趁混乱中浑水摸 鱼，¨¨¨真是混乱一片，无奇不有。有的人认为，反正民政部门奶水足（钱多），来路广 （经济来源广），干不干，干得好不好就无所谓。这样下去，该有多危险！事到如今，这种 影响依然存在。十年动乱，使有的人走向反面了，有的人现在已走到危险的边缘上了，自己 还装着不知不觉呢？有的人可能对某些人的手段吃不准，被现象蒙避着，仍对其重用。这也 许是我多管的闲事吧！ 　　中央的工作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当时就切切实实地依据中央的指示做了。我们搞试点的 工作方法，得到省民政厅领导多次口头肯定，其实，这个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是厅领导和厅 里一些处局长多次启发我们搞的，我们的成绩来自中央和省的正确领导。总结起来，我们有 如下几点做法： 　　一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适时地、系统地抓好有关试点工作。 　　二是要善于发挥点上的工作作用，从而推动面上的工作。一度我们地区有十四个基点， 还有七、八个工作联系点。 　　三是我地区有近200个乡、镇（公社），要想一抓到底，谈何容易，只有以点带面，抓好 工作基点和联系点，可以发挥点的优势，推动面上的工作，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扎实了。当 时，我们地区局只有十二、三个人，要想抓好全区工作是不容易的，所以当时大家考虑先花 一定的力量抓好点，发挥点的作用，继而推动面上的工作。 　　我们地区局有时召开各县民政局局长会议或者总结部署某项工作任务时，通知所有基点 和联系点上乡、镇（公社）民政助理，一起来参加会议。我们发至县民政局有关业务性的工 作总结等文件，迳发至基点和联系点上，以利有关点的乡镇民政助理，及时了解全地区的工 作动态。这也可以说，是给点上同志们开的小灶吧。他们有什么总结性的报告及经验性的材 料，上报县时，同时报送我们一份。这样也使我们的信息来得快，来得广泛，这对某方面的 工作提出指导性的意见，亦有了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