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从硝烟中走过来 五．我的离休生活 我在年轻时，同战友们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在抗日的战场，在 解放战争中，南征北战，出死入生，手残而心中燃烧着革命的烈焰；中年时代，我从硝烟中 走出来，在党的安排下，我投入了一条新的战线－－民政工作，我坐过机关，下过工厂，走 访过散尽了硝烟的农村，也在荣军学校中任过职，我深深地领略到革命的路很长；在安定团 结、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还可以好好地多干一些事，却需要我离休了！我曾经想不 通！但是，革命事业迟早需要交接班，…… １９８２年下半年，有一天，地委专署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动员年龄已达五十九、六十的 干部自动打报告申请离休。会上强调：即使自己不打报告，组织上也会按这个杠子办！我当 时是虚龄５９岁，按选举法规定，我的实足年龄只有５８岁，却也被列入了离休的对象。１ ９８２年９月，经省委批准，正式离休了，享受地市级待遇。我没有争长论短，服从了组织 决定。只要是领导一视同仁，我没有什么想不通的！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来没有想闲空一天。三十来年的地方工作，尤其是民政工作，我倾注 了全部的热情，几乎冷淡了自己的亲人，也没有对子女特别的关心。我舍不得离开工作岗 位！ （一）离休不离事业１９８３年，地改市后，我把局长的工作移交给予了原地区计经委常 务副主任李精力同志，认认真真地办好了交接手续。 乍一离休下来，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空虚，有时竟有点手足无措，各方面非常 不习惯，日子久了，心情渐渐地安定了。 李精力同志主持工作的近两年中，他非常尊重我，凡有全市性的重要会务活动，或总结部 署等会议，几乎每次都邀请我和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出席。有些工作，都事先征求我们的看 法，请我们提出意见。我们的心情都很舒畅，感觉到我们并没有离开革命事业！ 是的，离休不离事业。记得，１９８３年冬季，省民政厅王涛副厅长来盐城视察工作，李 精力局长特意邀请我一起接待。在这期间，安排我一起陪同到阜宁、滨海、射阳、大丰等 县，深入到有关重点乡镇查看灾情、优抚工作和社会困难户的生活安排情况。 离休以后，我在领导同志的心目中仍有一席的位置，大家思想一致，感情沟通，所以无话 不谈，直话直说，该讲什么就讲什么，从来不打埋伏。有计献计，有策献策，象是参谋和助 手，心地真诚，推心置腹。 （二）安排好生活规律 离休是一种生活的重新安排，几十年来，自己生活节奏的安排是服从工作的需要，有时 吃饭、睡觉都顾不上。当时，只要有一点精力，就泼出命来干。离休了，闲空的时间多了， 就得好好支配自己的时间。 我除了定时到局里取报纸和学习材料，同新同志交谈外，还参加局里的“三讲”活动，也 从来不误党的组织生活。此外，我常利用各种机会接触民众，了解民情，提供领导同志参 考。 我的日常生活也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安排得井井有条。看书、读报、写作、走访，都定了 时，尤其是每天晚上七点钟的电视新闻节目，基本上一天不漏。我的妻子儿女都支持我的生 活安排，从不影响我。 （三）善于同周围的人沟通 我离休十多年来，民政局已换过几任局长，说实话，我对他们心中有着一杆秤。但是，我 是一个入党几十年的老同志，起码的党性原则从没有遗忘。有什么看法、想法，从不在背后 随便议论，而是努力同他们沟通。有时我反复同他们交换意见，有时不断写成书面的意见， 系统、详尽地提出 我的见解。听不听由他，我不过是尽了我应尽的责任。即使我将来 去见 马克思，那是问心无愧的。 他人对我怎样评说，背后怎样议论我，我当然不会全知道，俗话说“牛不知力大，人不知 己过”，我自己知道不足的地方，也热忱地欢迎别人对我帮助指教。 我由于左手残废，加上年岁大了，有时还会有些病痛，甚至还住院治疗，生活起居不方 便，家中用了保姆。有时，家乡的亲人特意来照料我几天，我对他们也看作自己家庭成员中 的一员，同他（她）们和谐、亲密地相处，心和心是沟通的。 我的宿舍，因为只有老俩口子住，也还是十分宽大的，居委会常常把我家的厅室当作会议 室，有时还邀请我列席会议呐。有人开玩笑地说：“不如在你家门口挂个‘居委会会议 室’的牌子吧。”是啊，居委会不是我的外人。  后 记 我从１９４０年参加革命以来，算起来至今已有六十个年头了。我从硝烟中走过 来，十年革命战争，在枪林弹雨中，血肉的搏斗，出生入死，眼见得身边的许多好同志英勇 地牺牲了。战争年代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最难忘记的！转业以后，五十年的风风雨雨，感受到 建设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是何等的不易，这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离休以后，我时常回想 起漫长的一幕幕往事，脑子里像过电影似的，依然历历在目。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我虽伤残 加上年老，但是要后代不忘记过去，下定了决心把它一一写下来。 我在写作上是有许多 的困难的，因为我从小没有读过多少书，战争年代也很难找到 书。我握起笔杆子的时候，只想到实话直说，不去绕弯子，有的段落，就直写往事，一天天 的写，终于写成了《我的回忆》的初稿。这个初稿中，有十多万字，我把这个初稿请了些熟 悉我的首长、战友写序和题词，就将它印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写过书，当我接到散发着油墨 香的书稿时，我的心差一点跳出了心房。但是，我再细细地读它的时候，发现还有不少重要 的情节却遗漏了，这是多么不应该！我当时住在中医院，出院后，不顾病体尚未真正复元， 每天坚持写补充材料，一写又是二、三万字。 从记叙的线索上看，我决定把书名加上一个正标题－－《从硝烟中走过来》，书中主 要回忆八十年来的人和事，有些情节因为年代久远，回忆起来实在不易。有的回忆再三，几 易其稿，有时我想不起来，不硬是费这个脑筋了，就暂停一段时间，冷处理一下，终不忍心 搁笔。因为我认为将我这段经历写下，留一点史料，对一些老战友，把他们写进书中，是表 示我对他们的敬爱之情，对年轻的人了解些革命的过去，或许是有益处的，特别是对我的子 女也许算是个交待，对我自己算是一种安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我所要追求的。 我手中缺乏历史资料，只能靠竭力地回忆，把回忆到的一个个片断经过反复筛选，汇集成了 这本近二十万字的回忆录。 写作的过程，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其中有我的反思，也有自我激励，这也算得上我 加强自我修养一种有效方法，自感其乐融融。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生在农村，只读了几年 小学，本没有高深的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多是工农子弟，我在他们之中要算 是有点文化的了。记得早在１９４２年，我由区委民运工作队转到区游击连工作时，我们部 队每到一个新地方，要向县独立团参谋处写宿营报告，连部文书请示连长，不知怎么写，连 长却要文书来请教我。大约当时我的文化水平在连部已经算是高的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和文 书研究，写了宿营报告，由文书连夜和通信员一起送到离我们宿营地约五里的独立团参谋 处。值班参谋看了我们的报告之后，点了点头，还说：“你们辛苦了，还连夜送来。”从那 次写宿营报告之后，我体会到文化的重要了。从此，我下决心自学文化，凡是不会的不懂的 地方，就虚心向有文化的同志请教。年久日深，我总算有了长进。１９４９年转业到东台县 政府民政科工作，后来因为人手紧张，我的这点文化水平，也还能对付秘书室代理秘书的职 务，在工作重压下，我更感到学文化的重要了。在干中学，学为了更好地干，我下定决心向 一切内行的同志学习，即使写一份简单的会议通知，也总是请人修改后再一遍一遍地写。１ ９５３年，我调至江苏省民政厅荣誉军人总校的人事科工作，总校下辖七所分校，中、小学 教师有三、四百人，下去工作要与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而我仅仅只是自学了 一些文化知 识，充其量不过有个初中文化水平而已，这又迫使我加紧学习文化。后来有机会进入省级机 关文化夜校，补习了近两年文化。很遗憾的是，本来有个机会到南京大学工农班学习，因工 作忙碌，眼看得把这个机会放过了。我的文化基础只有这些，要写书，自然是困难重重，能 写到底，主要是靠着我下定了决心，自己给予自己下了死命令！ 这册回忆录从１９９８年上半年思考提要，一段段的构思，前后用了半年多时间。第 一稿印出样稿后，盐城市政协学委主任马伯良同志，市民政局孙洋、曹品连，市民政局优抚 科潘学才、张其亚同志，市民政局办公室朱法锦及陈志燕、陈万庆同志等悉心帮我修改和提 供建议，给予我许多帮助和鼓励。在初稿《我的回忆》付印前及修改后的《从硝烟中走过 来》，蒙老首长老战友原盐城市委副书记、原市政协主席、老年大学校长徐植，市政协主席 彭淦泉，市委老干部局局长陈峰，市民政局局长黄龙群等为书写序和题词，这对我更是一个 极大的鼓励和鞭策。盐城师范学院的赵伯英、汪克家也提供过一些修改意见，我的老战友杨 振同志也为此书的重印赋了一首五言律诗，有的单位和个人为书的付印，给了我具体的帮助 和支持。所有这些我在这里由衷的表示感谢! 这本书，限于我的水平，必然仍会有许多遗漏和不足，敬请老首长、老领导、老战友和 知情者给予批评指正。 黄 克  二０００年夏于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