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的高考作文题说起 智效民 2001年的高考作文发人深思：一个年轻人经过多年跋涉，到达渡口时已经拥有健康、美貌、诚信、机 敏、才学、金钱、荣誉等七个背囊；上船后遇到风浪，艄公要他丢掉其中一个，他思索良久，终于将诚信 弃于水中。这虽然是个寓言，却也切中时弊。如今的年轻人视诚信如敝屣，除了社会影响外，学校教育也 有很大责任。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对话”专栏播出一个关于人才选拔的节目，微软公司副总裁李开复和北京大学副 校长陈章良参加了讨论。当主持人请观众提出许多人才标准，让他们从中选出最重要的三项时，李先生选 的是人品、智慧和团队精神，陈校长则选择了创新、执着和自信。尽管二个佳宾对自己的选择有所解释， 但是企业家不重创新，教育家不重人品，还是让我觉得有点错位。 近年来在研究自由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我对现代教育和大学精神也比较关注。我注意到，早在20世纪 上半叶，许多大学校长都把人品，即人格熏陶和品德教育放在第一位，其中以蔡元培最具代表性。民国初 年，他担任教育总长时就指出：功利教育固然是“救时之必要”，却不能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担任 北大校长后，他发现同学们对政界、司法界的兼职教师比较欢迎，对专职教员不大尊敬。之所以如此，是 想在政界、司法界有个靠山，以便在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此外，学校既没有高尚娱乐，又没有学生组织， 同学们除了应付考试外，对学问根本没有兴趣。如此“人格堕落”（蔡元培语）的状况，与现在上大学是为 了找工作没有两样。为改变这种局面，蔡先生一上任就反复强调，大学既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 灌输知识的场所，而是研究学理的地方。他告诫学生：不要把升官发财视为人生的阶梯，而要把学术研究 当作自己的天职。随后他又办了三件事：一是延聘陈独秀、胡适等一批真有学问的教授，以“提倡研究学问 之兴会”；二是“推广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之习”；三是倡导成立学生社团，以养成自治之精神。这一 切，都与人格的培养、品德的熏陶有关。 有人会说，如今已是知识创新的时代，应该把培养创新能力放在第一位。在那个节目中陈副校长也 说，他把创新当作人才的第一要素，是因为假如给你一群缺乏创新能力的“笨蛋”，即使人品再好，也将一 事无成。且不说所谓创新已经成了一个口号，单说他那鄙夷的口吻和轻薄的态度，就让人很不舒服。这让 我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消息：北京某名牌大学的一位青年才俊（据说也是副校长），因为抄袭国外同行 的研究成果，被大家斥为“剽客”。于是我又想起复旦大学老校长李登辉（不是台湾的李登辉）说过的几句 话：“单重体育，只能造成蛮横的强力，单重智育，只能造成狡猾的自私。要养成才德兼备的人材，就非重 德育不可。”他还说，世上最可怕的“不是专恃蛮力的人，而是足智多谋的人。他们逞其鬼蜮的伎俩，真可 以杀人不必血刃；他们的智慧，适足以增长他们的罪恶。”可见那种人品不好的“聪明”人越多，越不是什 么好事。 再说，与道德范畴的人品相比，创新毕竟是才能或功利范围内的事。倘若硬要让二者比个高下，我看 用所谓“上赏赏德，其次赏才，又其次赏功”的标准比较合适。何况，我国本来就有“诚信者，天下之结 也”（《管子•枢言》）的古训，即使是开明的统治者，也懂得“自古驱民在信诚”（王安石《商鞅》）的道 理。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却总是把灌输大量知识、培养创新能力当作教育的全部。至于学生是不是诚实、 守信，能不能认认真真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反而无所谓了。这种急功近利的教育理念与僵化落后的体制 结合在一起，就可能使智慧变成罪恶。如今官场上的贪污腐败、社会上的坑蒙拐骗、学术界的弄虚作假， 都是很好的证明。 1940年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 种不可少的维系物，根本否认道德的人，无论他属那一个阶级，那一党派，都必然是一个邪僻无耻的小 人”。因此我以为，陈副校长在选拔人才时不注重人品，就如同那位抛弃诚信的年轻人一样，至少也是一种 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