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恺 @ 2003-02-26
散文天地
诗 雕(节选)
作者:赵 恺
序 言
这部篇什的写作,全然由于一个遥远的动因。
洪泽湖南岸有一座叫作盱山的石山,石山脚下有一座颇具规模的采石场。这座采
石场出产的石头温润晶莹,洁白如玉,深得雕塑家和建筑师的青睐。10多年前的
一天,我们的渔船正贴着湖岸荡桨前行,邻近盱山,只听岸之近处传来一片琴键般
的锤凿声。弃舟登岸,穿过苇荡,穿过林莽,雷电轰击一般我被眼前的场景深深震
撼——一二百位石工开掘金矿似地在这里开掘石矿,他们分散于山坡,各自沉浸在
各自的专注迷醉中。一位苍颜皓首的老石工的作品是一尊石柱,直径大约两米,高
度大约三十米,它突兀粗砺地崛立湖岸,仿佛一尊刚刚从血肉母体中剥离出来的大
地之骨骼。风从不同角度雕塑老石工,浪从不同角度雕塑老石工,太阳从不同角度
雕塑老石工,老石工则从不同角度雕塑岁月。不疾不缓,不屈不挠,叮咚!叮咚!
叮咚……金石之声韵像是寻觅,更像是等待——大地的骨骼在寻觅和等待什么呢?
叮咚声中,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神秘、悲壮且又不无伤感的题目:诗雕。之
后,思绪便跟随锤凿的呼唤走向记忆之源。
毋庸讳言,一切回首的本质都是诀别。少年梦幻似锦,青年踌躇满志,中年如
日中天。只有到了老年,心平了,气静了,才懂得回首往事。“回眸一笑百媚生”?
未必,只怕倒是欲笑不能甚至欲哭无泪的多一些呢。于是惋叹:少壮不努力,老大
徒伤悲。于是感慨:悟以往不谏,知来者可追。其实,悲哀往往不在“少壮不努力”
上,而当你明白“来者可追”的时候,又已经欲追不能了——人类命运就是这样深
陷在一个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圈里。
自述文字是俯伏在地狱门槛上写作的,它的意义就好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中的女兵在走过的沼泽里栽插树枝。置身地狱门前的作者面对两个检验:一个记忆
的检验,一个诚实的检验。
人的记忆总是有限的,更何况没有积累书信,未能保存日记。这也好,就仿佛
个人储蓄,在通货膨胀中受损只能是纸币,金子永远保值。
我们这一代人是以童话故事《狼来了》作为启蒙和信条的。说真话本应和饭前
洗手、走路靠右一样自然平常。时到如今,文学的说真话竟然需要巴金、冰心这样
的世纪老人痛心疾首地振臂高呼了。无论假话如何好似假货一般汹涌泛滥,我依然
坚信:正如种子播撒在大地上的声音永远假冒不了,雷电轰鸣在天空中的声音永远
假冒不了一样,锤凿击打在石头上的声音也永远假冒不了。总会有不愿说、不能说、
不宜说的话。不愿说的可以不说,比如一方草坪,给它围上一圈栅栏。这方草坪,
雷电可以烧灼,暴雨可以冲刷,冰雪可以覆盖,野兔可以驱驰,鸟雀可以盘桓,昆
虫可以穴居,唯独禁止人的践踏。对于心灵,筑起栅栏就是宗庙,拆除栅栏不就成
了舞厅?不能说、不宜说的宁可不说以保留沉默的权利。因为呐喊是一种尊严,沉
默也是一种尊严。
上篇 纤
一首歌谣唱道:“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每当提起故乡,
总会唤起我对于一幅绘画的记忆。五十年代,四川画家吴凡创作过一幅题名《蒲公
英》的水印木刻。画的是一个扎着牛角辫子的小姑娘在吹蒲公英。手举着,头仰着,
腮鼓着,嘴噘着,吹得那降落伞般的花朵默默无语地飞向遥远迷朦。吴凡的刻刀在
我心灵中划出深深痕迹,他的蒲公英已经成为命运的本体象征。从某种意义说,我
却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祖籍山东,出生重庆,少年南京,之后,就歌哭血泪于
苍茫浩渺的洪泽湖畔——我的蒲公英之根究竟在哪里?
人之初属于川江山城。童年无大事,无非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一泪一笑、一
横一竖而已。童年又无小事,小事对于孩子就是大事。更何况世间没有哪一件事情
不是时代的折光,它们往往影响甚至决定孩子的感情定位和事业走向。孩提时居住
的市民医院座落在七星岗近边。七星岗是一条接近四十五度的漫长斜坡,那种感觉,
就像是冬季奥运会的高山雪道。就是这条纤柔飘逸的“雪道”,把巍巍山城的两个
层面连成为一个整体。人力车下坡是神奇壮美的景观:车夫双臂夹住两根细长的车
杠凌空而起,仿佛体操运动员的竞技表演。或收腿、或伸臂,微妙地调整着力臂以
保持平衡,让车轮溪水一般款款滑下。也有足尖触地的时候,只轻轻一擦,像蜻蜓
点水。两路口有座跳伞塔,巨塔伸出四条塔臂,一条塔臂举着一个降落伞,像大树
上长出彩色蘑菇。蓝天下,白云间,一朵蘑菇飞下来,两朵蘑菇飞下来,三朵蘑菇
飞下来……朵朵蘑菇落在沙床上,长成蓝天的梦。儿童节是4月4日,那天,公共汽
车免费,电影院免费。记不清是哪一个4月4日了,那天,从起点到终点,又从终点
到起点,我尽兴坐了大半天车,尽兴浏览了山城景致。傍晚看电影,美国五彩片《
人猿泰山》。当孔武膘悍的泰山攀着藤蔓鹰隼一般穿梭游弋在巍巍森林里的时候,
一个孩子哪里懂得祖国的头顶上,正鹰隼一般穿梭游弋着日本的飞机。经常看到日
本飞机,高高的,远远的,好奇而朦胧。等到看清机翼上那一轮红太阳的时候,就
已经一切都晚了:我的父亲死于日本大轰炸。父亲是安丘人,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
院,罹难时才二十八岁。对于这颗炸弹,我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人生的第一轮太阳,
悬挂在日本飞机的翅膀上。
一轮冰冷的太阳,
一轮滴血的太阳,
它的重量就是仇恨的重量……
日本炸弹是我的启蒙教科书,它教给我人生的第一课:我是中国人。经典意义
的妻离子散、天各一方——这颗炸弹是我悲剧人生的感情定位。母亲是一名护士,
微薄的薪水,繁重的工作,让她如何抚养五岁的我和一岁的弟弟?于是我进了孤儿
院。三个细节构成我对孤儿院的永恒记忆,那就是饭里的砂子、床上的臭虫和脚边
的蛇。号外似雪,锣鼓如雷,潸潸泪雨浮起一座山城——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
们就这样胜利了?而胜利带给母亲的,就是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座还没有来得
及长出青草的坟茔?我们是怎样离别重庆的哟:汽笛鸣响,锚链拉起,母亲兀自俯
身栏杆嘤嘤哭泣起来。母亲哭,我们也哭。遥望山城,山城仿佛一座孤坟兀立夜空。
满山灯火是莹莹的泪。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可那时我哪里知
道世间竟然有这样的千古绝唱呢?在三峡,我第一次看见纤夫。与江风抗争,与激
流抗争,与旋涡抗争,俯身在磔磔石岸上,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他们纹丝不
动,仿佛支支钢钎钉进石板里。肩胛浑如青铜,纤绳深深陷进血肉,仿佛岁月在青
铜上磨出的凹槽。哟嗬——哟嗬——哟嗬……波涛从大地深处推出悲壮凄凉的的川
江号子,号子声中我想,如果我有一根纤绳,我是纤夫吗?
从此,那哟荷、哟荷的川江号子就生死相依地召唤在我命运的近旁。
母亲把我和弟弟托付给姨母,只身去了香港,而后又去了美国——她是一个坚
毅好强的女性,深知护士的微贱贫苦,决心攻读学业要作一名医生。分别是在浦口
江边。仿佛有一个不祥的预感,十岁的我抱紧母亲不停地哭。我哭,母亲也哭,她
哭着重复一句话:“再哭妈妈就不回来了,再哭妈妈就不回来了……”母亲自己也
不会料到,她的话竟然成为一句酷烈的谶语。母亲的出走给我带来永恒的感情空白,
以至使“妈妈”这个为全世界的孩子所共有的词汇成为我此生使用频率最低的词汇。
失去泪水的面颊,失去树木的荒原,失去太阳的天空,失去桅杆的大海,失去韵脚
的诗行哟。如果说每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情结,属于我的那个理不清、剪不断、解不
开、放不下、挣不脱、砸不烂的,不正是萌芽在日本弹坑近边的“寻母情结”?
历史也有空白,比如国民党溃逃和解放军进城之间的1949年4月22日。 那一天
实际是南京大抢劫,我是那次大抢劫的目击者。行政院的大钟被拆下、轿车被开走,
童子军总会两人合抱的木柱被锯倒,首都汽车公司的红色车辆和江南汽车公司的蓝
色车辆被开走。人声鼎沸、足迹杂沓之所在的,是市民抢粮店。便于移动的是面粉,
或一人一两袋,或一人三五袋,扛上肩头便腾腾地跑。扛不动的则跟在扛得动的后
边,他们一手持刀在面袋上戳洞,一手持袋在后面等漏,一时间纷纷扬扬遍地洁白,
仿佛落下一场三月雪。第二天上午在新街口迎接解放军进城,虽然是自发的迎接,
无人组织亦并不紊乱。大约九点多钟,第一批入城部队从鼓楼方向走来。灰军装,
灰绑腿,黑布鞋,神色平和宁静,眉宇间兴奋伴以隐忍的疲倦。在国民党首都市中
心的孙中山塑像下,我和青铜一道目睹了中国历史的经典场景——解放。
邂逅文学作品时十岁,最初的读本是《寄小读者》。对于弦索它是弹拨而不是
敲打,对于根须它是润泽而不是浇灌,爱无声无形但具有穿透力。在人类心理分贝
表上,母子之间的呢喃絮语,不是要比一个炮团的轰鸣强大得多?《寄小读者》的
美学启示正是爱的博大和叙述的真诚。《寄小读者》是我与文学的脐带,冰心是我
的精神之母。1950年初夏,两个陌生人进到我们大院子里问讯:“你们这里有个赵
恺吗?”正和小友蹲在地上弹玻璃球的我起身作答:“我就是呀。”来人顿感气愤:
“怎么这么调皮?”于是小友认真作证:“不骗你,他就是。”意外之后他们告诉
我,我的一篇散文将被刊载,他们是《新华日报》的编辑。当时我住在新街口西侧
的沈举人巷,距离报社仅一箭之遥。我此生第一篇文字是在《新华日报》发表的,
那年十二岁,刚刚考取中学。随着阅历的积累日益相信命运了——几十年之后,我
的作品又陆续发表在《新华日报》上,这难道不是一种缘份?
五台山小学在五台山下。当时五台山头是童子军总会,如今体育场之所在的是
一座荒凉峡谷。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懂哲学的孩子满坡逮蛐蛐。石缝蛐蛐刚毅,
土洞蛐蛐柔顺,棺材头蛐蛐则刚柔相济、势不可当。你往那里一站,山坡骤然沉静。
俄倾,虫豸便耐不住寂寞,纷纷争相鸣唱起来,那种感觉,就像公园清晨的吊嗓子。
任你小生也好,老旦也好,花脸也好,青衣也好,我们耳朵便能挑出骁勇善战者。
第四中学依山傍水,校歌唱道:“乌龙潭水清又清,清凉山色笑盈盈……”可是刚
刚开了一个头,曲子便唱不下去了:家境困顿,衣食无着,如何缴得起学费?班主
任是一位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姑娘,她坚韧顽强、锲而不舍地天天上门追索,万般
无奈,只得和同学挥泪诀别。真正割舍不下的,是许多小学老同学。比如和水浒英
雄同名的李逵,一百公尺十二秒一,初中一年级就拿了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第一
名。和我前后离开四中,他报考军干校被青岛海军录取,接着千里迢迢去了列宁格
勒体育学院,再之后就音讯杳然了。七块钱学费实在不多,认真追索也无可责怪,
怨只怨命运不济。离开四中改变了我一生——1956年是解放后高考最宽松的一年,
清华大学每门平均七十六分,苏北师专二十八分。 如果在四中, 高中毕业则正摊
1956年。
真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晓庄师范招生。师范何谓?不甚了了。“了”又何益?
要紧的是吃饭不要钱。就这样,在燕子矶下开始了今生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校园
生涯。
晓庄师范是陶行知先生创办于二十年代的乡村学校,曾因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被
封闭,直到1950年才得以复校。复校后的首任校长汪达之先生是抗战时期闻名遐迩
的新安旅行团团长,复校不久,就奉调到教育部工作去了。汪达之先生惨死于文化
大革命,他的灵柩葬于故乡淮安,依傍在周恩来纪念馆的一侧。
强将手下无弱兵,晓庄师范拥有一支出色的教师队伍。我们的老师真值得我们
终生为之骄傲,单单书写他们,就可以成为一部厚厚的传记。何祖熙先生毕业于上
海东亚体专,全国十项全能冠军,亚运会选手,奥运会选手。解放后,他担任历届
江苏省运动会的田径裁判长直至退休。我看过何老师的相册,看过一只他惜若生命
的小木盒,木盒中珍藏着一枚枚运动奖牌。上何老师的课是精神陶冶:发令有金属
韵,像是无需旋律的帕瓦罗蒂。动静之间则是铜像。音乐老师中,段素贞女士是印
尼归侨,在雅加达学过十年键盘。她在晓庄师范教书,并在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兼
课。之后,作了师范学院的教授。一天,我在琴房里练习美国歌曲《我的家庭真可
爱》,不意来了段老师。静立琴侧听我弹完,她说:“我也弹一遍好吗?”我们交
换了位置,她弹,我听。天哪,同样一支曲子到了她的手下就魔幻一般注入了全新
的生长基因。且不说色彩之斑斓,且不说线条之飘逸,单说蕴涵之丰富,就好像调
动了一个交响乐团。修长俊逸的夏清华女士热情干练、朝气勃勃,她的形象就是五
十年代的时代形象。未婚夫是铁路员工,抗美援朝过过鸭绿江,我们欢迎他来作赴
朝报告,就像欢迎国家元首。夏老师自己呢?她勤奋刻苦练钢琴,决心投考中央音
乐学院。常弹的曲目是《牧童短笛》。直到今天我还能熟练完整背诵的旋律,就是
从她指间听来的。敏慧和毅力使她如愿以偿。两三年前吧,我在一个电视节目的末
尾看到一个名字:钢琴伴奏——天津歌舞剧院夏清华。无奈曲终人散,凤去楼空,
如今的夏老师该是什么模样呢?接着,那个沉睡在牛背上的旋律便悄然醒来。牧童
能老,牛背能老,唯有竹笛常青。吴华庆先生是个奇迹。他教授地理尤善作图,一
省一省随手勾勒,转眼就是一幅完整无缺的全国大地图。那个准确纯熟,就像卖油
老翁钱眼倒油的寓言故事。丁家言先生从南京市师范学校毕业来到晓庄师范时才十
八岁,物理课使他热爱物理,他决心投考大学,要作一名“红色物理学家”。努力
自外语始:教科书揣在衣袋里,走路也读,吃饭也读,刻苦几近痴迷,以至一学期
翻烂两本英语教材。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到底考进了南京大学物理系,日后还作了
那所学校的教授。丁老师对我产生深刻深远的影响,他的形象是无声的格言。白头
发,厚眼镜,翁德先生是一位学养丰厚的老教师。他讲授历史清晰严谨、活泼生动,
千百年前的事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仿佛他自己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不能要求教师
都是专家,就好像不能要求专家也必须是好教师一样。而作为师范学校拥有这么多
能让学生怀念一辈子的教师,还不该是学校的光荣和骄傲?
可是关于老师,有两件事给我带来最初的震撼。一是周一晨间的全校师生大会
上,学校公开批评了翁德先生,理由是他说“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还不够强大,还需
要我们努力工作加紧建设”——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不强大谁强大?发
言者态度激愤、措辞严厉,上纲上线颇近日后政治运动的预演。二是教师的资产阶
级思想展览会。思想如何展览?无非是书信、日记和生活用品,甚至包括高跟皮鞋
和长筒丝袜。在女教师的丝袜边放上一块标有物主姓名的卡片,连观众都会产生被
人唾面的凌辱。展品中有一张音乐教师徐厚仁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举办个人独唱音
乐会的海报——音乐会无过,但谁叫你怀旧呢?
在晓庄师范我不是一个十分顺从的学生,至少感情上不是。这种感情是一种心
理反弹,而反弹的深层原因是心灵的损伤。我曾给母亲写过一封信,信中表述了不
愿读师范,希望读中学继而能够读大学的愿望。这封写好但并未寄出的信放在课桌
抽屉里,几天后连我自己也淡忘了。岂不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校长——当然不是
汪达之先生,汪先生走后,校长换过好几任——居然当众念了这封信,并借题发挥
起来。他说信的终极错误是一条——“专业思想不巩固”。岂不论“专业思想不巩
固”有多大过错,首先是作为私人信件,它是怎么到了校长手上,校长又有什么权
力阅读它甚至当众披露它呢?一个星期天,我在一家旧书摊上买到一本诗剧。书名
我忘了,书的作者是徐。读过诗也读过剧,偏偏没读过诗剧,作为一种文体,诗
剧对我是充满魅力的未知。至于作者是谁,哪里是一个十几岁孩子关心的事呢?晚
自习的时候我正预备翻看那本书,披露我私人信件的那位校长又鬼使神差一般站到
我的身后。他说:“可以借给我看看吗?”于是他拿走我刚刚打开连一个字还没有
来得及阅读的书。始料不及的是,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晨会上,他当着全校师生
批判这本书。他说,你们知道作者是谁?是特务文人徐。是没有来得及阅读还是
内容无大谬误我不知道,反正在规劝和警诫之外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内容。关于徐的身份,
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至今感到遗憾的是,为什么不能
先和我谈一谈呢?借我的书又为什么不还给我呢?重逢徐则是在几近半个世纪之
后的新华书店里,有小说,有散文,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本我刚刚打开封面而未及
阅读的诗剧了。作为班级最贫困的学生之一不给我助学金,寒暑假有一批照顾困难
学生留校食宿的名额却偏偏不让我留校——这究竟是为什么哟?感情这个东西有时
坚强得像青铜,有时又脆弱得像瓷器,从坚强到脆弱往往只需注入一种极易被人忽
略的微量元素——屈辱。摔坏瓷器易,修补瓷器难,尤其是柔弱幼小的瓷器。摔坏
瓷器的则往往是权力——到什么时候才能让人们像珍惜一把紫砂茶壶一般珍惜手中
的权力呢?其实权力又是相对的,你在手中摔坏他,他在心中摔坏你。这个道理用
物理学的话说叫作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用日常的话说叫作人心不
可侮。
陶行知创办的学校本应有研究陶行知思想、实验陶行知主张的责任,可惜这些
工作学校都没有认真去作。关于陶行知,我在日后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比较完整的
了解。陶行知的平民教育、社会教育等主张是深得毛泽东主席赞赏的。1946年赴重
庆谈判在机场遇到陶行知先生的时候,毛主席第一句话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这个教育部长是要请您出任的哟。”大约两三年前吧,报纸电视披露了一条消息:
有人在晓庄开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征收高额学费,被社会称作“贵族学校”。
我想到陶行知先生写作的校歌:“手把着锄头锄野草呀,锄去野草好长苗呀……”
是的,中国还需要平民教育吗?中国的的教育还需要拿锄头吗?人无远虑,必有近
忧,丢掉锄头的田垄是会野草丛生的呀。
难忘同学手足之情。吃饭分小组,一组一盆菜,再由盆里分到碗里。女同学饭
量小且嫌忌荤腥,这正中我们这些饕餮之徒的下怀。有的菜肴适合辣椒酱,而辣椒
酱要到远离学校大门一里多路的小店去买。一分二分,大家凑钱我跑腿,一只小碗
能让大家热汗淋漓唏嘘不止地乐半天。春季、秋季,一年举行两次运动会,可我们
一个班级代表队连一双运动鞋也没有呀。没鞋,大家凑钱买。一双黑色力士鞋,谁
比赛谁穿,赛过收起,留待下次运动会,那种感情,决不逊于迈克尔?乔丹对于他
的耐克鞋。平时如何练习?那就当然是赤脚了。学校规定自习课不准进图书馆,而
图书馆和我们教室只隔一道墙,你看这是多大的诱惑?规定归规定,我去归我去,
怎么能?多亏我的邻座。邻座是校学生会主席,把他安在我旁边本来是意在“关照”
,可这位宽厚的主席却扮演了黄永玉笔下的猫头鹰。同学情谊的笃厚,大概一是因
为身世贫寒知道珍惜,二是因为耳鬓厮磨和相濡以沫。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时代,
我们置身一个年轻、单纯、进取、向上的时代。就好比一棵树,全力向上则一心扎
根而不横生枝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太阳的召唤比大地的拥抱更重要。一棵树是这
样,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真所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读书刚开头,打球才上瘾,转眼就唱毕业歌了。
四年时间学到不少东西,但重要的倒是课程表上没有的课程——尊严。我想到三峡
纤夫。他们脚踏石道呐喊前行,起步时脚下那坚实厚重的一块不正是“尊严”?晓
庄师范给我以最初的石头。
在苏北水乡,我邂逅此生和命运等同的词汇——淮阴。
就在双脚和洪泽湖堤蓦然相接的刹那,我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一个乐句。
面对苍茫大湖我朦胧意识到:属于我的那朵蒲公英将要在这里落地并扎下根须。于
是我临风长啸:洪泽湖,你是母亲吗?原野回应:你是母亲吗?长空回应:你是母
亲吗?远山回应:你是母亲吗?大湖无语,它沉默成一种象征——十七岁,一朵不
谙世事的蒲公英哟。
哟嗬——哟嗬——哟嗬……遥远的川江号子神秘地震响起来。
人生起始在洪泽湖畔一所乡村小学的门槛前。第一次踏进门槛,有踏进宗庙的
感觉。放下木桨,放下鱼网,放下镰刀,放下锄头,学生来到学校聚集在我的身边。
虽然只是小学,虽然只是小学四年级,但我只能称他们为学生而不能称为孩子,因
为他们许多与我同年,不少年龄比我还要大。五十双眼睛望着我,我把它们引向黑
板。黑色的眼睛望着黑板,仿佛在夜空等待日出。第一堂课我不讲,想听他们自己
讲,我把这堂课定为作文。我在黑板上写出作文的题目:《我的母亲》——母亲是
人类知识海洋上的第一次日出吗?我和学生亲如兄弟、情同手足,仅就生活而言,
他们也教给我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生动鲜活的学问。班长张夕保是一个淳厚干练的
少年,他的家就在学校近边,四面环水,路在篙下,好似一位苏北鲁宾逊。一天中
午,张夕保神情诡谲地跑来什么话也不说拉住我就走,到得小河岸边柳树荫下,他
俯身拿起一柄鱼叉屏息凝神盯住水面,俄倾,唰地一声手举叉出,随即拖出一尾乌
金也似的阔嘴浑子来。鱼乍离水,扑啦啦一个鹞子打挺,漫天落下斑斓的雨。刨一
棵树,锯几块板,学生作木工,竖起了篮球架。从跑三步篮开始,学校有了自己的
球队。七块钱一只橡皮球,我们背着它威风凛凛四面出击了。为打一场球,动辄一
二十里路,全凭腿跑。没有电,只有煤油灯。注满煤油,擦净灯罩,哗地一根火柴,
便进入一个光明的童话世界。我最爱坐在煤油灯下批改作文了,尤其是雨夜。批改
作文是笔谈,坦诚率真,娓娓道来,仿佛源头活水。好句子,像酒。落雨,则让人
想到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转眼到了1956年,也就是解放后高考最宽松的一年。它的宽松不仅在分数,而
且在生源——国务院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小学教师可以自由报考高等学校。
还有一条:文科不考外语。这无疑是可遇不可求的绝好机缘了。焚膏油以继晷,恒
兀兀以穷年,文史地三本教科书背得个滚瓜烂熟。目标只有一个:北京大学。不料
想事情突然逆转,县文教科发下一纸文件:本县小学教师一律不准报考。于是询问,
于是恳请,于是呼吁。一只军用水壶,两块玉米面饼,从偏僻的乡村小学麦加朝圣
一般徒步奔往辽远的县城,一个来回就是二百里地呢。三上县城,同一副冰冷的面
孔。也真够天真烂漫的,居然还写信,居然还写信给国务院,问问国家的规定为什
么在一个县里就行不通?草叶只能作草叶的梦,草叶的梦只能夹在安徒生的童话集
里。我不是那个风雪中的丹麦小女孩,我是纤夫。纤夫的梦,曾经走近一条湖之堤
岸,那座湖叫作未名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