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爱（上） 戴珩 当我把目光掠过整个20世纪，搜寻这100年中最感人、最完美、最伟大、最经典的爱情时，几乎是在瞬间之 内，我的目光便迅即在两个人的身上定格，而定格之后，我便再也无法把目光从他们俩的身上移开。我只能听任 一种感动从我的心底腾地升起，继而，令我心弦颤动，肝肠俱热，双目盈泪。 这两个人便是开国总理周恩来和巾帼巨星邓颖超。这令我感动不已的爱情便是发生在这两位伟人之间的圣洁、忠 贞、永恒的爱情。 爱情是天缘。浩浩世界，茫茫人海，本来天各一方、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却无意中走到了一起，并且彼此产生 了浓烈的感情，这冥冥之中，一定有着上天安排的成分。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无疑也是一种天缘。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在江苏淮安，邓颖超1904年2月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但是，1919年的盛夏，原本 相隔数千里、年龄相差6岁的两个人却在天津的一次学生集会中不期而遇。 那天，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念书，担任着女师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和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的邓 颖超（当时名为邓文淑）在天津南开学校的礼堂里进行讲演，而其时，不久前刚从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担任 着《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周恩来正巧坐在礼堂的中间。邓颖超的讲演太精彩、太有鼓动力了，周恩来一边 鼓掌，一边向坐在身旁的同学打听，台上的讲演者是谁。集会一结束，他就主动走过去，彬彬有礼地向邓颖超等 女同学打招呼致意：“你们的讲演真动人啊！”邓颖超大大方方地应答了周恩来的招呼。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 超开始相识。 这应该说是一次很平常也很正常的相遇，但这无疑也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相遇。正因为有了这次相遇，一种伟 大爱情的诞生才有了可能。 这次相遇的背景决定了他们日后爱情的性质。他们是因为革命才走到一起的，革命是他们爱情产生的媒介和 前提，他们的爱情注定是两个革命者的爱情。 周恩来和邓颖超这两位革命者的爱情并非是在瞬间之内萌发。他们由相遇、相识到相知、相爱，其间经历了 一个十分漫长的阶段。 相识之后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发起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革命刊物 《觉悟》。他们同觉悟社的社员经常在一起讨论座谈，一起研究世界新思潮，研究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势、任务 和策略。他们在同一战壕里共同战斗着。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全部的精力和心思都在斗争和救国上， 两人之间从没有言及过个人感情，但客观上，这一段时间共同战斗的经历却为他们日后情感的发展打下了十分坚 实的基础。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与另外196名学生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由上海启航，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 年春，他加入了旅欧共产主义小组，并领导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工作。分 离会淡化感情，却也会催化感情。当远在法国的周恩来每每思念起祖国、思念起祖国的朋友和亲人时，邓颖超那 热情、勇敢而又淳朴、端庄的形象便在他的眼前一次次闪现。于是，周恩来在热情地为天津《盖世报》撰写旅欧 通讯的同时，忍不住频频给邓颖超写信。他迫切地要把自己的思考、心得和见闻告诉“小超”。 苍天似乎有意要考验一下周恩来。周恩来当初写给邓颖超的信都是托马千里转交的，但马千里却并没有当好 传情的使者，把这些信及时送到邓颖超的手里。马千里倒不是有意要阻碍和延缓周恩来的情感表达，而是因为他 实在是个粗心人，他竟把周恩来托他转交给邓颖超的前后十几封信全部积压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 周恩来对邓颖超的感情无疑是坚定而执著的。此时的周恩来，身边也曾出现过一位温柔美丽的姑娘，但是， 经过慎重考虑，他觉得她不合适。他自己已经决定献身革命，那么，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 子从事革命。他应该选择一个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女性，共同战斗。凭着他对邓颖超已经有 的了解，他感到邓颖超最为合适。于是，他又另投别的地址，继续写信给邓颖超。周恩来的坚定和执著感动了上 苍，他和邓颖超一度中断的联系终于又续上了。 那段时间，周恩来和已经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的邓颖超通了许多信。他们的话题有情感，但更多的还是 革命和斗争。谈论革命和斗争非但没有影响到情感，相反，更增进了彼此的情感。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艰险的 斗争精神使他们的心越来越靠近。 1923年春天的一天，已经转到天津仁达女校任教的邓颖超又收到周恩来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这样的明信片， 她已收到100多张。在这张明信片的背后，周恩来用刚劲、奔放的字体写着：“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 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邓颖超被周恩来这漫涌而来的爱的激情彻底打动了，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情感交流中，她也越来越感到智 慧、坚定的周恩来是自己最理想的伴侣，在征得母亲的默许后，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确定了两人间的爱情关 系。 这是一场完全自主和自由的恋爱。两人爱情的基础和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人生追求，除 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附加的条件。这场完全自主和自由的恋爱，从相识到相爱到正式结为终身伴侣，其间，经 过了整整6年的光阴。这体现了爱情自然的萌发和生长，同时，也体现了双方在选择人生伴侣时的严肃和慎重。周 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合，既是一种天缘，更是他们精神相互吸引，灵魂结为同盟的结果。他们的结合意义重大，这 不仅是他们两个人生活中的大事，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大事。这种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彰显。 如此重要的一桩婚姻，婚礼按说应该是非常盛大而隆重的，但事实上，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却非常简单和 简朴。 他们重的是精神，而不是形式。 周恩来1924年7月从巴黎奉调回国，9月抵广州。10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月，任黄埔军 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在书信中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半年多，却一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 1925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认识了北方区委委员高君宇，于是他托高君宇给远在天津 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的邓颖超带去一封信，表达思念之情。 1925年8月初，21岁的邓颖超只身从上海来到广州。 5年未见的恋人应自己的呼唤而来，周恩来理所当然地应该去码头迎接，而周恩来事先也说好去接的，可邓 颖超乘船抵达广州的那一天，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大罢工，周恩来竟实在抽不出时间去接她，他委托秘书陈 庚拿着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上接，而陈庚因人多竟又未能认出。这样，客观上把下船后人地生疏的邓颖超一度晾 在了码头上。 若是换了别的贵小姐遇到此事一定会委屈得掉泪，甚至因此脾气大发怒断情缘也未可知。可邓颖超却不怨不 怒，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周恩来的住处。 爱情关系是自己决定的，婚姻大事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想悄悄办掉算了。他们不准备举行什么仪式，也不准备 设宴请客，一切从简。但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了这件事，非要见一见新娘子，并且闹着一定要他们请客。于 是，8月8日，由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馆二楼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便饭。这顿西餐便 饭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宴。不过，参加婚宴的人当中倒有不少当时和后来颇为知名的人 士，他们当中有国民党人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等，还有共产党人恽代英、陈赓、张婉华等。刚到广 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急急赶来参加。婚宴上，大家纷纷向这对新婚夫妻敬酒，周恩来那天整整喝了三瓶白兰地， 以至于喝得酩酊大醉。 有人说，那天婚宴上周恩来喝醉了酒，完全是张治中带着众人你一杯、我一杯灌醉的，我则不这么看。我 想，以周恩来的理智，他完全清楚自己喝下整整三瓶白兰地会是什么结果。他愿意把酒喝下去，是因为他心里实 在高兴。他愿意在婚宴上开怀畅饮，喝个醉。试想，相恋六载，分别五年，如今，志同道合的战友终于结为伉 俪，此时，该是怎样的心情？也许，只有喝个醉，才更能表达出他内心无法言说的幸福和喜悦。 就像周恩来早就预料到的一样，革命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 １９２７年４月，中国大地上风云突变。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而突然交 恶。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指挥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中国大地顿成人间地狱。 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他是１９２６年１２月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 中央军委委员的。１９２７年２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在调到上海后的短短３个多月时间里，他成功地 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就在他全力组织工人抗击着蒋介石的血腥镇压，经历着革命的险境 时，他的妻子邓颖超则在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面临着一场痛苦的难产，经历着另一种人生的险境。 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之后，第二天，两人便开始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周恩来继续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 颖超则服从组织的安排，到中共广东区委上班。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考虑到周恩来工作太忙，而 自己刚刚调到广州工作，任务也很重，没有时间生孩子，就私自做主，喝汤药把孩子打掉了。因为堕胎没有征得 周恩来的同意，喝下汤药后，又引起大出血，差一点危及生命，邓颖超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周恩来责备她 不应该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没有罪，革命者的孩子也有生存的权利。 现在，邓颖超即将生出的应该算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喜欢孩子，她满心想把孩子生下来，满足周恩来当父亲的愿望。但是，谁知肚子里的孩子 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她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都生不下来。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 将婴儿从产道强行拉出。结果，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还未能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便不幸夭折。 这次难产的代价过于沉重，它不仅给邓颖超的内心造成了极度的痛苦，而且彻底损伤了她的身体。她从此失去了 生育能力。 这次难产给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和婚姻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周恩来并不脱俗，也不寡情，他也是十分希望家有后人，代代相传的。但是，当他得知自己这一生将不会再 有孩子后，他坦然地安慰邓颖超：“没孩子就没孩子吧。”说出这样的话，不仅体现出周恩来的豁达和宽厚，更 体现出一个革命者博大的襟怀。这预示着，没有亲生孩子的他将把普天下的孩子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他这一 生，注定要把爱撒向更多的孩子，撒向更为广阔的人间。没孩子这件事后来成为全体国人的遗憾。但没有孩子， 却也使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显得更加真纯，更加圣洁，更加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