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二册 一代奇人有奇诗---聂绀弩 ［ 作者：乔木 转贴自：智慧城 点击数：2276 更新时间：2004-1-8 聂绀弩是杂文家与诗人，令人尊敬，诗写得很好的。只是上个世纪50年代对施耐庵问题的调查，说连 个影子都没有，使我对他的学术印象不甚满意。后来又想想不要苛求一个人什么都通。今天读出门一笑的 《一代奇人有奇诗 ---聂绀弩的〈散宜生诗〉》，我还是愿意将此文抄一段录下： 我对聂绀弩传奇生涯知道的并不多。迷住我的首先是他的作品－－只要接触了他的作品，你自然会为 之感动，受到震动。83年初，我得到了根据《三草》（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删订、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的《散宜生诗》,一读之下，惊叹不已：旧体诗居然可以这样写法！这里随意从“三草”中摘取几 首，以见一斑。 冷水浸盆捣杵歌，掌心膝上正翻搓。 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 缚得苍龙归北面，绾教红日莫西锉。 能将此草绳搓紧，泥里机车定可拖。（《搓草绳》） 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 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关情。 方今世面多风雨，何只一家损罐瓶， 稀古妪翁相慰乐，非鳏非寡且偕行。（《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周婆）》）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焚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从今不买苘苘菜，免忆朝歌老比干。（《挽雪峰》） 在他的诗中，有许多“匪夷所思”的“绝对”，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钟三四清 归》），“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挑水》）“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拾 穗》）“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挽毕高士》）“几经春夏秋冬日，一笑东南西北风”（《赠 胡考》）“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林冲》）。他所用的新颖句法，“是从来的旧体诗人所 不会用或不敢用的”（胡乔木语）。即使最平常的语言被他用于诗中，往往让人拍案叫绝。风趣而深刻—深 刻得让人一读之下刻骨铭心。更重要的，不只形式上出新、出奇，关键是全新的内容，全新的思想感情。 我们惊叹他遣词用典的妙绝的同时，更多感受的是他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忧时忧世的深沉情感和深刻犀 利的思想。有人称他的诗为杂文诗，真正说在点子上。这也许因为他是一个杂文家。我读他的杂文，屡屡 为其思想的锋芒所刺醒、所震撼。 名家讲课拾趣（聂绀弩|我若为王） ［ 作者：刘世龙 转贴自：教师之友 点击数：2391 更新时间：2004-1-8 文章录入：laomu ］ 教学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艺术。有的人擅长演讲，不一定能做学问；有的人做学问是名家高手，但走上讲台就 未必是里手行家。名家上课，有的引人入胜，有的催人入眠；有的令人倾倒，有的令人生厌，林林总总，形形色 色。这些趣闻仔细琢磨对人都是有启发的。 　　辜鸿铭　清末国学大师。他在上课之前先和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致礼；下课 后，他先离去，学生再走。（二）要求学生背诵的课文，上课检查若背不出，不许坐，要一直站到下课。（三） 能受得住约束的听课，受不了的可趁早退堂。他要求虽严，但讲课诙谐幽默，古文熟烂于心，英文也呱呱叫，一 般是无人退堂的。 　　章太炎　太炎先生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先驱、国学大师。他讲课时慕名来听者甚众，但他口齿不清，讲课时爱 随意发挥，漫无层次，常常使听者兴味索然，慕名而来，失望而去。先生嗜酒，也好吸香烟，讲课时，常常一手 拿粉笔一手拿烟卷，有时候误拿着纸烟卷在黑板上写，惹得学生哄堂大笑。太炎先生虽不擅长讲课，但学生中也 不乏忠实听众（像鲁迅等人就坚持听完了《说文解字》），有些人后来成为知名文学家、学者。 　　吴宓　陕西人，曾留学法兰西，国学大师。曾主持清华研究院工作，也是一位“红学”专家。吴先生在西南 联大时，有一次上《〈红楼梦〉研究》课，见下面女学生没座位，就走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有风度的男生 也尾随吴先生之后去帮搬，等女学生坐好后他才开讲。他讲“中西诗之比较”，好多学生有兴趣去听，没料到他 讲的第一首诗却是学前儿童念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陈寅恪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陈先生通晓古今活文字及死文字十余种，能背诵《十三经》和《三通》，对 佛门典籍及隋唐史尤有精心之研究。他讲隋唐史时，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进；近人讲过的，我不 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刘文典　老同盟会员，做过孙中山的秘书长，对《庄子》、《文选》研究有独到之处。他嗜吸鸦片，上课时 无法过瘾便狂吸纸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语音含糊不清，讲《文选》时，只听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 文章妙！”他是书生，也是狂生，自诩全世界两个半《庄子》研究权威中的那半个。教《昭明文选》，一学期才 讲了半篇内容玄虚的《海赋》。 　　梁启超　梁先生文名扬天下，讲课也叫人称绝。他给清华大学学生讲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先向下 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 点喽！”既谦逊同时又很自负。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 笑，有时叹息。讲到悲伤处，竟痛哭流涕。这样的讲课，出神入化，学生不仅学到知识，同时也是高级的艺术享 受。 　　鲁迅　一生时间观念强，进出教室都极为迅速。爱穿玄色衣服。一身的“黑”，上面的补丁犹如黑夜里的星 星，常引起女生的哗笑，但先生一开始讲话，教室很快就安静下来。讲课声音并不抑扬顿挫，也不慷慨激昂，而 是侃侃而谈，幽默风趣，每一句话都充满感情和力量，使学生感到意味深长。先生讲课绝不“霸道”，有时很 “民主”，很随和。有一回讲到《红楼梦》，鲁迅先生笑着问学生：“诸君喜欢林妹妹否？”一位学生大胆地站 起反问道：“请问，先生喜欢否？”鲁迅先生答道：“我可不喜欢林妹妹。”“为什么？”“我嫌她爱哭哭啼 啼，小心眼儿。”学生都会心地笑了。他知识渊博，讲课时能深入浅出，旁征博引，需要时信手拈来，不用时挥 之即去。学生听他的课，如逢甘露，时时滋润，终生受益。 　　闻一多　这位“新月派”著名诗人讲课有两个癖好颇有名士风度，一是将早上的课调到下午黄昏时分上，认 为有气氛，易讲得精彩；二是上课前必先点燃一支香烟，然后蔼然一笑，绅士般地问学生道：“哪位吸？”他上 课是允许学生抽烟的。他上“楚辞”，第一节课打开一尺半高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抑扬顿挫的语调 道：“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将晚唐诗与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颇受欢 迎。闻一多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仅要求学生每人交一份读书报告。 　　朱自清　教课认真、严谨。教宋词，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他要求学生按时交作业、笔记，还 安排月考、期末考试。作家汪曾祺回忆说，朱先生对他印象很不好，主要是比较散漫，爱缺朱先生的课。 　　沈从文　讲话声音小，湘西口音重，学生很不好懂。讲课没有讲义，毫无系统，只是即兴的漫谈，类似聊 天。经常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作业讲一些问题。读了很多书，从不引经据典，总是凭直觉说话，从不说亚里斯多 德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他讲话也不借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或腔调，但很诚恳、天真。他教学生创 作，反反复复，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他从不给学生出命题作文，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自己命 题。他给学生作文写的批证，有时比学生的作文还要长。沈先生的得意门生是自由散漫的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汪 曾祺。 　　周作人　学识渊博，文章风格浅淡、平和，是散文的一流大手笔。但周作人在讲台上的表现不敢让人恭维。 徐行呆板，缺乏风神，与其兄鲁迅的谈笑风生，俏皮幽默的讲课风范形成鲜明比照。通常是坐在讲台上，低头伏 案照本宣科，声音细声细气，即使坐在前排的学生也听不大清楚。 　　俞平伯　著名学者、“红学”家。当年给学生讲授诗词，每每自己先唱读。每唱完一首，自己先赞道： “好！”沉吟半响无语，学生想要知道其所以好，俞先生已开始唱读第二首。唱毕，又由衷赞曰：“好，真 好！”先生沉迷其中，大有醺醺醉也之态。学生欲知其细节，终不可得。 　　南怀瑾　南先生是居住在台湾的当代国学大师，著有《论语别裁》、《大学微言》等多种学术著作。他讲课 思想深刻又谈吐幽默，能把一些被其他人弄得枯燥无味的古代哲理文化课题讲得趣味横生，使听众有如饮甘泉， 如坐春风之感。据台报报道，成功大学最讨厌的课程是三民主义、四书、五经，并把最不受欢迎的讲者称为“三 四五教授”。南先生得知后自告奋勇到成功大学讲四书五经，不到一个月，他上课的教室人满为患，学校只好安 排他到礼堂授课。 　　聂绀弩 著名杂文家，诗人，师从鲁迅。聂绀弩在中央文学讲习所讲《水浒》，没有讲义，事先也不准备。他 叼个烟卷，在台上转来转去，随意发挥，一讲就是几个钟头，出口几乎全是思想火花，很能抓住听众的心。 一场不该忘记的女权论辩（聂绀弩|我若为王） ［ 作者：佚名 转贴自：中国读书网 点击数：602 更新时间：2004-1-8 20世纪40年代的头几年，在国统区如重庆、昆明、福建等地，“新贤妻良母主义”论活跃，“妇女回家论” 的争论也此起彼伏。当时，***制定的妇运方针(如要妇女多生孩子，少参加政治活动等)又直接支持、肯定这些 论调，致使有些地方裁减和禁用女职工事件屡有发生。对此，当时作为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和妇委负责人邓 颖超，则义不容辞地撰文参加这场女权论辩，许多进步人士也以各种形式参加大讨论，以捍卫中国自己的妇女解 放理论。其间，由战国策派挑起的、著名作家沈从文积极投入的“妇女回家论”的那场发难和批判，尤为引人瞩 目。 战国策派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宗旨，崇尚“英雄崇拜”和尼采“权力 意志论”，并将法西斯理论移入文艺创作与论著中。当时，文化名人、著名作家如费孝通、朱光潜、沈从文等也 都为战国策派报刊撰文。以乡土文学和抒情体小说著称的沈从文，为《战国策》撰写的，却是有关妇女问题的文 章——— 《谈家庭》和《男女平等》，两文很快引起争议。《谈家庭》和《男女平等》两文提出，“解决妇女问 题”，须“从‘家’着手”，家适宜于“母性本能”，“又不丧失现代女子所需要的自尊心”；妇女应“服从自 然”，不宜“违反生物习惯、社会习惯”，去“希望同男子一样”闯社会，她们的位置是在家里，要“努力安排 好一个好好的家”，犹如那“聪明鸟儿”所建的“温暖的窝”；只有那些“生理上有点变态”“男性十足”的、 “身心不大健康”“体貌上又有点缺点”的女子，才“到社会上作各种活动发展，来填补生活的不足”。 1941年，桂林的《力报》副刊“新垦地”，在著名作家聂绀弩、邵荃麟和葛琴等主持下，组织了一场同战国 策派的大论辩，大辩论除针对《谈妇女》一文外，主要还针对从文《谈家庭》和《男女平等》两文。1942年，聂 绀弩把《力报》和《战国策》的这场论战，编成《女权论辩》一书，再次呈露沈从文先生落后的妇女观，以及众 人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聂绀弩撰文如《妇女-家庭-政治》、《贤妻良母论》、《母性与女权》等予以批驳，他还亲自为《女权论 辩》一书写下精彩的《题记》。聂绀弩称沈从文们是“女权反对者”，并针对其观点谈论女权与家庭、女权与母 性、女权对妇女发展的意义等问题。聂绀弩指出，当时的中国，在家庭里的妇女，“往往只作为男性的性的对象 而存在”，“家庭的天地是窄狭的”；妇女首先“应该是社会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参加者”，她们“应当有更远 更大更多的事业”，以求更大发展；对于家庭，妇女也只有参与了社会，才能使自己成为“时代所需要的贤妻良 母”。至于女权会不会影响母性呢？聂绀弩颇有说服力地说道：“母性本身就是一种灵”，“人的母性的内容丰 富”，其“灵”能“灵于万物”；而“获得了女权的女性的母性”，就“比之别人的会更母性，更伟大”；女性 获得了女权，才能“使整个社会更进步，或者说使进步的速度更快”。妇女的解放和发展、母性的伟大和丰富， 都系于对女权的争取与获得；妇女只有走向社会，不囿于家庭禁锢，才会实现这一切。 葛琴以长文《男女平等论》参加论辩。葛琴对沈从文抹煞男女不平等的那些论调，一层层地给予揭开；并论 说男女不平等产生于私有财产制的道理。其他许多参加讨论的女性，更加群情激愤，认为沈从文在抗日战争烽火 里，竟然“听不到前线的炮声，看不到多少家庭被战火毁灭”的情景，却高谈什么“女子自动走进厨房的故 事”，他的“妇女回家论”实际上正起了“麻痹妇女的民族意识”的作用。 “没有民族的解放，就没有妇女的解放”，而“没有妇女的参加，也就没有民族的解放”。一场女权论辩， 成功地推动了广大妇女民族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广大妇女真切地领悟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 关系。(盛英) 《中国妇女报》 2002年10月29日 历史需要我们作证（聂绀弩|我若为王） ［ 作者：舒芜 转贴自：中国读书网 点击数：493 更新时间：2004-1-8 有好些写反右扩大化题材的文艺作品，似乎可以归纳为这样的公式：某单位的 领导人一向是“左”氏之徒，运动一来，大“左”特“左”，他那里一切平日不赞 成他的人和他看不惯的人于是大遭其殃。或者某个领导人品质极端恶劣，与他领导 之下的一位正直之士曾有旧仇，多半是情场失利之仇，他借着运动公报私仇，甚至 作为战利品，抢到了当年情场角逐未能抢到的美人。而被“扩大”的本人，则是始 终清醒坚定地相信自己完全正确，至少是相信自己的无辜。他的妻子“划清界限” 而去，甚至如上所说，投入当年情场角逐中她脚下的失败者而今日政海风涛中她头 上的胜利者的怀抱。最后当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特别是那个背叛的妻子覆水 难收，只好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我不是说所有写到这个题材的文艺作品都是这个 公式，我只是说其中有些是这个公式。我也不敢说这个公式完全不符事实，我只是 说它不大符合我所亲历亲见的事实，也不足以说明当时人所共知的一般情况。 　　当时人所共知，全国上下，除了工农兵群众和中小学生之外，各行各业各级机 构和团体里都要开展反右运动，都要按规定的百分比揪出右派。当时百分比都完成 了，二十一年之后重新审查，几乎都是百分之百的“扩大化”了。难道当时各单位 领导反右的，全是“左”氏之徒，恶劣之辈？肯定不是。绝大多数都是有着那个时 代的朝气，勤勤恳恳地做着工作的好干部。解放初期各方面的巨大成绩，是在他们 具体领一万之一下取得的。一次比一次“左”的政治运动，也是在他们具体领导之 下进行的。他们在工作中曾经检讨过“左”的错误，更多的恐怕还是检讨过“右” 的错误，并不是一贯的“左”氏之徒。为什么到了反右运动，他们几乎都搞了百分 之百的“扩大化”，这才是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至于“左”氏之徒，恶劣之辈， 当然也有，甚至还有双料的，但总归是极少数。他们领导的单位里的反右运动，哪 怕是超额“扩大化”，不是百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二百三百，全国加起来又能占多 大比例？整个反右运动如果只在这极少数单位扩大化了，那就不能说整个运动“扩 大化”了。 　　这些其实也不用多说，我想还是谈谈我亲历亲见的事。 　　我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扩大”的。当时社长兼总编辑是冯雪峰同志，1957 年“向党提意见帮助整风”的阶段还是他在领导；反右一开始，他自己成了文艺界 大右派，出版社的反右运动便由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王任叔（巴人）同志领导了。王 任叔同志是文艺界的老前辈，从20年代起，他在文艺上政治上后来还在外交战线上 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这些已经有好几位 同志写文章纪念过。我所知道的是，他1951年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后，成绩 也很突出，有干劲，有气魄，有想象力，有组织能力，并且一般来说也还算内行。 但是他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上的缺点也相当突出，这里当然不需要具体列举了。总 之可以说，全出版社的大多数同志平日对他这些缺点的意见就很大；他分工管理我 们中国占典文学编辑室，更是常常在种种工作问题上同我们发生很激烈的矛盾，他 也不一定都是错的，总之矛盾很多就是了。中国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主任，原由副总 编辑聂绀弩同志兼任。王任叔同志是后来的，不知为什么又派王任叔同志来具体掌 握古典文学编辑室，弄成了一位副总编辑来领导另一位副总编辑的局面。上级领导 这样不平常的安排总该有什么深意吧，可是我们不知道，只觉得工作难做，王任叔 同志也觉得领导我们很不顺手，大家都别扭。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肃反运动， 就是由王任叔同志领导，聂绀弩同志被“隔离审查”，古典文学编辑室的许多人要 检查“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我和张友鸾同志据说是“独立 王国”的“左丞右相”，尤其要作重点检查。聂绀弩同志被关了一年多，又说是搞 错了，不是反革命分子了。“独立王国”一案却并未撤销，聂绀弩同志没有再回来 上班，我们这些“独立王国”的遗民余孽就由王任叔同志直接掌握了。很快到了19 57年，党中央决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号召广大群众提意 见帮助党整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数同志觉得王任叔同志身上这三风都比较明显， 于是对他的批评比较集中，而这中间自然又是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同志提得最多，最 尖锐。不久，风云突变，反右开始，王任叔同志代替冯雪峰同志领导人民文学出版 社的运动，“右派”纷纷被揪出来。其中以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为最多，据说这是一 个以我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差不多包括了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全部业务骨干。我 们的目的据说是要拥护“大右派冯雪峰”，打击排斥正确体现党的领导的王任叔同 志，夺取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部分的领导权。在王任叔同志领导之下，对我们一 直是按这个口径反复批判的，我们也一直是按这个口径反复检讨交代，一次比一次 深刻，终于被允许过了关。可是1958年定案时，给我们每个人作的结论，却完全不 是按照这个口径写的，此是后话。 　　当时把我们打成“右派”，是谁报上去的，谁批准的，事秘外人莫详，我也不 好悬揣。但是，当时说我们“向党进攻”，主要都是指我们对王任叔同志的批评而 言，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我们一再检讨“通过攻击党员领导同志来攻击党的领导”， 这也是大家都看得见的。王任叔同志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个反右运动非常积极， 特别是对于以我为首的“右派小集团”抓紧了来整，这也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反右 之后，王任叔同志以“右派所集中攻击的目标”的身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着崇 高的威信，成为党的领导的化身，这更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他不止一次在大会上作 报告时说：“右派要把我赶出去，可是我还在这里，因为党要我在这里！”有一位 比较公正敢言的同志，在“横扫五气”时正式提出：王任叔同志一再这样说话， “流露出一种个人得意的情绪”。这位同志自己大概也还记得吧。总之，我们当时 成为右派，如果说是王任叔同志起了主要决定作用，我迄今还没有足够的根据；但 是如果说他起了很大作用，人所共见的根据是足够而有余的。 　　正因此，就有了一件说来人家不信的事情。1958年给我们每个右派写了结论， 都给本人看了，签字了。我也看了，签了字了。当时我并未要求抄下来，也不知道 准不准许抄下来。二十年来，我一直记得那上面写的，就是上述的运动中别人着重 批判，自己着重检讨的那些事。直到1978年讨论给我“改正”，重新看到我自己签 过字的结论，才大吃一惊。原来那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涉及那些事，根本没有提“右 派小集团”，写上去的差不多全是当时我自己“挖反动思想”挖出来的，例如对社 会主义商品供求关系的看法之类。显然是写结论的时候才发现：运动中着重批判的 那些事，个人之间的冲突的痕迹太明显了，写进结论，将来很可能翻案，不如写上 这些大题目，堂而皇之，难以翻案。然而，二十年后重看，就显得特别空洞。有些 年轻的同志说，真没有想到当年的“右派”，就是凭这几条空洞的罪名定的，这又 是写结论时未能料到的。至于我自己签过字的结论，为什么当时就那么看了，后来 竟毫不记得，这是什么心理和心情，就不必说了。 　　那么，王任叔同志是否为一贯的“左”氏之徒呢？不，恰好相反。还在反右之 前，他的杂文《况钟的笔》即已成为传诵一时的反“左”的名文。到了1959年的反 右倾运动，他就被揪了出来，定为“反党分子”，还把他的杂文印成一本小书，名 日《王任叔同志的反党文章》，其实都是反右运动前公开发表的，如果在反右运动 中被揪出来，都应该算是“右派言论”中质量最高的。只不知道为什么迟揪了两年， 里面是什么奥妙？ 　　王任叔同志是否同我们有什么宿仇呢？谁也没有。所谓“右派小集团”中的几 个人，都是在他来出版社工作以后才认识他的。我们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后，多数仍 然留在原单位，业务上还得到王任叔同志的相当的重用。二十多年之后，王任叔同 志的追悼会上，顾学颉同志送了一副挽联，下联云：“知我罪我，感君犹有爱才心。” 顾学颌同志1957年是我那“右派小集团”的一分子，又同被留用的，我怪他送挽联 之前没有通知我，如果通知了，我一定会要求共同署名。 　　总而言之，像王任叔同志这样的反右运动的领导人，同那种公式化的情节里的 “左”氏之徒，恶劣之辈，全不一样。事情过去快三十年了，我对他当年在文学出 版社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上的缺点，还是那些意见，并无变化。但是，他毕生的 光荣的战斗历史，和他在文学上的不可抹煞的成就，却是这几年看了一些纪念文章 和新发表的他的遗稿，我才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更坚信他决不是那种“左”氏之徒、 恶劣之辈了。这里可以稍微来一点“大胆假设”：大概他平日早就十分反感于我们 不好领导，1957年整风初期我们对他的集中尖锐的批评更使他十分恼火，有这两个 “十分”做底子，上面又传下话来，说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就是右派，这时他当然坚 信上面的话不会错，同时自然就会首先想到我们正好够得上这个右派的标准，并且 也相信他自己来领导对我们的斗争，确是为了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了。相信上 面传下来的都不会错，相信上面发动的运动都完全必要，相信运动所要整的都是该 整的人（整错了也是难免），这在当时还是相当普遍的信念。包括王任叔同志在内 的绝大多数领导反右运动的人都是这样想的，今天也难以苛责。具体单位里究竟整 谁不整谁，领导人平日的好恶当然起很大作用，但只要你的“材料”整理出米以后 可以纳入那个该整的框框，就不算冤枉了你，一切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的人都有义 务起来向你斗争，难道一个领导人仅仅因为平日对你没有好感，他就该避嫌不参加 斗争吗？不，他没有这个权利。 　　这其实也不是今天才这样“大胆假设”，当时我就认真地虔诚地反复地想过这 些道理，来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确应该被斗争，来排除对王任叔同志领导斗争的怀 疑。当然，自己从未想过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且一向还以“左”派自居，忽然说 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不是立刻容易想得通的。然而也 不是绝对无法想通，好在我相信理论，那时报刊上，批判会上，足供采挥信受的理 论多的是。譬如说，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来 体现的，你说你只反对本单位的领导人，没有向党进攻，但是战场上打的不也是对 方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官兵，难道此外还另有笼统的整个的“敌人”吗？这就是一条 好理论。又譬如说，是什么阶级不决定于主观意愿，而决定于客观立场，你说你是 “左”派，但在关键时刻你参加了右派向党大进攻的行列，你怎么解释？这又是一 条好理论。又譬如说，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坚持个人主义就是坚持资 产阶级立场，就是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抗拒又必然转为 进攻，你说你不反社会主义，难道你的个人节又倒是无产阶级的吗？这又是一条好 理论。此外还有不少，但这几条也就够了，我的确就是用这几条反复地说服自己， 终于想通了我为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道理，心服口服。 　　当时我自己就是这样，我们那里别的右派当中，完全自觉冤枉的不知有没有， 至于清醒坚定地始终相信真理在手的，我看不出有谁。我们的政治运动那样搞法， 大会压，小会追，中会打态度，日以继夜，众口一词，加上铺天盖地的报纸、杂志、 大字报，其效力是不可轻怕的。你天天听说你是向党进攻，你是右派，人人都说， 处处都说，会上也说，会下也说，报刊上也说，大字报上也说，说法又千变万化， 有些还非常精辟精彩，慢慢你会觉得自己确实向党进攻过，确实是右派，至少也会 疑疑惑惑，不敢自信。国外有人说这是一种“政治催眠术”，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比 喻。有些文艺作品中，对于“划清界限”而去的妻子，责备很严。有这样的批评： “她自己的丈夫有没有向党进攻，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别人不知道，她还不知 道吗？”我对于这样的批评非常反感。当时以最高真理的权威，以全国全民的声势， 要求人人相信的事情，一个弱女子相信了，为什么就成了她的不赦之罪呢？被指为 右派的本人都会被催眠而相信了的事情，妻子相信了，为什么就成了她的不赦之罪 呢？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政治评价，对女子、儿童和一切弱小者总是责备特别 严酷苛细，今天是不是要变一变了呢？全国几十万右派的妻子，“划清界限”而去 的，找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反正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也没有，我见到听到的范围内 也极其个别稀罕，可以想见大概都是有其万不得已之情。文艺作品中写到这些不幸 的女子，真是应该“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有的作品偏把她们丑化成水性杨 花、背寒趋热、出卖灵魂，甚至反噬无情，落井下石，这样下笔于心何忍呢？或者 没有那样坏，但是写她一失足成千古恨，后来只有自怨自艾，自悔自责，一切责任 罪过只在她自己，这同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疤只成为永恒的耻辱的记号，捐了门槛还 是不配摆祭祀的杯箸，又有什么区别呢？ 　　总之，当年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扩大化”，如果留在文艺编年史上的，仅仅 是几个“左”氏之徒，恶劣之辈，排除异己，公报私仇，造成几个淫娃荡妇的丑行， 几个失足的妻子的永恒的忏悔，也实在太辜负那一段历史了。当然还不止此。还有 我们一直是留在原单位监督使用，据我所知全国好些单位里也都有“留用右派”， 这里面的甜酸苦辣，与“牧马人”、“伐木人”又自不同，我也还没有看到文艺作 品里描写过。但是这不是我这里要说的，因为读者只能对作品里已经写的谈谈观感， 不能责备作品为什么没有写这个写那个，何况我自己是当事人，人家还可以反问一 句：你自己为什么不写呢？我想我是要写的，文艺作品不会写，干脆记事也行。好 在当年所谓“右派小集团”的人都还健在，张友写同志八十多岁的高龄，近年来见 面不多，但忽而听说他重游六朝烟水之地，在夫子庙吃干丝，忽而听说他到了包公 的故里，忽而又好像是喝趵突泉的茶去了，何况另外几位比他年轻。我希望他们都 来写，尽可能多留些真相下来。问题的究竟，我们当然也弄不清，但也不要紧，历 史需要我们作证，我们把证词留下来就行。 　　　　　　　　　　　　　 1985年8月28日，于北京碧空楼 　　（选自《未免有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北大荒三字经（聂绀弩|我若为王） ［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319 更新时间：2004-1-8 ◆ 农垦报，北大荒，看垦区，好轩窗。 　　“农垦报”，指《农垦日报》，是黑龙江省优秀报纸。 　　“北大荒”，指《北大荒文艺》。 ◆ 农垦志，韵键钱，七十万，记辉煌。 　　“农垦志”，指《黑龙江省志·国营农场志》，全书共 7 0万字，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 朱老总，邓小平，老一辈，黑土行。 　　“朱老总”，朱德（1886—－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 始人之一。因长期担任我军总司令，人们亲切地称他“朱老总”。 19 6 4年 7月 14日，朱老总到农垦部试验农 场（今八五 O农场）视察。 　　邓小平，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 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1983年 8月 7日，邓小平同志视察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 ◆ 从主席，到部长，多关怀，添力量。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者亲自接见垦区先进模范人物，或者亲 自听取垦区负责人的汇报，对北大荒的开发建设以支持和鼓励。王震副主席对垦区的建设事业更是关怀备至，呕 心沥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万里、田纪云、宋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部委领导先后来垦区 视察指导工作，为垦区人民群众增添了改革的信心和力量。 ◆ 董必武，喜题诗，夸成绩，明得失。 　　1964年 7月 14日，董必武副主席视察农垦部实验衣场（今八五 O农场）题诗二首，在对农垦事业的成就做 了充分肯定的同时，提出“得失如何要细论”，即总结经验教训。 ◆ 名作家，到边庭，有丁玲，和艾青。 　　边庭，边疆，指垦区。 　　丁玲（19O4—一1986），女。原名蒋伟，字冰之，著名作家。1957年错划右派，第二年到垦区，197O年被 揪回北京入狱。著有反映北大荒生活的《“牛棚”小品》、《杜晚香》、《风雪人间》。 　　艾青，原名蒋海澄。1910年3月生于浙江金华。著名诗人。1957年错划右派到垦区，1960年去新疆兵团。著 有反映北大荒生活的长诗《老头店》等。 ◆ 北荒草，大荒歌，绀弩诗，创新格。 　　“北荒草”，指聂绀弩所著旧体诗词集《敬宜生诗》的第一部分《北荒草》。 　　“大荒歌”，指《北大荒歌》，聂绀弩作，是歌唱北大荒的名诗。 　　“绀弩诗”指聂绀弩的诗，聂绀弩（ 19 O 3— 19 8 6）湖北京山人。我国著名的杂文家、诗人。1957年 被错划右派，第二年下放到垦区，从事生产劳动和文艺工作，著有旧诗词集《散宜生诗》、长诗《北大荒歌》。 胡乔木称赞聂绀弩旧体诗的风格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 文艺家，来访多，写美文，赋诗歌。 ◆ 郭小川，和李准，吹号角，精神振。 　　郭小川（ 1919—一 1976），现代著名诗人，原名郭恩大，河北丰宁人。 1962年到垦区访问，写出著名的 诗篇《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李准，著名作家，1928年生，河南洛阳县人。五十年代到垦区体验生活，写出电影剧本《老兵新传》，公映 后轰动全国。1994年9月李准访垦区，挥毫写下“亿吨粮，千吨汗，百吨泪，十吨歌”的著名题词。 ◆ 北大荒，好风光，麦浪舞，豆花香。 ◆ 水中鱼，山上梁，芳草地，牧牛羊。 ◆ 电视塔，大粮仓，壮黑土，显阳刚。 　　到1994年垦区已建成85座电视转播台、23O个卫星地面站、26个有线电视台（站）。 古代国王趣话——弗雷泽《金枝》读书札记（我若为王） ［ 作者：摩罗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842 更新时间：2004-1-2 文章录入：laomu ］ 一、古代国王的权力与责任 　　在现代人看来，古代国王绝对是大权独揽，独霸天下，同时他们一个个喜怒无常、专横跋扈、草菅人 命、为所欲为。而且，我们还以为越是远古时代，国王就越加荒淫无耻，恶贯满盈。 　　其实，这是现代人对古代社会的误会式猜测。这种猜测是根据一些民间故事、童话故事、历史故事得来 的，而这些故事所体现的人类记忆，主要都是有文字和文献以来的所谓文明史的记忆，这段历史我看要命名为中 古时代才对。此前的历史则应该命名为远古时代。 　　如果要在人类史上寻找国王的权力与责任结合得紧密而又合理的时期，无疑只能推举远古时代。那个时 代，国王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玩弄权术的基础上，而是确确实实建立在为老百姓谋求 福祉和利益的基础上。远古时代，生民最基本的要求是老天爷风调雨顺，以确保五谷丰收。能够祈风降雨的巫师 在这样的社会不但是知识权威，而且是通天统地的神灵和为民造福的道德英雄，他们因为承担着而且忠实地履行 着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职责而理所当然地成为王者。由巫师成为国王和由巫师兼任国王的现象，在远古时 代是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的事实。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探险家和人类学家还从澳洲、美洲、非洲土著民 族中发现了大量的事例，证明了上述观点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在每个民族都必然地经历过的巫术时代，国 王的责任与他的权力和权威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某个国王无法履行他的责任怎么办呢？在远古时代，不能履行责任的国王还没有能力像后来的政治 家那样拒绝臣民对他的质问、惩罚和罢免。他们如果求雨失败就常常会遭到流放或者杀戮。在尼罗河上游的一个 部族中，每逢庄稼干枯而酋长祈雨失败，臣民便在夜间对酋长发起进攻，抢走他的财产，把他赶走甚至杀死。在 古代西徐亚王国，人们一旦缺少食物就将他们的国王监禁起来，追究他们的责任。在西非一些地区，臣民常常将 祈雨失败的国王捆绑起来，以暴力将他带到祖坟前，让他继续求雨。有的部族在灾荒之年不断鞭打国王，直到天 气变好为止。有的国王因为年老体衰不能胜任祈福求雨的责任而被处死。在古代朝鲜，雨水太多或者太少导致作 物歉收时，国王就会受到责怪，有人主张必须废黜之，有人主张必须杀死之。在南太平洋的纽埃岛上，人们一到 缺粮时就降罪于国王并杀死他。他们就这样杀死了一代又一代国王，直到最后再也没有人愿意当国王。在《旧约 ·出埃及记》中，每当遇到困难，民众就严厉谴责他们的领袖摩西没有尽到责任，甚至急于惩罚他。 　　这些故事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远古时代的国王是当时人类文化（比如巫术文化）最高水平的代表人 物，这种现象在中国一直持续到了周代，周文王是作为巫术文化集大成者八卦文化的代表人物。国王由没有文化 的人担任在中国是从汉代的刘邦开始的。第二，古代国王权力存在的基础就是为臣民履行祈风降雨、增收五谷的 责任，没有能力履行责任的国王必须受到惩罚甚至杀戮。而国王是否履行了责任，这个评判的权利不是掌握在国 王本人手里而是掌握在臣民手里，就像西方社会自从19世纪以来评判社会和政治的权利掌握在舆论手里一样。 二、古代国王为什么被杀死 　　根据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着杀死国王的传统。近代探险运动以来，许多欧洲探险家 在亚洲、非洲、美洲的原始部落发现了大量刺杀国王的遗风。他们的探险记录大大增强了人类学家作出学术结论 的决心和信心。 　　臣民们处死国王的主要原因是国王老迈，精力衰竭。在非洲法佐尔的某些部落里，国王每天必须到一棵 特定的树下处理政务。如果因为害病或者任何其他原因一连三天不能来树下履行职责，臣民们就有理由认为国王 已经没有能力为公共事务操劳，他们不得不将国王吊死在这棵树上。在白尼罗河流域，国王刚刚露出年老衰弱的 迹象，臣民们就迅速将他处死，以便让更加年轻强壮的继承者及时履行职责。这个风俗直到19世纪仍然盛行。在 非洲中部的一些部落，国王患了重病或者开始衰老的时候必须自杀。自杀的方式是饮一杯毒药。上刚果的国王快 要死去时，巫师们就将绳子套在他脖子上，逐渐拉紧。金吉罗国王如果在战争中受伤，他的部将就会将他处死。 祖鲁人的国王只要被臣民发现出现了皱纹和银发，就会马上被处死。一位葡萄牙学者在谈论非洲时说："国王遭到 任何灾害，或自然的生理缺陷，诸如不能生育，得了传染病，掉了门牙，体形变了样，或任何其他缺陷与不幸， 照当地从前的风俗，国王就得服毒自杀。"在古代普鲁士，国王感到自己衰老了，就堆起庞大的草垛，举行盛大的 仪式告别人民，然后自己点火将自己烧死。在古代爱尔兰，伟大的国王阿特由于偶然事故瞎了一只眼睛，马上就 按照习俗辞去王位。 　　在讨论杀死国王和国王自杀的文化传统时，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引证了世界各地大量的民俗学、人类 学、历史学材料，证明这是人类文明的某一个阶段普遍存在的世界性传统。虽然他没有找到中国古代的有关材 料，但是，人们不难相信弗雷泽的结论是普遍有效的。 　　古人为什么要刺杀国王呢？为什么不能让国王像他的臣民一样安享天年，在豪华的王宫里寿终正寝呢？ 弗雷泽解释说，古人把国王看作半神半人的形象，他们将世界的稳定、气候的正常、牲畜的兴旺、五谷的收成、 妇女的繁殖力等等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都寄托在国王身上。国王如果老迈或者生病，牲口也许就无法繁 殖，庄稼就会在地里烂掉，妇女也许就生殖力下降，臣民可能会死于疾病和瘟疫。所以，国王必须是健康强壮的 形象。判定国王履行职责之能力的时候，国王的性能力成为一项重要的参数。一位西方学者说，非洲希卢克人严 密关注着国王的性欲。国王的妃子特别多，如果国王满足不了妃子们的性要求，妃子们就会报告给祭司，祭司就 会向国王宣布：必须将他处死，以便及时终止他无法履行的政治职责。在尼罗河流域的丁卡人中，祈雨师是他们 实际上的统治者。他们的祈雨师没有一个是自然死亡的。丁卡人认为，如果一个祈雨师不幸自然死亡，这个部落 就会遭受疾病和饥荒之苦。一个祈雨师如果感到自己老了，体力不行了，就告诉孩子们说他要死了。部落的人们 就挖一个大墓穴，让祈雨师躺在里面，他的家属、亲戚和朋友围在墓穴边。祈雨师断断续续地向人们说话，回忆 本部落过去的历史，提醒大家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告诉大家将来应该如何行动。教诲完毕，他就吩咐大家给他的 墓穴填土。土很快将他覆盖，他在土中憋死。丁卡人的另一个部落是在挖好墓穴之后，先在家中将祈雨师勒死， 然后再恭恭敬敬地安葬自己的统治者。即使祈雨师十分年轻，可是只要他生病了并且看来可能病死，也会在病死 之前被迅速处死。 　　这些看来有点残酷的古人认为，如果等到统治者自然死亡，整个国家赖以繁荣和强盛的那股气息就会在 国王咽气的那一刻消失在茫茫宇宙之中，国家的命运就可能因此衰竭。只有杀死国王或者令国王自杀，让那股关 乎国家命运的气息在消失之前就转移到年轻强壮的王位继承者身上，才能保证国家的兴旺和臣民的幸福。 三、古代臣民如何废黜国王 　　古代臣民不光是遇上灾害或者国王年老体衰才杀死国王，平时也可以根据国王履行职责的情况决定是继 续拥戴他还是及时废黜他。当臣民觉得有必要及时废黜国王时，他们就按照习俗的程序将这样的意愿通知给国 王。国王得到这样的通知之后，几乎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他惟一的选择就是及时执行臣民所希望他执行的举 措：自杀。 　　埃塞俄比亚的国王虽然位尊如神，可是，如果祭司们对他的执政感到失望，他们就会派人到国王那里去 通知说：你可以自杀了，这是神的旨意。这位国王收到这样的通知后，必须尽快自杀。尼日利亚北部的三个土著 王国中，国王一旦出现衰病现象，就有一个号称"杀象者"的官员前来给他们执行死刑：扼住国王的咽喉，将他掐 死。在埃俄王国，如果老百姓对国王的统治不满意，他们就派一个民众代表团前去王宫交涉。代表团带一些鹦鹉 蛋作为礼物送给国王。这些礼物的含义是：国王您肩负执政的重任一定很累了，现在是应该考虑摆脱繁重忧劳、 轻松地休息睡眠的时候了。国王收到这份礼物，知道老百姓已经不满意他了。他恭敬地向代表团致辞，感谢臣民 为他的健康舒适着想，然后退回自己的内室去歇息。表面上看好象是去睡觉，实际上他一进房就必须吩咐他的女 人将自己勒死。整个过程很快就会完成。国王死后，他的儿子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安安静静地上台 执政。这样的习俗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期。 　　非洲埃格巴人和约鲁巴人的类似做法延续得时间更长。他们直到19世纪末期还保留着这样的习俗。埃格 巴的国王如果没有忠实执行好自己的职责，或者超越了自己权利的范围，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他的大臣就会要求 他去"睡一会儿"，意思就是让他服毒而死。约鲁巴人的国王生儿子时，人们会泥塑婴儿右脚的模型，安放在长老 的屋子里。如果国王执政不力，或者不遵守国家的风俗和法律，不尊重臣民的尊严和利益，一个使者就会拿着这 个右脚模型一言不发地送给国王。国王知道这是要他退位并自杀，他就立即服毒睡觉，进入天国。尼日尔河流域 的朱库人办法比较含蓄，他们如果觉得国王统治已经太久，希望国王下台，就传出话说："国王病了"。他们一边 将这话传给国王，一边选好新一任国王。他们将选举结果通知给国王，然后召开一个盛大的宴会。等到国王在宴 会上喝得大醉，人们就用矛刺杀国王，并立即拥戴新的国王上任。 　　安哥拉的国王死得更加独特。这个国家的一位酋长卡拉曾经向葡萄牙探险家详细介绍了他参与处死国王 的经过。"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位国王杀死时，就请他去与我们的敌人作战。这时我们都跟随他和他的家属去打仗。 如果他没有战死也没有受伤，我们就一仗接一仗打下去。打了三四天，我们就突然撤退，把国王和他的家属留给 敌人。他见自己被抛弃了，就设法立起御座，把家属叫到周围。他命令母亲走上前去，跪在他脚边。他先是砍掉 母亲的头，接着杀掉他的儿子、他的许多妻子和其他家属，最后杀掉他最心爱的妻子安娜库罗。接着，国王就穿 起豪华的衣服，等待自己的死亡。一个由酋长派来的军官来到国王的宫殿，他先从关节处砍下国王的腿和胳膊， 最后砍掉他的头。随后，这位军官也要被斩首。"在砍杀国王时，所有的重要官员都退场，只留下这位卡拉酋长监 督和见证国王的死亡。给自己的国王安排这样残酷的末日，看来是古代许多民族的共同爱好。 　　在苏门答腊北岸的帕西尔王国，大家都不愿意做国王，因为国王需要履行的职责很多，很难满足老百姓 的愿望。而老百姓随时可以要求国王退位自杀。臣民只要对国王不满，他们就到街道上游行，高喊着"国王该 死！"的口号。国王一听到这样的喊叫，就知道自己死期已到，于是安排王室的人将自己杀死。王位通常由亲手杀 死国王的人继承。曾经有两位欧洲探险家冈恩和贾莫里在南太平洋地区落到了土著手里。他们设法杀死了国王和 王后并及时逃跑。那些追赶的土著在后面对他们喊话，要求他们回来代替刚刚被他们杀死的国王。这两位文明人 以为土著是以此引诱他们回去送死，可是近代以来人类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谁杀死国王谁就继承王位，这是远 古人类社会普遍通用的游戏规则。在许多部落，由继任的当选者亲手杀死国王或者祭司，杀君的仪式通常就是新 国王新祭司即位的仪式。所谓弑君犯上之罪，不过是中古时期中国皇帝所强加给篡位者的罪名。 　　由以上介绍的古代习俗可以看出，古代国王实际上是在非常严格的监督下履行他的王者职责的。古代的 臣民并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对于自己的国家和国王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相反，他们废黜不称职的国王比起现 代人来可能更加方便。 四、做国王是一件苦差事 　　韩非谈论尧舜禹的禅让故事时说过，古代的君王因为享有的特权比承担的责任少，所以他们不留恋王 位，愿意禅让给别人。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待世事，怎么也不相信韩非的话。比韩非略早一些的古代贤人墨子在 谈论君王问题时，反反复复强调选举的重要。我们也多半把这一思想理解为学者的善良愿望，而很少想到也许选 举在远古时代曾经是普遍流行的政治现象。既然国王需要选举，无非是基于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大家都想 当国王，却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凭着强力霸占王位，于是大家选举，选到谁该谁走运。另一种情况是，大家都不愿 意当国王，可是又不能没有国王，只好采用选举的方式确定一个大家认为合适的人选。如果这两种现象都不曾发 生，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出现过选举的必要和选举的事实，一个学者怎么能够凭空想象出选举这样的文化现象 呢。 　　人类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选举在古代社会是普遍存在过的政治现象。而且，选举的必要性有时候是因 为大家争着当国王，另一些时候则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当国王。 　　远古时代的国王，被人看作关乎社稷命运和民人幸福的神人。国王必须遵守的禁忌和必须承担的责任特 别多，有的部族的国王甚至基本上没有人身自由，完全沦落为社稷和民人的工具与符号。非洲一个部落的国王， 上任以后就不能被别人看见，也不能跟别人说话。只有作为他的代表的"可见之王"和另外三位长老可以跟他说 话，三个长老说话时还必须背对着他。印度南部托达人的国王必须独身，不能走进凡人的村庄。多哥的国王一生 必须住在阿古山上，小小的山峰是他惟一的活动范围。除此以外，几乎一切古代民族的国王都必须在生病或者年 老时被驱逐和杀戮。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虽然大多数民族可能还有许多人踊跃为王，可是，在一些民族的一些时 期，几乎没有谁愿意承担国王的责任，就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了。 　　弗雷泽的《金枝》一书，经常涉及这个令现代人感到趣味非凡的话题。在南太平洋的野人岛上，一连20 多位国王因为不能尽忠职守遭到杀戮，以致于再也没有人敢于做王，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君主专制政体。这是 弗雷泽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著名例子。古代柬埔寨，常常逼迫那些不愿意做王的人就任王位，在为水王、火王举行 葬礼时，他们的后代常常躲藏起来，以免被选定为王位继承人。西非有些地区，国王死后，王室就要开一个秘密 会议选定王位继承人，然后将所选定的人抓起来，监禁在神屋内，强迫他接受王位，否则就不放他出来。喀麦隆 海岸附近的一个岛上，国王居住在火山口的最低处，全身赤裸，只用银币覆盖。他一生只能戴着镣铐在那尧舜一 样简陋昏暗的屋子里消磨时光，不能接触大海、沙滩、欧洲来访者及任何外来的器物。塞拉里昂的一个部族不但 有选举国王的习俗（墨子的祖先也可能曾经有过这样的选举），而且规定，国王在加冕前必须任由臣民鞭打。有 的刚刚当选的国王就在加冕前夕被活活打死。那些有权势的酋长常常把自己的仇人选为国王，好让他在鞭笞中一 命呜呼。还有一个出乎现代人意料的是，这个民族历史上大多数国王都不是本国人，可能他们常常逼迫俘虏和其 他外来者担当统掌全国政权这一痛苦的差事，就像墨西哥人常常选定一个俘虏和奴隶充当神的替身一样。 　　对于古代国王与臣民的关系，弗雷泽作了这样的总结："那种认为古代国王都是专制统治，人民只有听 命于君主得看法，对于我们这里考察的君主国家是完全不适用的。相反，这些君主都必须听命于自己的臣民，只 有在他履行自己的职责、指挥自然进程、为臣民谋福利的情况下，他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一旦他不能忠于职 守，人们一向对他的关切、崇敬、沉浮便立即停止并且转为仇恨和蔑视。"我们不得不承认，蒙昧的古代人的制度 设计和政治操作，都是充满理性的，而且他们非常清楚人的有限性，整个制度设计和政治操作都在极力避免人的 有限性所可能带给族类的破坏和伤害。看来，对古人作出"蒙昧"的判断恰恰证明了现代人的"蒙昧"。 五、古代国王的任期制 　　著名作家聂绀弩在短文《我若为王》里说："我若为王，我的姓名就会改作万岁，我的每一句话都成为 圣旨。我的意欲，我的贪心，乃至每一个幻想，都可竭尽全体臣民的力量去实现。我将没有任何过失，因为没有 人敢说它是过失；我将没有任何罪行，因为没有人敢说它是罪行。" 　　这篇文章所描述的国王的权限，完全是中国式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确实来自历史事实，可这只是人类 历史某一阶段的事实，而不是全部。我们姑且不说现代社会已经有许多地区再也没有这样的君王，就是在远古时 期，人类的君王和人类的政治制度也不是这个样子。为了确保社稷的昌盛和民人的安康，将年老体衰的君王及时 废黜，这是各民族通行的习俗。尤其令现代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远古时代许多部族制定了国王任期制。这里所 谓"远古时代"并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文化概念，也许称之为巫术时代更为合适些。对于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的许 多部族来说，这样的历史一直持续到了200年前。 　　制定国王任期制，与废黜年老体衰的国王出于完全一致的动机，也就是保证国王年轻强壮、精力充沛。 国王"超过期限就不能统治，期限终结时，他必须死去。期限一般订得很短，这样可保国王在期限内不可能身体衰 老"。 　　古代瑞典的国王任期为9年，古希腊除斯巴达之外其他各个国家的君王在位年限都是8年。古代巴比伦的 国王在理论上任期只有一年。夏威夷岛上的土著民族，至今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向国王进攻的游戏，这很可能是古 代国王任期一年期满时予以处死的风俗的残留。古代刚果王国的国王统治期限只有一天，戴上王冠的酋长总是在 当天晚上就必须杀死。这个国家的王位因此不得不老是空着。印度半岛西部的卡利卡特王国，国王的任期是12 年。国王执行了12年权力之后，就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宴请所有的贵族。宴会结束之后，他辞别客人，走上一 个架子，当众从容地割断自己的喉管。贵族们隆重火化已故国王的遗体，然后选出一位新的国王。当然，这位新 的国王在12年后必须履行同样的仪式、接受同样的结局。到了17世纪，这个风俗有了一定的改变。任期已满的国 王不是自杀，而是在举行完宴会和一切仪式之后，由4个争夺王位的勇士持剑向戒备森严的国王发起进攻。他们必 须从3万名禁卫军中杀出一条血路。谁进入国王的帐篷并将他杀死，谁就是新任国王。到1695年举行这个仪式 时，已经凑不齐为这种残酷的风俗所需要的4名勇士，只有3名对王冠有兴趣的人愿意以命相搏。 　　印度南部的许多地区，国王的任期也是12年。他们国家每12年举行一次大会，无数的人赶到神殿来参加 这个隆重的节日。聚会的理由是给神像祈祷，实际上就是以国王祭祀偶像。神殿前准备了一个木架子，装饰得非 常华丽。"在盛大的仪式和乐声中，任期刚满的国王走到一个木桶里沐浴，然后到神像前祈祷，再登上木架。他当 着所有人的面，拿出几把非常快的刀，开始割掉自己的鼻子、耳朵、嘴巴和四肢，尽可能从自己身上多割些肉下 来，并很快扔开。直到他流血过多，开始昏迷的时候，他自己割断喉咙。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祭祀神像的。"所有的 人都在架子下面观看这个残酷而又悲壮的自戕场面，但是有一个特殊的人一直站在架子上尊敬地目睹国王自杀的 全过程和每一个细节，这个人就是12年后必须也这样将自己献祭给神灵的人。因为，他已经答应在国王死后由他 继任为王。 　　看来，国王终身制只是中世纪也就是中古时代才出现的罪恶制度。 六、古代国王如何保住生命和王位 　　在初民心中，国王都是半神半人的形象，他理所当然地肩负着主宰天地气候、协调天人关系、保证作物 丰收、牲畜丰产、万民温饱平安的使命。习俗赋予了国王巨大的荣耀和巨大的权力，同时也赋予了他同样巨大的 责任。臣民对于君王的监督一部分体现在对他的健康状况的鉴定上。一旦臣民将君王的身体鉴定为不甚健康，国 王就必须离职下台。而先民社会国王下台的普遍方式就是结束国王的生命。如果先民的国家遇到诸如战争失败、 瘟疫、旱灾、蝗虫等等巨大灾难，国王也必须用他的生命承担这一切灾害的恶劣后果。 　　初民找不到和缓的办法促使国王在必要的时候"引咎辞职"，只好让国王在关键时刻"引咎辞命"。用我们 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承担责任的方式未免太野蛮。随着文明的发展，国王和他的臣民必将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其 中的残酷因素。首先起来反抗这种野蛮习俗、设法摆脱其制裁的，肯定是国王本人。登峰造极的权力为什么不可 以帮助他从处死他的刀尖上跳跃过去呢？习俗也许难于改变，可是在习俗中承担某项职能的人选却是可以替换 的。那些任期已满面临处死的国王，可不可以请别人代他去死呢？也就是说，处死国王的仪式如期举行，仪式的 内容可以作一些技术性的修改，那祭台上献出生命的不再是国王，而是另一个代替国王承担责任并承受牺牲的 人。国王只要能够成功地完成一次这样的修改，他也就修改了整个历史。日后的历代国王，永远不要面对期满必 死的恐惧了。 　　作为对替死者的安慰，国王必须为他付出一定的代价。在绝大多数民族中，国王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暂时 将国王的部分权力或者所有权力交付给即将代他赴死的人。在这些日子，社会的尊卑秩序往往暂时被打破，奴隶 暂时摆脱奴隶身份，可以尽情享受主人的权威感和尊严感，而往日的主人则在恪尽职守地伺候着今天的临时主 人。那个被选定的替死者更是龙衣华衮，侍从满殿，鼓乐环绕，后妃偎依，俨然一国之尊。真正的国王却要么被 监禁，要么沦为平民。他要等到替死的临时国王完成了那个令人恐惧的仪式之后，才重新回到权力的宝座上。许 多民族的国王直到18、19世纪，还有暂时离职、放弃履行政治权利的习俗。弗雷泽推测，这是古代国王安排替死 者赴死留下的痕迹。 　　弗雷泽推测，最初代替国王赴死的人，应当是王族人。哪怕是临时国王，也必须由王室拥有。柬埔寨的 国王每年都要离职3天，代他执政的临时国王就是王亲担任，而且是世袭的。临时执政者可以看作古代替死者的延 伸。可是后来，人们不忍心让完全无辜的人赴死，于是改为选派业已判处死刑的犯人充当临时国王。古代巴比伦 留下记载的国王都是终身制的，可是他们留下的一种风俗却让人窥见了远古的制度。巴比伦国王每年都要到神庙 举行仪式，更新他的精力和权力，使得他的资格和王位重新合法化。而另一个节日则让国王每年一次从期满处死 的命运中逃离出来。弗雷泽记述道："巴比伦逐年庆贺一个叫做撒卡亚的节日，为期五天。一个判了死刑的罪犯穿 起皇袍，坐上王位，可以发布任何他喜欢发布的命令，吃喝玩乐，与王妃同居。但五天一满就剥去他的皇袍，挨 鞭子，被吊死或刺死。也许这个风俗不过是过节的人们在欢乐的节日拿不幸的犯人开心。不过假王可以享乐王妃 这一点肯定是不适用于这种解释的。东方独裁者的后宫是严格的禁地，除非有极重大的原因，独裁者决不会让人 侵入后宫，更不要说让一个死囚占有了。这个原因恐怕就是死刑犯人将要替国王而死，为了完全代替，他需要在 他短暂的统治中享有充分的王权。"假王享有的权力越是充分，他替真王受罪替死的效果就会越好，与此相关，真 王更新生命、重新开始的效果也就越好。所以，真王不得不允许临时国王像一个真的国王一样履行全部王权。 　　让别人行使短暂的王权之后代自己去受死，这是古代国王保住王位、摆脱死运的方法之一。还有一种方 法，就是任期届满时，由那些企图接替王位的人冲进宫廷杀死国王，国王则以抵抗杀戮的方式显示他的力量和精 神。谁杀死国王谁就继承王位。而国王此刻为自己设置的卫兵力量非常强大，一般情况下，某几个勇士想越过数 以万计的近卫军将自己的剑峰刺进国王的身体是不可能的。所以，国王捍卫王位与王权的努力一般都能成功。 　　有的部族连这种决斗式的更新王权的仪式也不用，而是用对于国王的王位来说更加保险的方式体现国王 的责任感。远古社会遇到危难之时，国王不是自己殒命，而是以王室成员或者自己的儿子献祭的制度非常普遍， 瑞典国王奥恩就先后献祭了九个儿子，从而使自己长期占据王位。闪米特人也有献祭儿子的传统，《旧约·创世 记》中，亚伯拉罕曾经打算将儿子以撒献祭给上帝。正在亚伯拉罕备好柴薪、筑好祭坛、举刀杀子时，上帝制止 了他，让他用一只羊代替以撒作为祭品。这个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体现了人牺与畜牺交替使用时期人类的情感 矛盾。随着文明的发展，国家的祭祀活动中，祭品渐渐由人牺完全过度到畜牺。今天的祭祀活动中，连畜牺也不 用了，人们只是烧几张纸、点三柱香了事。 　　国王命运的改变，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当畜牺时代来临，即使是一个失职的国王，不但不 要因为给国家带来灾难付出自己的生命，连儿子的生命也可以保全了。只要献上几条牛或者几头羊，国王就可以 从巨大的灾难中蒙混过关。动辄处死国王的时代过去以后，王位所呈现给世人的就不再有恐惧，而全部是诱惑 了。在这样的时代，国王的权力与国王的责任越来越明显地分离。无论是在国王的实践中，还是在臣民的观念 中，国王不再承担给万民带来安康幸福的责任，而只履行役使万民、剥夺财富的权力。当权力与责任出现分离 时，任何人都是毫不忧郁地抓住权力而放弃责任。而一个只要权力不要责任的国王，就是独裁者。在大多数情况 下，他都会成为一个暴君。以暴君形象为代表的独裁专制统治时代就这样无可阻挡地来临了。人们把这个时代命 名为文明时代。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七、古代国王与臣民有什么契约？ 　　在中世纪的阿拉贡王国（今西班牙境内），臣民向国王宣誓时这样说："我们这些并不比你卑贱的人， 向你这位并不比我们高贵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们的自由并遵守法律，我们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统 治者，否则，我们就不接受。"此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君与臣的人格平等观，二是君权有限观（即君权的 存在是有条件的），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里明确了君权民授、主权在民的政治观念。 　　看来卢梭的契约学说并不是他的玄想，而是能从欧洲人的历史实践中找到依据和启发的。 　　弗雷泽在《金枝》中谈到了古代社会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就是国王到了一定的时期，比如他的任期届 满之时、他的精力衰竭之时、遇到水涝灾害导致严重饥荒之时、战争失败之时等等必须被处死。巴比伦、古希 腊、古罗马、非洲丛林部落等等文化中发现了大量的人类学材料足以证明这种历史确实曾经存在。古代阿拉伯人 游记里记载过俄罗斯南部咯萨尔人有组织有步骤地处死不配继续当政的国王的情况。弗雷泽对这一习俗十分重 视，为此写过一本专论予以考察研究。他把产生这一习俗的政治背景称为有限君主制政体。阿拉贡王国臣民对国 王的宣誓词极其政治理念多半也是在这样的政体下产生的。看来，自古以来，欧洲人心目中的国王与中国人心目 中的皇帝就有巨大的差别。中国皇帝是覆盖一切的，是无限的，是无条件统治万民的，是万寿无疆的。欧洲国王 是有限的，是有条件执掌政权的，掌权时间和权利范围都是有限制的。 　　弗雷泽没有谈到中国古代是否也曾经存在过有限君主制政体。但从墨子留下的言论和主张看，在远古时 代的中国大地上，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景象。墨子反复谈到选举君主问题。他说，为 了建立天下秩序，就选择贤良而又有政治才能的人，立之为天子。天子的才能和力量一定有限，又选择贤良而又 有政治才能的人担任三公，辅佐天子执掌军政大权。由于天下地域辽阔，光是天子和三公不足以治理，于是又选 择贤良而又有政治才能的人担任诸侯。他还说，立国立都，选举天子和诸侯，不是让你娇纵恣肆、胡作非为的， 而是要你为老百姓兴利除害谋安谋福的。墨子的这些话，虽然没有明显的契约观念，更没有君民平等的意识，但 君王民选的主张一直十分坚决，君权民授的思想也如丝如侣，时隐时现。这究竟是墨子桃花源式的社会理想，还 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事实？ 　　我相信，就像卢梭的社会契约说不是他的玄想一样，墨子关于选举的主张，也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业已过 去的历史事实。在诸多部落组成社会时，一般很难有哪一个家族能够具有绝对优势独霸大权，较为普遍的情况应 该是若干大家族争夺王权。在这争夺的过程中，有时候可能是诉诸武力决出胜负，有时候则可能是由社会各方面 势力权衡优劣选择贤能。直到18世纪仍然在德国流行的选侯制度，也许在古代中国大地上也曾经流行过。而所有 的选举行为，它本身就内在地隐含着契约和契约精神。选举时的愿望和标准，就是附加给当选者的条件和限制。 也就是说，君主制政体虽然是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政体，但只要选举曾经普遍存在过，我们就可以相信，最为流 行的应该是有限君主制政体，而绝对君主制政体则是不够普遍的。像中国皇帝那样无条件统治万民而且万寿无疆 的现象，其存在的时间和存在的范围可能都是有限的。 聂绀弩（我若为王） ［ 作者：聂绀弩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379 更新时间：2004-1-2 【聂绀弩】（１９０３—１９８５）　现代作家、学者。湖北京山县人。以杂文、散文见长，著作颇丰。自 １９４１年出版杂文集《历史的奥秘》，所出杂文集有《蛇与塔》、《早醒记》、《关于知识分子》、《春 日》、《论白俄》、《论怕老婆》、《血书》、《二鸭杂文》、《寸磔纸老虎》、《绀弩杂文选》等。散文集有 《沉吟》 、《巨像》、《海外奇淡》等。小说集有《邂逅》、《姐姐》、《绀弩小说集》等。专著有《语言·文 字·思想》、《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在缅甸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 上海《中华日报》副刊和《动向》、新四军军部刊物《抗敌》、桂林《力报》副刊等处任编辑。１９４９年后， 先后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 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其主要成就在杂文。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富于知识 性、逻辑性，在当时的杂文领域较有影响。 聂绀弩是卓越的杂文大家，又是卓越的诗人。胡乔木称他是中国诗坛上“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 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本书为新旧体合编的诗全编，旧体诗词以《散宜生诗》为主要依据，不载此本而见于其他各本的篇章，都收 入集外诗《拾遗草》中，而大量是从各方面搜集来的，共计一百六十四首。全编中的新诗集为《山呼》计十六 首，从未发表。 绀弩的诗由于有着十分突出的个人风格和十分精采的艺术特色，被不少人称为聂体，即以杂文入诗——“严 肃的打油，沉痛的悠闲”。 聂绀弩作品选读---阮玲玉的短见（我若为王） ［ 作者：聂绀弩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372 更新时间：2004-1-2 文章录入：laomu ］ 男女平权是“五四”运动的主要课题之一 。它的涵义无非是说女人应该有和男 人同样的人权，应该有和男人同样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无非说明那时以前的女人是屈 服在封建道德——旧礼教的束缚之下的某种东西，是她们的父亲，丈夫甚至儿子的附 属物，（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是家庭或闺房的必需品，然而不是一个 和男人一样的社会人。不错，“五四”以后，旧礼教的淫威已相当地减低，一部分的 女人已得到许多“五四”以前的女人所没有的某种限度的自由——恋爱、婚姻、教育、 职业等等；可是不但穷乡僻壤，没有知识，依赖男子为活的女人们的生活，比“五四” 以前的女人没有改变什么；就是住在都市上，受过相当教育，独立生活着的女人像阮 玲玉，也仍旧没有取得社会人的地位，和“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所预期的男女平权 还差得很远。在这里，我不想分析何以成为这样的原因，那分析且留待别的机会；我 只想指出我们今天的社会仍旧是种怎样的情形，同时说明阮玲玉没有得到社会的地位， 是她不得不寻短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阮玲玉寻短见，以张达民的控告为导因。张达民何以能控告她和唐季珊呢？岂不 是因为张达民和唐季珊彼此都各以阮玲玉为自己的东西而发生争夺？岂不是因为张达 民和阮玲玉都以为阮玲玉背弃张达民正和奴隶背弃主人一样，所以才一个怀恨，想把 背弃的形式转换为贩卖的形式，以保持主人的尊严，因而索价，索价不遂，因而控告； 另一个则觉得“人言可畏”（阮玲玉绝命书）不能不以一死谢责的么？从“人言可畏” 这句话看来，可知不但张达民，唐季珊，阮玲玉三个人这样看，这样想，就是社会上 一般人也是这样看，这样想；既然社会上一般人和他们三个人都是这样看，这样想， 岂不是说明阮玲玉并没有得到社会人的地位，还不过是，或应该是张达民或唐季珊的 一件附属品么？不错，阮玲玉已经有了正当的职业，并且享到了不小的荣誉，她对于 艺术乃至社会的贡献，决不是衙蠹，市侩的张达民，唐季珊所可望其万一；但尽管这 样，一触及另外方面的问题，她在社会、在家庭、乃至在她自己的观念里，她始终没 有超过附属品的地位。正像伊索先生，那怕他的文学天才为人所景仰，他的寓言为人 所传诵，但他自己仍不过是他的主人的奴隶而已。如果阮玲玉不是一个附属品而是一 个社会人，在这样的场合，他不会像被贩卖一样地被张达民索价，纵然被索价，也不 会被控告而觉得“人言可畏”的吧。那么，有什么理由会叫她寻短见呢？ 然而阮玲玉如果是一个真实意味的奴隶，她也许不会寻短见。因为主人的苛虐是 可以被奴隶习惯，被认为正当甚至被认为恩惠的。同时在主人方面，他有充分的权利 可以公然处治一个背弃自己的奴隶，也用不着奴隶自己准备的安眠药。 如果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那情形也会完全不同。我们历来的女 艺人的地位的卑下是周知的。过去的且不说，就是现在的那保有最浓厚的封建气分的 旧戏班里的女伶乃至电影界的某几个个别的女明星，仍旧只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 公子哥儿们玩弄的侍姬、外室乃至夜度娘。从这一 事实可以推知，如果在完全的封 建社会里面，阮玲玉的地位，会比现在所有的还要卑下。并不是说如果地位卑下就不 会寻短见，只是说处在那种地位的人，她的知识思想乃至感情，会被蒙蔽被束缚得更 厉害，更容易学会屈服，更容易安于卑下，能够感到像阮玲玉现在所感到的矛盾苦闷 因以寻短见的机会是少有的。 现在的社会不用说不是奴隶社会，也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像前面说过的一样， 一部分妇女们已经得到了恋爱、婚姻、教育、职业方面的相当的自由。她们不但不是 奴隶，并且也已经不是完全的附属品。她们的知识思想乃至感情上的蒙蔽或束缚，已 经不像从前那样厉害，比较容易有一个觉醒的或半觉醒的灵魂来感知她们所接触到的 社会的一切。但是另一方面，封建势力还残存着，封建时代的文化思想——道德观伦 理观还或多或少地盘据在她们的脑子里。恐怕很少人能够说洗清了人们脑子里的封建 残余。那些旧的道德观伦理观，在大多数民众，也许还是唯一的精神的财产；但对于 一 部分过着另外一种生活的人，却是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适应的，甚至和他们的思 想冲突的。平居无事的时候，纵然觉得不调合，却很容易持一种优柔的态度，以为不 肃清它，也不足重轻；可是一旦有事，它却冷不防地作起怪来，和你斗争，不但你毁 灭它，就是它毁灭你。阮玲玉的短见就是具体的说明。 据接近阮玲玉的人的谈话及她自己的绝命书看来，阮玲玉的脑子里的封建残余是 很有力的，但是由于社会情势的变易，她的生活环境的指唆，她已经和旧式女人不同， 也不能作一个旧式女人了。如果她的婚姻没有什么纠纷，新和旧的冲突也许会潜伏着 的吧。可惜她没有那们好的命运，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很容易解决的纠纷倒成了她致命 的导因。到这时候纵然发见那封建怪物的毒恶，已经迟了。 杀阮玲玉的不是她自己，也不是张达民，唐季珊某个人，是到现在还残存着的封 建势力，是那盘据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的封建社会的道德观伦理观。“五四”运动 没有完成肃清封建文化的伟业，封建的毒焰现在反有日见旺盛之势。阮玲玉是作了这 不幸的时代的牺牲，但像阮玲玉的人，“真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她不是最初的 一个，也不会是最后的一个的吧。为了纪念一个多才多艺的艺人，为了拯救传统文化 束缚之下的未来的牺牲者，我们对于残存的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留下来的任何影响， 是不能忽视的。在《太白》第十期，我发表过一篇《谈娜拉》，内面有：“娜拉的时 代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女性会以跟娜拉完全不同的姿态而出现”之类的话。但 娜拉的时代虽然过去，新时代的女性身上应该同时负有作为反封建的娜拉的任务，也 只有通过新女性的势力，娜拉的愿望才能彻底实现。阮玲玉的短见将成为新女性的一 个有力的刺激。 选自《聂绀弩杂文集》 回复：一代奇人有奇诗（聂绀弩|我若为王） 聂绀弩作品选读---谈杂文（我若为王） ［ 作者：聂绀弩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683 更新时间：2004-1-2 《现代》九月号的《文艺独白》上有一篇反对杂文的文章，作者林希隽先生说： “杂文”的“蓬勃”，是“畸形的发展”，“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社 会的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 会，……随时随地都有着……更有意义的文学创作之丰富的题材……为什么不下点功 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些那种零碎断片的杂文？“要不是说作家之甘 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 者的严肃工作。”“严格地说，是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的破产，没有刻苦艰辛的态度来 埋首于一些繁重文学创作。”此外，林先生还说，“写杂文，应视是最可耻可卑的事， 充其量只是一种浪费的生产罢了。”不用说，“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这现 象……非特无丝毫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林先生的字典上，大约没有更多的辱骂了；不然，这篇“杂文”（对不起，在林 先生把自己这篇大作明文规定为“小说”或“戏曲”以前，我只好不揣冒昧地称它为 “杂文”）该不会一千多字就完卷的吧。 “杂文”是文章的一种体裁。它现在也许还没有成为定型。 但文艺上的各种体裁，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杂文也跟小说戏曲一样，会由作 者的努力，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何凝先生在《Ｌ．Ｓ．杂感选集》上说的“这种文 体，将要因为Ｌ．Ｓ．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 Feuilleton）的代名词”，正是这个 意思。文章不从内容上去观察，不注意文章所演的任务，先注目于作为形式的条件之 一的体裁，把某些体裁抬到三十三 天，某些体裁打入十八层地狱，完全是形式主义 的偏见。至于由某种体裁来推断作者是可尊可敬或“可耻可卑”，这种智慧，恐怕只 有为沙利文饼干公司服务的先知（？）“任道先生”才有的。 小说戏曲，不错，能够用具体的形象，把社会的现象指示给读者；它的任务的确 不是杂文所能达到的。但杂文也自有它独特的任务，为小说戏曲所不及的地方。眼前 就是例子，林先生的这篇杂文和杂文家林先生“为甚么不下点工夫，把这些写成小说 或戏剧，却偏偏要写成零碎断片的杂文”呢？也许林先生自己以为是“创作精神破产”， 所以“甘自菲北，“投机取巧”，但依我看来，未必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的“题材”， 再下多工夫，也不能写成小说或戏曲，所以不得不借重于自己所深恶痛绝的杂文的吧。 依此说来，文章的体裁，各有各的用处；即使个人的偏见，看不起某种体裁，到了非 用它不可的时候，可又不能不采用。甚么杂文“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是一 句毫无意义的废话。 “杂文”的“蓬勃”，也许可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但这畸形的原形，决不 是像林先生所说，是由于作家之“菲北，“投机”，“可卑”，畏难等等个人的缺陷 之类；倒是有它确凿的社会根据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现中国，固然“随 时随地都有着丰富的题材”，可以“下点工夫”，“写成小说或戏剧”，但是能下而 又肯下工夫的是谁呢？有闲的遗老遗壮遗少们，只是天字第一号的滑头，虽不一定积 极地直接地成为剥削者；但在这动乱的社会，一面既怕旧东西的残害，一面又怕新的 力量来夺去了现有的优势，于是在自己的周围造起一座墙，跟社会隔绝得水泄不通， 好像某种动物，一遇险象，就先设法朦蔽自己的眼睛，或把整个身体都缩到某种地方 去。纵有“丰富的题材”，也看不见，还谈甚么“创作精神”？有些没落的“沉痛”， 那只好“寄”之于“悠闲”，写点四平八稳，从容恬淡的正宗小品，聊以排遣这目前 的岁月。不但小说戏曲写不出，就连散文也只能“斜而不敢“杂”！自然，有些聪明 的遗少们，是会借“埋首”创作，来做逃避现实的口实的。可惜他们的视野既小如针 尖，又不敢正眼凝视现实，“丰富的题材”，在他们面前，也变成贫乏。他们“写成 小说戏曲”，只能是经过了粉饰歪曲的画图。不过他们毕竟是聪明的，不但借“埋首” 创作来逃避现实，并且借“埋首”创作来反对杂文了。此外，还有些无文无行的角色， 小说戏曲不用说，能够写点通娘捣奶奶式的他们的所谓杂文，已经要算是他们的选手， 根本就不该对他们存甚么希望。不用说，把“丰富的题材”，“下点工夫”，写成作 品的任务，只有在另一部分的作家的肩上。这另一部分的作家，“丰富的题材”是要 采取的，小说戏曲以及任何文艺体裁是要运用的。他们写过不少的小说戏曲，现在还 在写，而且将不断地写下去。 不过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他们要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出社会的日常事 变，因此就较大量地产生了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社会日常事变的杂文，由这种“畸形 的”社会根据产生出来的杂文，不但丝毫不足以“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破产，没有刻苦 艰辛的态度”，刚刚相反，它正是作家的“创作精神”，正是从刻苦艰辛中产生出来 的创作。只有窃取光荣的杂文的形式来做反对杂文的杂文，像林先生的大作之类，才 是这种杂文的例外。 现在再看社会上需不需要这种杂文。林先生为要说明“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看来 ——非特毫无需要之处”，故意把读者对杂文的欢迎及杂文在读者中的影响一字不提， 这手法是很巧妙的，可惜马脚不留心时候又露出来了。林先生自己说，“而杂文之不 胫而走，正是不足怪的事”。有这样的事么？ 杂文“丝毫无需要之处”，却又能“不胫而走”；走了，又“不足怪”。这道理 恐怕只有林先生自己才懂得。“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杂文的“不胫而走”， 我也说“正是不足怪的事”。历史转动了前进的车轮，使大众迫切地需要理解。 正同需要物质的供应一样，他们也需要精神的粮食。“拿粮食来！”他们喊。可 不一定限定作家只写小说戏曲或某种特定的体裁。不过，“在目前，现时代”，他们 不期然而然地多量地选择了这种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日常事变，而又最浅显最容易 消化的杂文。在这种场合，杂文绝不是什么“丝毫无需要之处”或“浪费的生产”， 除了林先生自己的杂文。 一九三四，九，二，上海。 聂绀弩作品选读---韩康的药店（我若为王） ［ 作者：聂绀弩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237 更新时间：2004-1-2 韩康是个卖药的，在十字街头开着一家小小的药店。 韩康人老实，卖的都是真药；向来把钱财看得淡，又没有亲朋老小要照顾，药价 都定得便宜；再加上人和气，容易说话，拖欠他一点钱也不大要紧。人们都乐于照顾 他，门口常是穿进涌出，人山人海。 有一天，西门大官人打他门口走过，人挤得几乎叫大官人穿不过马。大官人问玳 安，为什么这儿有这么多人？玳安回禀是到韩家买药的。大官人大吃一惊。大官人刚 才就是到自己的药店里去算过账的。因为生意清淡，管事的都吃喝着大官人的血本， 大官人正打算收业，却为了体面而踌躇着。怎么韩康药店里的生意却这么好呢？想是 这店开在十字街头，居全城之中，来往行人甚多，故尔如此。药店招牌，名唤“寿世”， 病家更自欢喜。“我且再作理会！”大官人对自己说。 第二天早晨，韩康正在账桌上登账，两个伙计在柜台上招呼点药。只见人丛里挤 进一个人来，叫道一声：“韩老板在家么？” 韩康起身看时，却是西门大官人的亲随玳安，心里一愣，但连忙脸上堆笑，唱了 一个肥喏：“不知今天甚风吹得大叔到小人寒舍？怎不请到店内坐地？” “打搅不当，正要借一步讲话。” 韩康把玳安请到柜台后面一个小房里坐好，斟了一杯茶奉上，口里说：“寒舍窄 小，不成看相；药臭冲天，有冒大叔贵体，大叔休得见怪！” “韩大哥有所不知。我家大官人不知听信谁家闲言，好好的大药店，说是要收业 了。你说可笑也不？” 韩康不懂玳安的话里有什么意思，却不得不随口应和：“大人不干小事，大官人 何处不省下些银两，药店济得甚事？” “可知怪么，却想重开一家小的。” “也好，还是小营生自在。” “因此，大官人命玳安来问，韩大哥这般大小药店，该得几何银两？” “有甚难见处？上连屋瓦，下连地泥，也不到百十两银子。” “既是这般，大官人假若好赍发大哥一些银两，大哥愿把宝店出顶么？连招牌在 内。” “大叔取笑，小人无福，怎得大官人正眼儿觑到小店上来？” “只问大哥愿不？”玳安两眼盯住韩康。 韩康寻思，这回糟了。要待允时，谁不知西门庆是说真方卖假药的都头，若非这 等，怎的店里鬼不上门？借给他自家招牌不干甚事，伤害别人性命，可是罪过。要待 不允，那厮平日欺压良民，为非作歹，说得出，作得到，连官府也奈何他不得，怎能 与他计较？罢，忍得一时之气，省得百日之灾，且换些银两再说。于是答道：“若得 大官人真实看顾小人，可知小人前世修得。” “还是大哥爽快。银两随带在此，便请清点。” “且慢，”韩康按住桌上银两说：“小人尚有一言，须得大叔禀明大官人，才敢 收下银两。小人自幼生长药材行里，不解别种营生。今得大官人赏赐银两，恐日后仍 作药材母金，请大官人休得降罪。” “这个自然，大官人岂能断人生路？” “只是小人浅见，还望大叔海涵则个！” 闲言少叙，且说大官人顶了韩康的药店，便将旧有的大药店歇了。旧店的存药， 都搬到新顶的小药店来，生意十分兴旺，大官人看了暗自欢喜，便从韩康药橱里检出 些香料补品，带回分给月娘，玉楼，金莲等使用。 可是不到半年，小药店门口又冷落下来了。韩康留下的药早已卖完，老店的存药 便大量补充。病家出了大价钱，买回药去，却医不好病。 这时候，韩康却搬到东街，换了招牌，又开了一家小小的药店，名唤“济世”。 韩康的药店一开，一传十 ，十传百，转眼之间，通城的人都晓得了。不但东街， 就是南街，西街，北街的人，也都到韩康店里去买药。门口依旧穿进涌出，人山人海。 韩康也没有别的，不过货真，价廉，可以拖欠而已。 这事又叫大官人得知了。大官人寻思，东方生门，正是卖药之所，不料又被这厮 抢了先。咱却叫他自己理会。 一日薄暮，韩康正待收店，忽然一个彪形大汉，闯进门来，对着韩康问：“韩大 哥在家么？” 韩康招呼： “客官有何需要，韩某便是小人。” “三年前，借去五十两纹银，迄今本利俱无，是何道理？” “客官息怒，韩某生平不曾向人告贷，何处借得客官银两？ 且客官尊姓大名，韩某尚未得知，向来亦未拜识尊颜，何从向客官告贷？” 那人咆哮道：“韩康，你竟是这等无良之辈，当年告贷时，何种好言不曾讲过， 今日却乔作不相识，意图抵赖。” “便是真有此事，从来借贷须有保有据，客官如有保据，韩某还钱不迟。” “有，有，”那人向门外招手道：“张三哥怎地还不进来，代小弟索逋？当年如 不是三哥担保，谁肯把钱借给这乞儿来！” 马上一个黑汉子从门外进来，随即发话道：“这就是韩大哥的不是了。纵然一时 无力，亦可好说宽限，何得竟说乌有？字据今在小弟处，须抵赖不得。” 说着，便从身边掏出一张字纸，远远地示给韩康，韩康看时，虽因天色已晚，不 能仔细，但却已看出不是自己笔迹，并且似乎并非借据。韩康道：“请借字据近处一 看。” 话还未了，那大汉就随手抓住一根木棍，大喝一声，将屋梁上吊下的一盏琉璃花 灯打落下来，跌得粉碎。韩康正待叫唤，那大汉向瘦些的那人说一声，“不趁此时动 手，尚待何时！”就一个擒住韩康两手，一个用破絮塞进韩康嘴内，然后用绳子将他 脚手捆倒在地。店内伙计见势不妙，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天已昏黑，街上行人稀少。 两人举起棍棒将店内药橱门窗，床榻桌椅，一齐打得七零八落，落花流水，药材像雨 点般落在韩康身上，几乎将他埋了。好半天，两人兴尽，才指住韩康道：“便宜了你， 明天还不将欠项还清，须不这般轻易了事。”说罢扬长而去。 过了好久，伙计回来，掌上灯火，才把韩康从药堆里拔出。韩康一面与伙计收拾 零乱的什物药料，一面仔细参详，料是西门庆指使，西门庆迎娶李瓶儿时，也曾如此 这般，打过蒋竹山的。但是若是这厮常来打闹，这便如何是好？ 次日，韩康也不开门应市，只请了几位邻居父老，同在家中坐地，等那两位闲汉 来时，便好与他分说。但一连几日，那两人的影子也不曾见，末后，又是玳安来与韩 康谈了一席话，韩康又把药店连招牌一齐出顶给西门大官人，自己却到南门口另开一 家小店。一来韩康不会别的营生，二来勤俭人，闲着就不知道怎地打发日子。 不用说，韩康的店一开，又是穿进涌出，人山人海，西门大官人顶下的两个店里， 依旧冷冷清清，连韩康留下的药物，这回也卖不完了。 反省，在人类，尤其是像西门大官人之类的人，是一件困难的工作，西门大官人 就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卖的药和药价，总想着是韩康存心和他捣乱，西门大官人本是个 宽宏大量的人，但对于存心捣乱的家伙们，却决不轻易放过。自己本来足智多谋，左 右能够出谋划策的人又着实不少，也就总有方法把韩康的药店顶到手里来。 韩康呢，实在是个不肯讨人欢喜的家伙，自己的药店顶给别人了，总不肯从此收 业。东街的药店顶出去了，在南街里开，南街的药店顶出了，在西街里开；现在西街 的药店又顶出去了，却早在北街开了一家。 西门大官人愤怒极了。有韩康这厮在这城里开药店，自己的药店里的生意总不会 好的。一不做，二不休，大官人想好了一个最毒辣的计策：除非如此这般。 一天夜晚，韩康和伙计已经睡了。街上静静的，忽然有两个人拍门问：“这里是 韩康老板的药店么？” 伙计在门里答应，问他们干什么的。并且说，如果买药，请明天白天里来。 那两个人在外面说：“我们是远方客人，特来韩家买药，有百十两银子的交道。 现在天已大黑，刚到此地，不知何处是客栈，请让我们进店胡乱睡一夜，不等天亮， 把药买好了，还要赶路的。” 韩康本是容易讲话的人，听听门外人的口音，果然是外乡人模样。人家辛辛苦苦， 远道赶来，怎好不开门呢？反正店里有些空屋，便让人家睡睡也没有什么。就吩咐伙 计掌灯开门。不料门一开，却是两个彪形大汉，面貌十分凶恶，足登麻鞋，腰跨扑刀， 把伙计吓了一跳，以为又是来打店的。 两人进来后，便和韩康寒暄了一会，也略略谈了些要买的药物的名目和份量。就 由伙计带领他们在一间小空屋里睡了。 半夜时分，韩康由梦中惊醒，听见门外又有人擂鼓般敲门。说是查夜的。这些日 子，梁山泊的强人声势浩大，各县地方，恐有强人出没，户口调查甚严。常有半夜三 更，官宪率领兵丁，到民家查点等事。韩康一听，早捏了一把汗，自己店里正有两个 不认识的客人。事已至此，后悔不及，只得硬起头皮起来招呼。这时候伙计已把大门 开了。 “你们家里有几个人？”查夜的老爷问。 “两个。一个伙计，一个我。”韩康答。 “再没有别人了么？” “还有两个买药的客人，刚到不久，天亮就走的。” “甚么样的人，叫他来看看。” 说到这里，伙计和韩康都还没有去喊，那两个客人就出来了。衣服穿得好好，似 乎并没有睡。 “兀那黑汉，你不是黑旋风李逵么？我可认得你。”一个做公的指着那粗笨的一 个客人说。 “什么？黑旋风？梁山泊的强人，赶快替我拿下！”老爷说。 可是几个公人听见说是强人，大家都吓得动也不能动。倒是“黑旋风李逵”大喝 一声：“你黑爷爷便是黑旋风李逵，他是俺哥哥神行太保戴宗，便待怎的？”说着， 就和“神行太保戴宗”抡起大拳便打，公人和老爷都连忙闪在一旁，让两个强人逃跑 了。 过了好半天，查夜人们仿佛从梦中惊醒了。老爷指住韩康两人说：“你们好大狗 胆，竟敢窝藏匪盗，左右，还不拿下！” 这回 ，左右可都勇敢当先，大喝一声，就把站在一旁，早已目定口呆有口难分辩 的韩康和伙计都绑起来了。 话休絮烦，从此韩康吃官司去了，他的最后的一个药店抄没归官，又由西门大官 人，用便宜的价钱从官家买了回来。 现在城里只有西门大官人的五家药店，十字街，东街，南街，西街，北街，每处 一所。可是生意仍旧不佳，好像这城里的人，城外的人，离城不远的人们，都忽然一 起不生病了；或者生病就宁可死掉，也不吃药了。 这故事到这里就算完结，有人说，韩康吃了一回官司却并没有死，几年之后，被 开释出来，那时候，西门大官人，已经死在潘金莲的肚子上，五家药店都被掌柜们卷 逃一空，关门大吉。剩下一些粗笨的药柜之类，又被韩康买回去开了新药店。说也奇 怪，韩康的药店一开，人们又重新生起病来，吃起药来，韩康的药店门口，仍旧穿进 涌出，人山人海。不过这是后话。 一九四一 ，二 ，末日，桂林。 原载１９４１年４月１日《野草》第２卷第１．２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