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第一部聚焦新四军 “老虎团” 政委郭猛烈士的长篇人物传记，浦玉生、徐学东合著的《从泷江走来：郭猛传》以 40 余万字的厚重篇幅，填补了红色历史研究的空白。这部耗时二十年调研、三年编写的作品，既承载着抢救性记录英雄事迹的史学使命，也探索了红色传记 “史实性与文学性统一” 的创作路径，其价值与特色可从三个维度深入解读。 一、史学价值：抢救性考据与史料补白的双重突破 在郭猛烈士史料稀缺、知情人大多离世的困境下，《郭猛传》的史学价值首先体现在抢救性考据的扎实性上。作者团队不仅沿烈士生活、战斗轨迹万里寻访，走遍江西吉安故里、江苏盐城牺牲地及北京卫戍区 “老虎团” 老部队，更翻阅 1500 万字史料，新发现家书、论文等珍贵实物，为传记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史实基础。这种 “田野调查 + 文献考证” 的双重路径，有效弥补了官方档案的不足，使郭猛从 “名录上的英烈” 转变为 “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 更为难得的是，作品实现了区域红色史的补白功能。作为盐城 “烈血忠魂” 红色系列丛书的重要组成，该书系统梳理了郭猛从江西苏区参军到新四军抗日牺牲的完整轨迹，将个体命运嵌入中央苏区斗争、新四军敌后抗战的宏大历史语境中，既还原了 “老虎团” 的战斗历程，也为研究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微观视角。对于盐城 128 个以烈士命名的镇村而言，这种 “以人证史” 的书写，更成为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史料支撑。 二、文学表达：平实叙事与精神提炼的平衡艺术 红色传记的创作往往面临 “史实拘谨” 与 “文学生动” 的矛盾，《郭猛传》以 “平实中见精神” 的表达策略实现了平衡。作者摒弃了过度虚构与夸张修辞，采用 “史料 + 叙事” 的笔法，通过郭猛参军入党、战地指挥、为民解难等具体事例，立体呈现其 “对党忠诚、作战勇猛、心系群众” 的精神特质。正如郭猛故里富滩镇镇长吕冬检所言，该书 “用平实的语言讲了一个个神奇的故事”，这种克制的文学表达，反而让英雄形象更具可信度与感染力。 作品的文学巧思还体现在细节刻画与场景还原上。书中通过新发现的家书细节，展现烈士对母亲的牵挂；通过冈沟河反 “扫荡” 的战斗场景描写，再现其临危不惧的指挥风范。图文并茂的呈现形式（史料图片与文字互补）进一步增强了可读性，使读者在 “读史” 的同时获得 “临其境” 的文学体验。这种创作方式既尊重了传记的史实属性，又避免了同类作品 “概念化塑造英雄” 的通病，让红色叙事更易被当代读者接受。 三、社会意义：红色传承与文旅联动的创新实践 《郭猛传》的价值不止于书本本身，更在于其引发的跨地域、多维度社会联动效应。作品出版后，形成了江西吉安（出生地）、江苏盐城（牺牲地）、北京卫戍区 “老虎团”（老部队）的三方联动，催生了经济文化共建、军民共建等系列实践，使 “英雄精神” 从文字转化为实际行动。这种 “一本书串联三地” 的传播现象，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在教育与传播层面，该书实现了多层级受众的全覆盖：作为党政机关爱国主义教育教材，它为党员干部提供了精神参照；作为中小学乡土读物，它让青少年通过英雄故事理解红色基因；作为全民阅读推荐书目，它通过读书分享、篇章诵读等活动，走进乡村与社区。盐都区青少年国防教育基地年均 1.2 万人次的参观量、累计 20 万人次的展陈影响力，印证了作品 “活化红色资源” 的实践成效，使革命传统教育从 “被动接受” 转向 “主动参与”。 客观局限与创作启示 从传记创作的专业视角看，《郭猛传》也存在一定局限：受限于史料稀缺，部分早年经历的叙事依赖间接史料推演，细节丰富度稍显不足；为突出英雄形象，对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呈现相对简略。但这些局限并非创作缺陷，而是红色传记在 “史料有限性” 与 “叙事完整性” 之间的必然权衡。 总体而言，《郭猛传》以 “史笔为骨、文心为肉、精神为魂”，既完成了 “记录英雄、缅怀英雄” 的基本使命，更实现了 “传承精神、赋能当下” 的时代价值。它证明红色传记的生命力，不在于辞藻的华丽，而在于史实的扎实、精神的真挚与传播的创新 —— 这正是该书为当代红色传记创作树立的标杆意义，也为如何 “用好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提供了鲜活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