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启立回忆心中的耀邦：他对我影响最大最深刻 据2005年12月07日人民网报道，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都要受到社会或他人的影响。在我七十多 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在我一 生的许多关键时刻，耀邦同志用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为我指明了做人、处世的原则和道理，支持和帮助我 走过人生坎坷之路。 　　团中央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最没有官气、民主和谐的一个机关 　　我和耀邦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是1955年8月，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召开，当时耀邦 同志已经是团中央书记，而我只不过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在那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全 国学联主席，并被告知要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激动又紧张，见到毛主席时该说些什么话？毛 主席如果问我什么问题该怎么回答？哪些事该向毛主席汇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也许体谅到我当时的心情，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时候，耀邦同志找我来了。他先是解除我的紧张情绪，说毛主 席是人民领袖，他老人家平易近人，尤其关心爱护青年人，完全用不着紧张，随后又对我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辅导 和帮助。他启发我说，毛主席可能会问你们讨论了什么问题，同学们有些什么意见和要求。我说，那问题就多 了，不知道该反映哪一条好。耀邦同志耐心地听取了我的叙述，不厌其烦地帮我归纳出几个问题：要加强形势的 学习和教育，要增强社会实践，要有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等。然后又教导我说，你是学生代表，要从学生的要求 角度提出问题，不能从团干部角度提问题。于是我又把同学们的意见归纳为想听形势报告，但一些领导同志请不 来；想参观工厂，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让去；毕业后走入社会，遇到困难容易悲观失望等等。 　　到了毛主席那里，我按耀邦同志帮我思考归纳的几个问题，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后很高兴。 针对青年对困难思想准备不足，遇到困难会悲观失望的问题，毛主席专门讲了一大段青年人应该如何对待困难的 话。毛主席说：“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是越来越黑暗，但是也不会像探照灯那样，笔直地照向天 空。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战争时期有战争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的困难不一定比 战争时期的困难小，甚至会更大。老一辈人死了，困难就是青年人的了，当然，那时候你们的条件会更好 些……” 　　毛主席的话，当时我听得似懂非懂，心想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真刀真枪，你死我活，要流血甚至要豁出生命， 那该有很多艰难，和平时期也会有困难，但怎么会比战争时期困难更大呢？半个世纪过去，经历了反右运动、庐 山会议、“文革”动乱等历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经历了革命斗争的曲折复杂和人世的兴衰荣辱，我才真正懂 得了毛主席这段话的分量。 　　回头想一想，如果不是当时耀邦同志启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就听不到毛主席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论述。耀 邦同志手把手地帮助我通过了这场考试，这是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后上的第一堂课。 　　第二年，我被调到团中央联络部当一名普通干部。一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我就发现这里跟别的机关不一样。 机关的同志不分男女大小，也不论资格深浅，对所有的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包括耀邦同志在内，都是直呼其 名，不加官衔，绝没有某某书记、某某部长的称呼。在工作上，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同志之间，也是相互帮 助，相互支持，团结协作，亲密无间。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最没有官 气、民主和谐的一个机关。和很多同志一样，我从一认识他就称他耀邦同志，直到他到中央工作，后来当了总书 记，我还是称他耀邦同志，一直这么叫了几十年。这个称呼，在我们是饱含着信任、亲切和尊重，而他也很乐意 同志们这么称呼他，丝毫没有感到不自在，不舒服。 　　1964年，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积极倡导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在共青团九届三次会议上，我被破格选为团中央书 记处候补书记。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我当时的年龄、资历和水平，走到这样重要的领导岗位，无论在团中央机 关、团系统内部还是社会上，震动都不小，赞扬、鼓励的话也很多。 　　就在这时，耀邦同志和我有一次中肯的谈话。他说，启立啊，你是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这是党组织的培 养教育，是广大团员、青年对你的信任，也是青年事业的需要。这副担子很重，你要勇敢地挑起来。可是，你要 懂得，职位的提拔不会对你的知识、品德、修养、本领有任何的改变，这一切都需要你通过刻苦学习、艰苦实践 才能得到。职位的改变好比你今天穿中山装，明天穿衬衫，衣服变了，衣服里的人丝毫没变，你还是你，还是昨 天那个启立。职务、荣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随时可以改变，但你自己的人格、知识、道德、本领不会自然改 变。你当了候补书记，可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好自为之啊！ 　　他的这些话，让我服了一服清凉剂，使我懂得了对待名誉地位的正确态度，进一步确立了作为革命者的荣辱 观，使我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保持了清醒头脑，正确处理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个人与事业的关系，始终 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没把当时的提拔看得多么重，也懂得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名利、地位都不过是身外 之物。有了这个人生态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遭受残酷斗争时，个人也没有多么绝望和悲 哀。由于党多年的教育，特别是耀邦同志的谆谆教诲，支持我度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承受住了 在一般人看来是由九天之上直落九地之下的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