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智慧岛
在历史的深处
作者：孙 郁 @ 2000-11-26
在历史的深处
孙郁
书评书目：《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
书评作者：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生于大连。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文学硕士。主要著作
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被亵渎的鲁迅》、《真假闲适》等。
历史学是个专门的学问，没有相当的训练进入不了其大门。不过那也是指对死资料的爬梳，而
做活资料的记录、研究，则要有另一套本领。记得前几年在《读书》杂志上看到陈徒手的文章，就
曾感慨活的资料研究在中国的不易，敢于此中下苦力者毕竟有限。他研究沈从文、俞平伯、丁玲、
老舍、郭小川等人，不是从文本入手探其得失，而是从相关档案和当事人采访中，摸索回应。陈徒
手是个细腻、专一、富有使命感的人，他的采访视角融进了报人和史家的情怀，学理的东西也可从
中感到。这些文章的结集出版，给了我全面了解他的机会，认真地拜读了这本《人有病天知否》，
着实激动了一番。
陈徒手的文字很有特点，他描述历史，完全以史料讲话，且大多是人物访谈。采访角度之奇，
当事者之多，让我很感新鲜。为当代文学写史，离不开这一类的劳作。作者写丁玲、赵树理、郭小
川、沈从文，大气磅礴，结论隐在史料中。在人海里寻根究底，线索纷纪而有序，需要一种智慧，
全书展现的正是这种东西。前几年读朱正的书（即《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觉得就是这个特点。不过朱先生用的是死资料，陈徒手用的是活资料。气韵还是接近的。程千帆先
生认为这是以“汉学”笔法治“宋学”，确是精当之语。我们中国的文学史研究，缺乏的正是这个。
过去谈文学史，文本的分析很多，而文本之外的掌故，则大多阙如。比如中古的文人们，生平
的东西就知道得有限。像五四时期的一些作家的档案，也大多模糊了。文本之外的东西，殊为重
要，只有看了那些日常生活的真相，方可懂得我们的文学，何以会是那样。陈徒手大约不是一个诗
人，他的书很少咏叹书怀，但却打动着人的心灵。他挖掘出了作家日常生活的细节，将这些快要流
失的故事记录下来，很有意味。比如郭小川在“文革”后期的苦难，汪曾祺在样板戏团的荣辱，赵树
理在京城的受困，等等。这是一些忧伤的故事，是中国历史的一道暗影。我以为史料的力量毫不逊
于理论的力量。它可以让后人从中抽象出一种学理，而这，有着更为永恒的魅力。
历史是后人写的，明代人写元史，清代人修明史，观点受到了当下风气的影响。所以，史书的
真实往往要打一点折扣。最好的办法，是录下当事者的回忆，不搀杂先验的东西。但许多年来，走
这条路的人很少。又因为历史环境的复杂，许多人事物影，远逝而去，是件很可惜的事。陈徒手用
的是笨功夫，是昨日旧迹的打捞者。他和老年人交谈，与亲历过历史事件的人接触，为我们留下了
宝贵的史料。我记得西方有学者是重视这类写作的，我们的邻国日本，也盛行此类的著述。不知道
为何，我们的学人，大多漠视了它们。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史缺乏力度？想一想，与此是有关的吧。
许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想法，搞文学史的研究，民国以前的，尚可做做，而当代的，则难度很
大。这原因一方面是历史太近，不好把握。另一方面，能及五四那代的人，十分有限。陈徒手的
书，打破了我的观念，好似从中感到了新的力量。那些我们曾亲历过的时光，原来还有那么可琢磨
的地方，它在思想中和文化史上，有着不小的研究价值。我们曾丧失了什么？为什么会远离人本的
东西？艺术会脱离社会么？在这里，我们会想得很多，而今天，能让我们陷人思考的好书，不是很
多了。（摘自《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