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与水浒文化研究三题 浦玉生 一、从中国古代史料学角度看施耐庵史料的可征信 史料，或称历史资料，是研究和编纂历史所用的材料。“历史”在史学工作者的术语中主要有两种 意思：一是指人类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即客观存在的历史；二是指人们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追述，即口 传或记录下来的历史。由于前者具有一去不复返的性质，它既不可能重现，也不可能进行复制，因此人 类要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历史，就必须凭借具体的材料加以考察、研究、总结和描述。这些具体的材料的 总和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史料。 广义的史料，应包括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或简称遗迹。这些遗迹有 的是有形的，如遗址、遗物等；有的是无形的，如文化风俗和其他观念形态的东西；还有的是有形和无 形相结合的，如以文字、图画等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材料。 史学界通常把史料分为三大类，即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和口传史料。它们各有特点，难以互相代 替，但可以互相补充。 实物史料，即史迹遗存，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直接证据，一是遗址，这是指人类历史活动在某些具体 的地址上所保存的遗迹，如居址、村落、作坊、城堡，游牧民族的活动遗迹，以及一些与具体历史事件 相关的遗迹如战场遗迹等等。施耐庵问题的实物史料有多种，如位于大丰市白驹镇北大街的施氏宗祠， 是纪念施氏祖先（施耐庵为一世祖）的地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完好（现镇粮管所所在地），仿施氏 宗祠遗址兴建的施耐庵纪念馆（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白驹镇花家垛。施耐庵的后裔居住于串场河 沿岸，主要是大丰市白驹镇、兴化市施家桥一带。施氏宗祠有石鼓、施子安残碑（施耐庵字子安）等。 二是墓葬，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社会遗迹，其中不但有人的遗体，而且往往保存有较为完整的随葬品， 有的还有壁画和古代文献。兴化市施家桥施耐庵墓（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明代初期，是其孙子文 昱时从淮安（楚州）迁葬于此，相传是施耐庵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狮子地，两河相接一小岛，有 狮子盘绣球之说）。同在此处出土的明景泰四年（1453年）施让地照拓本存兴化，1958年时施家大队平 整土地时，在施耐庵墓南约80米，挖出施让墓，发现棺材一口，施让地照一块及碎瓷。1962年南京博物 院派人前往清理施让残墓。三是遗物，通常称为历史文物。比如“苏迁施氏宗”祭祀始祖是施耐庵，九 世是施奉桥。1955年秋大丰县白驹公社狮子口大队第九生产队出土施奉桥地券。四是人体本身和古代语 言。语言学界有一句很出名的话：说“有”易，说“无”难。水浒的语言有山东、浙江或吴语，但也有 江淮方言。如口童(二字合一，音chuang），意即无节制地吃喝。这个字为里下河地区所有，而别处未见 说。反映了白驹周围特有的语言，至今仍在民间口头表达。《广韵》澄母江韵，“口童，吃貌。”。再 如《水浒》楔子中有“北极殿”一词，《辞海》未收此词条目，“北极殿”在今大丰市草堰镇，古属泰 州白驹场，是元末农民起义劲旅张士诚的聚义处。这是施耐庵写《水浒传》的内证和记号。 文字史料，是指用文字记录的形式体现和保存下来的人类活动遗迹，它通常主要指各种书籍，但也 包括各种铭刻及其他非书籍形式的散存文字材料，有时人们为了叙述或使用上的方便，也统称之为文献 史料。元明清三代和民国时期有关于施耐庵的文字资料约四十件。尤以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袁吉 人《耐庵小史》、李详、刘仲书《施耐庵墓志》最为有名。他们说：“施耐庵，白驹场人。”“施隐士 墓，在县境东合塔圩内施家桥，葬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口传史料，又称口述史料或口碑史料，主要是指以口头流传为显著牲的史料。它的最常见、最典型 的表现形式是神话、民间故事和歌谣。但在现代史料学的意义上，口传史料也包含了一些不同于正式历 史记载的回忆录、调查记录甚至文艺作品等。这一类史料的起源，可以一直上溯到人类史前文化的时 期。就现在所知，人类最初记忆自己的历史，就主要依靠口传的形式，并且在文字产生以后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内，口传史料仍是相当重要的史料。我国古代的瞽史，就是专掌口传历史的史官，相传《左传》 中就有不少材料出自瞽史左丘明的口传。宋末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特别强调“文”和“献”的 分别，把典籍所载称之为“文”，前人议论称之为“献”，便显示了文献史料和口传史料的内在联系和 区别。“文献”一词最早出现的记载孔子言论的《论语》中，反映了我国古代学者重视口传资料的悠久 传统。 近代史料考证的新方法：一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即在以新发现的“地下史料”去印证固有的 “纸上材料”，他突破了清朝乾嘉考证方法，发展了重视实物证据的科学历史观念。二是胡适“大胆的 假设，小心的求证”法。一方面要想立新说，就要有一个假设，另一方面是小心求证，是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法。三是顾颉刚“层累式”考证方法，它是考证古代史料、揭穿伪史的重要方法。尽管后两种方法 还不是完全的科学方法论，但同样给我们以启发。 关于施耐庵的口传史料很多，特别是在施耐庵流徙地更是如此，由于元明清三代屡屡查禁《水浒 传》，所以一切有关施耐庵的资料难以进入正统的典籍之中，倒是在他流徙过的地方和他的后裔聚集地 盛行开来，口耳相传，代代不息。应该说从20世纪七十年起，我就在施耐庵的故里听说了一些传说故 事，从1982起开始有意识的寻访施耐庵的足迹，行程万里并作《施耐庵寻踪》，在江苏大丰、兴化的施 氏宗祠、施耐庵墓、施氏聚集地，淮安市楚州区小方壶斋，张家港市风凰山（河阳山）永庆寺、江阴市 祝塘大宅里，在苏州城及浒墅关，在浙江钱塘（杭州）、温州市的文成县、丽水市的青田县，在山东济 宁市的梁山、菏泽市的郓城县、泰安市的东平县、聊城市的阳谷县。这里都流传着施耐庵的故事，当地 的地方志或文史资料或多或少都有记载，在此基础上我编写了《施耐庵年谱》。口传资料弥补了官方典 籍之不足，从综合的、系统的、全息的思考施耐庵问题，并与罗贯中、刘基、朱升、杨维桢、顾逖、张 士诚等联系起来研究，我们就能迎刃而解一些关键问题，将施耐庵放在元末明初的历史大背景下去，我 们就能破译施耐庵之谜。 1982年是施耐庵年，出现了“施耐庵热”，时年掌管国家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指示下，诸多专家召开 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这个会上30位专家中尽管以刘冬为首的肯定派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专 家均认定彦端、施让、文昱、廷佐等四代是真的，但彦端是否就是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尚有怀疑，当 然怀疑不是否定。现在我们运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进行论证，即以新发现的“地下史料”去印证 固有的“纸上材料”从而说明施耐庵史料的可征信。 1958年在施耐庵墓南约80米挖出施让墓，1962年南京博物院派人清理了施让残墓。1978年发现《处 士施公廷佐墓志铭》，1981年在大丰县大道公社和瑞五队施俊杰献出《施氏长门谱》（国家二级文 物），明代杨新《处士施公（以谦）墓志铭》，谱系起自始祖“彦端公字耐庵”。从“地下史料”碑文 佐证了家谱，如家谱所收的施以谦墓志铭日期为“景泰四年二月”合；家谱所列始祖彦端公，二世祖以 谦公和新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所述“曾祖彦端......生祖以谦”也相符合，出土的文物互相 印证，它对研究《水浒传》及其作者生平，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二、从施耐庵的祖籍地看苏州的水浒文化 为了研究施耐庵，在施耐庵的祖籍地购置房产，与史载的施子祠仅两站路，作为一个新苏州人，住 下来深入进去细细地考察施耐庵与苏州的水浒文化，看苏州的人文对《水浒传》的影响。 苏州的施氏是从湖州（吴兴）而来。据《姑苏志》记载：施家巷“今称朱孝子巷”。《吴县志》： “临濮侯祠，祀先贤施之常，旧在阊门外施家巷”。苏州城有大、小施家巷，旧志介绍唐有施士訇（内 应是亡）。王謇《宋平江坊考》记载：“施氏，鲁惠公子施父五代孙尾生，称施伯，因氏。唐施士訇 （内应是亡），吴人。宋有施磐（下为木），吴县人，家贫力学，颖悟过人”。据清代顾震涛《吴门表 隐》记载：“施相公庙在圆妙观西衙内，宋咸淳三年建。神姓施，名锷，宋湖州名诸生，有化蛇异迹。 吴民尸祝，有镇海侯之封，俗以蟠龙馒头祀焉”（《清嘉录》）。 高俅。据《吴门表隐》记载：“宋高俅墓在横塘。明万历中，土人赵应奎葬亲黄山山北，据地得古 碣，云其宅即今高师巷”（徐鸣时《横溪录》）。 朱面力。据《宋平江坊考》记载：“朱面力宅前桥，按：朱面力宅，在侍其巷朱家园”。《吴门表 隐》记载，十八渔池在朱家园，皆朱面力所浚，弃田坏室，其多。今苏州太湖三山岛上有北宋花石纲开 发遗址景点。 齐云楼。《吴郡志》云：齐云楼“在郡治后子城上，绍兴十四年，郡守王唤重建，两挟循城，为屋 数间，有二小楼翼之，轮奂雄特”，《吴地记》云，唐曹恭王所造。白公诗亦云“改号齐云楼”，盖取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之义。众所周知，齐云楼是张士诚兵败时，众妾自焚之处。作为以张士诚 起义为原型写就的《水浒传》，施耐庵在《成水浒传题后》两首诗中说：“不学东南无讳日，却吟西北 有浮云。”张士诚属东吴，富甲东南，施耐庵是有意将齐云楼意写入书中。刘冬指出施耐庵的两诗，其 风格和《水浒》中诗极似，与“夏日炎炎”一诗相仿，通俗明朗，开放不拘，直舒胸臆：“东南无讳 日”一句，当指张士诚据吴之时，借用“西北有浮云”，指盐城、兴化在苏州的西北。 苏州的石碣何其多。上方山五通神座下石碣八大字曰“肉山酒海，遇汤而败。”明初张三丰书。至 康熙二十四年，巡抚汤斌毁时始见。（《居易集》）《水浒传》始于石碣，终于石碣。偈言与智真长老 的相似，如第五回写鲁智深下山时，智真长老赠他的偈言是：“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 而止。”第九十回五台参禅时，智真长老赠鲁达的偈言：“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 寂。” 苏州的水浒文化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国昆曲博物馆有专门橱柜展出从北京图书馆复印明代张 丑著《真迹日录》抄本上有这样几句话：“魏良辅的南词引证，罗贯中赞词，文征明手抄古本水浒传， 张丑手抄古本水浒传二十卷”。明代大鉴藏家张丑（1577-1644）《真迹日录》卷五载:明代著名书画家 文征明（1470-1559）精楷古本《水浒传》。他的另一本著作《书画见闻表》亦载:文征明小楷古本《水 浒传》。今天我们如能真正搞清古本水浒传兼及苏州文人金圣叹（1608-1661），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三、元末明初同年生卒的施耐庵与杨维桢比较研究 1.元代科举与进士及第 杨维桢，字廉夫，初号梅花道人，又号铁崖、铁雅、铁史、铁笛道人、铁龙道人、铁冠道人、抱遗 道人、梦外梦道人、梅花梦叟、东维子等。诸暨（今属浙江）人。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出生于一个 书香之家，十八岁那年仁宗下诏开科取士，其父杨宏命他习举子业，“俾终业至弱冠不娶”。 施耐庵是1314年虚十九岁延祜元年实行科举，此前的元朝科举已废。与民间传说的施耐庵考中秀才 相吻合。1314年首科乡试时，江浙行省是以《太极图赋》为题，江西行省是以《石鼓赋》为题，湖广行 省是以《天马赋》为题，中选者的赋作随即得以广泛流传，其中有些墨卷还保存至今。元后期（1314- 1368）在中央举行的科举考试也仅有十六科，总共录取进士1139人，在地方一级兴行的科举考试有十七 科，乡试中选而未成进士者估计不超过三千人。 杨维桢年满二十五岁以后，乡里荐举他赴考，父“敕子经不明不得举”，“为筑万卷楼铁崖山中， 使读书楼上。惧性弗颛易怠，去梯，辘轳传食。积五年，贯穿经史百家”。 施耐庵是延祜七年（1320）虚二十五岁时被苏州官吏于诸户内特别推荐为孝行信义。 杨维桢于元泰定二年（1326）以《春秋经》举江浙乡试，明年赴春官，赐二甲进士及第。初署天台 县尹，阶承事郎，但上任仅三年就因故免官。回家隐居近四年，才改官绍兴路钱清场盐司令，“领职五 年，以父忧去”。 施耐庵当也于此时赐进士出身，与民间的传说大致相符。 2.晚年有与顾逖交往史 元至正十九年（1359）十月，以张士诚属官松江同知顾逖召，虚六十四岁的杨维桢携家徙淞，授学 为生，直至终老。明洪武三年（1370）正月，应诏至京师修礼乐书，“仅百日而肺疾作，乃还云间”， 五月谢世，享年七十有五。 在此之后，晚年的施耐庵与“旧同寅”顾逖在兴化有赠答诗。顾逖当的张士诚的官，张士诚兵败， 顾逖只得回兴化故里隐居，于是又有与施耐庵的交往。 3.生活创作受道教影响 杨维桢的生活与创作受到道家和道教的影响，他自称铁笛道人、铁崖仙客，正是其游心于道的一种 象征。如极富神仙色彩的《奔月卮歌》，就是为他的唱和友、茅山道士张雨则赋，而在至正初年写作 《大人词》揭示了“广成至道本自然，有人得之同寿域”的人生奥秘。 施耐庵的《水浒传》全书笼罩着浓重的道家色彩，从道家圣地龙虎山到九天玄女庙等等。 4.关注乐府、元曲和小说 “乐府”一词，原意是指国家设立的音乐歌舞机构。宋代以后，由于词可合乐，也有人称词为乐 府。至元代散曲流行，而散曲之名，实始于明代，到现代才被普遍使用。杨维桢散曲创作生涯由来已 久，但现在作品仅有二十九首小令和一篇套曲，他在曲坛卓然自成一家，只是因其诗名所掩。他的套曲 《吊古》是一篇流传很广、颇为后世所注目的作品，至晚明“犹脍炙人口”。 元代除戏曲、散曲外，小说也取得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元末明初还出现了长篇通俗小说《三国志通 俗演义》、《水浒传》等优秀作品，以诗赋名世的杨维桢虽然志不在斯，但他对当时小说的发展也有所 关注，并曾做过初步尝试。《东维子文集》卷六所收《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反映了廉夫对通俗小说的 关注。其文曰：“因延至舟中，为予说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座客倾耳听，知其腹笥有文史，无烟花脂 粉。”该文作于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杨维桢在渡船上延请说书艺人说北宋末和南宋初的历史故事。所谓 “道君艮岳”，当指今传《大宋宣和遗事》中的部份内容。 施耐庵则以《大宋宣和遗事》为《水浒传》的先声和雏形，而创作了这部卓立千古的世界名著。 5.驱民为盗与逼上梁山 杨维桢在向新任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贴睦迩上《救时论》二首及长书书一通时说“年年苛吏伤王 政，往往红氓叛教条。”与他在至正十四年所作《送关宝临安县长序》中对红巾起义的反思一致，认为 “红氓叛教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苛吏”征求赋徭既急且繁，实为“驱民为盗”。这与施耐庵著 《水浒传》揭示的“逼上梁山”的道理是一致。 6.隐晦曲折以吴王为鉴 在元末起义之际，杨维桢有以乐府旧题（包括唐人新乐府题）写时事者，如《拟战城南》、《铁城 谣》、《问生灵》等，显然是元末战争灾难的真实写照；又《吴宫燕》“演鲍照空城雀语也”，实为张 士诚败亡而作，故诗末有注曰：“此伤丁末九月九日事，亦一代诗史。”而施耐庵在著《水浒传》时以 张士诚起义为背景和原型，而以宋江起义和盘托出。 综上所述，施耐庵与杨维桢均为元末明初的文学大家，同年生同年死，所以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学 作为颇为相似，研究他俩的生平对印证施耐庵史实很有积极意义。 2007/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