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发现者(上) 王文亮 李其芳 　　李锦：1952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射阳县。曾就读于中央党校与中国新闻学院。现为新华社山东分社副 社长，党组副书记，高级记者。以调查研究见长，勤于思考，预见性强，9篇调查报告获国家级和省级社 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参与报道的鲁西北包产到户、沂蒙山区九间棚、西藏甲日乡等典型都曾产生重大社 会影响。著作有《目击中国农村改革》、《中国边境探察》、《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大转折的瞬 间》等，有15篇稿件获国家级和新华社社级优秀新闻作品奖。 　　在新闻界26年，他无愧于“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发现者”： 　　22年前，邓小平称赞他“你有发言权”； 　　10年前，胡锦涛对他说“记者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要深入群众，抓出有说服力的典型”； 　　4年前，范敬宜评价他的专著《大转折的瞬间》“能用政治家的眼光来观察，学者的头脑来思考，史 学家的立足点来回顾，用新闻文字和照片来表达，有不少独到见解”； 　　近几年来，他的专著《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被很多高校列为“两课”教材，教师反映“学生读起 来有兴趣，讨论下去有深度，教学效果非常好”；今天，他在中国传媒大学发表了激情洋溢、理性迸发 的演讲，有一句话最让人难忘“我相信，真理来自下面，最先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真理是经过大风大 浪的考验而被确认的”； 　　…… 　　他就是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李锦。 　　 邓小平对李锦说“你有发言权” 　　记者：前不久，不少媒体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报道时，都介绍了您在1982年向邓小平汇报包产 到户的情况，小平同志接见你的时候曾经说“你有发言权”。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能与邓小平当面接 触，在新闻界留下记录的也就是您了，这为中国新闻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您能谈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李锦：这件事，过去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新闻战线》等不少媒体 做过报道。2004年8月下旬，央视、山东卫视、《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再次做了集中报道。1982年12月 底，农村改革正处于高潮。我作为新当选的团中央委员，由胡锦涛书记介绍给小平同志，汇报地点是人 民大会堂北大厅。小平同志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你有发言权啊！”他询问了农民吃饭、吃肉、住房 等实际问题，关心农民对哪些事意见比较大、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等。 　　事情过去22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小平同志问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他把认识问题的出 发点放在人民的温饱问题上，把人民的生活幸福作为衡量工作的基本标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也是对我的深刻教育。因为记者是沟通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愈是在国家命运转折关头，新闻记 者愈是能发挥作用。小平同志肯定新闻记者的发言权，是对整个新闻界在那场变革中的鼓励和褒奖。 　　记者：在农村改革风云突变的年头，您尚未到而立之年，已成为新闻界的一面旗帜，总书记表扬了 您，新华社党组号召全社向您学习，中直机关党委和山东省委都发文开展学习您的活动。您是怎样看待 当时的农村改革对于您的“塑造”呢？ 　　李锦：农村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我还是20多岁。当时做了一些努力，但不应看成是我个人的成 就，而是我的报道适应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需要使我变得早熟，得到过很多的表现机会。 　　当时在农村改革报道搞得有声有色的有一大批人，像吴象、张广友、陈大斌、南振中、范敬宜等， 都是那时候有影响的同志。如果说我有特点的话，就是年轻，在农村时间特别长，一年有300多天泡在农 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做得到。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当记者后在农村的时间也比较长，对下面的情况还 是了解的。 　　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是一场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革命，其发端地带是在黄淮海平原。中国历 史上70%以上的农民起义都发生在这一带，我的采访正是在这腹心地带。天时，地利，加上自己把99%的 精力用在工作上，隔个两三天名字便在北京的报纸出现一次，容易形成报道的小气候。 　　那时我常年在农村跑，1981年结婚那年就有315天出差在外。当时可以说是满怀激情，每一天都感觉 有一团烈火在胸中燃烧，使自己安静不下来。我的报道开始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许多报刊引用我发 自鲁西北农村的新闻，从1980年11月5日后的50天内首都各大报纸就用了我的20多篇稿件，名字出现100 多次。最有影响的是《鲁西北棉花大丰收》、《棉花县长散传单》，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采 用，曾被视为“新闻界的新闻”，得到穆青、石少华、安岗、蒋齐生、徐光春等很多人的表扬和评论。 再后来，由于鲁西北农村四五个县的来信表扬，胡耀邦同志批示要求把我作为全国宣传战线的典型进行 宣传，穆青同志抓了这件事。 　　现在回顾起来，这段时间是我报道生涯中最有回味头儿的年代。应该感谢时代，是历史大转折需要 有一批人去为它鼓与呼。孟子说孔子是“时之圣者”，就是这个道理。新闻当随时代，时代造就记者。 　　记者：您在文章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报道是新闻界在建国以来最为辉煌的一段历 史，原因何在？ 　　李锦：这个结论是经过反复思考过的。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建国后最为重要的转折就是粉碎“四人 帮”后邓小平领导的农村改革。从1978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既是农村改革的开始，也是邓小平理论形 成的源头。这段历史非常重要，我国思想界对此认识还可以，但历史学界研究得还不够。 　　从新闻规律来看，过去被看成异端、歪理邪说的思想，冲破“左”的重重阻力，由“在野”的思想 变成了“正统”的思想。当时思想领域的斗争非常激烈，可以说惊心动魄。第一线调查的记者在意识形 态领域里充当了“侦察兵”、“探险者”，在这段时间发挥的作用最为明显，比理论界显得活跃。 　　我有一个感觉，中国的新闻史教育偏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写作特别重视，更 多的人把研究重点放在名记者名篇上；二是有很多人把研究重点转到西方传播学上。总体来看，对我国 改革开放初期的这段新闻报道历史研究得很不够。新闻来自群众，中国的新闻理论应当在自己的土地上 诞生。农村改革初期的报道，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党的新闻史上理论联系实际最为 充分的年代。自下而上的思想路线，体现得最充分的便是这段时间；记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最好的， 也是这段时间。我们目前的新闻理论工作者中挑大梁的，很多是1977、1978届的学生，1982年的时候刚 刚走出校门，多数人没有亲身经历那场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所以，这段历史总结得远远不够。 　　胡锦涛对李锦说“记者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 　　记者：您在新闻一线从事采访已经35年了，您能说一下对您新闻生涯影响最大的报道是哪一个？ 　　李锦：是沂蒙山区平邑县的九间棚村。为我带来一点名气的是“包产到户”的报道，但促使我新闻 生涯发生根本转变的是九间棚报道。从这时候起，我走上一条独立探索的路，很自信、很固执地走到现 在。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调研情况么？九间棚报道为什么能形成那么大影响？您当时报道九间棚 这个典型抓住了哪个环节？在九间棚给您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哪件事？ 　　李锦：九间棚位于平邑县南部，是位于山顶上的一个小村庄，54户，四面是悬崖峭壁。在党支部书 记刘加坤的带领下，九间棚人修路、架电、治水，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看过的人都说了不起。九间 棚最终成为了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政治地位之后，在全国树立的一个典型。当时正值苏东剧变，社 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社会思想混乱，形势极为严峻。共产党人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撑得住，做到 “天欲坠，赖以柱其间”，是摆在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道考题。我们提出“九柱擎天”的精神，是 有意用九间棚这根“银针”，来扎中国社会疾病的“穴位”，为党和国家献出一道“药方”。 　　在九间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洼风波”。这场风波发生在“中国要大乱，社会主义即将成 为历史”的舆论环境中。九间棚的风波，来源于群众对村干部的误解，村党支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化解 了这场风波，表明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力量所在。 　　我是1989年8月到这个村来调查的。刚上山时心情很沉重，思考的是，中国人思想这么乱还能不能稳 得住？我们党怎样才能把人心凝聚过来？各级党组织应当怎么去做答问题？我在山上住了几十天，一直 围绕这些问题在研究、在思考。不是我们故意做文章，而是国情逼迫我们找个办法，揭开“死结”。当 时，北京政治风波把一些敏感问题都亮出来了，逼着我们去正面思考。我用九间棚“大洼风波”这个典 型回答了一些问题，揭示了一种希望：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与人民群众走在一起，从根本上代表人民利 益；共产党员要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凝聚力；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战胜任何困 难，党员应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实际上是回答了中国当时怎么办，走向何处去的问题。宋平同志看 到报道后，写信给姜春云，赞扬了九间棚，在一次会上就讲了9次。后来，胡锦涛同志认为九间棚是“在 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由新闻摄影为主转到以文字报道为主，出门就很少拿出照相机了。我觉得经 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复杂性，需要大批有志者投入研究并能够提出新思路，新闻图片常常难以在宏观上担 此重任。摄影界已习惯在“圈子”内孤芳自赏，摄影这个东西也难反映很复杂的内容。在九间棚报道之 前，我对这一点已有认识，之后，我彻底地走向了重大课题的调查研究，我的新闻生涯也进入了一个新 的生命周期。 　　记者：听说胡锦涛同志对九间棚和您的调研工作有过评价。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李锦：那是1994年9月，锦涛同志考察山东时在从威海到济南的飞机上，山东省委副书记李文全介绍 了我在九间棚调研住了几十天的情况，锦涛同志与我谈起九间棚的典型作用后说了一番话。他说，基层 党组织是党的根基，一定要重视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用典型引路的工作方法，是党的“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工作路线的具体体现。典型的作用是很大的，记者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要深入群 众，抓出有说服力的典型。你的调查方法是住到农村里，从事实中来，调查研究有思考，能归纳出正确 的思路，有较大的发言权。锦涛同志告诫说，深入群众的道路，一定要坚持走下去。 　　记者：我曾经看到《中国记者》上的文章，知道您每年都要在一个企业或一个村庄住50天，被称为 “50天现象”，是这样吗？今天的人很难理解为一篇稿件在农村住50天，您在九间棚这50天里主要干些 什么呢？ 　　李锦：50天只是个大概数字，不是有意凑这个数。我在九间棚住了52天，以后在双星集团住了52 天，在兴福镇住了48天，在大明集团住了58天，基本上都是50天左右。在这50天里，就是自己一个人住 在村中，不要上面一个人陪同。50天里我主要干四项工作：调查、研究、学习、思考。在调查中研究， 在研究中把调查引向深入，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完成发现规律、引领社会的任务。 　　我认为单纯的事件性新闻成就不了最优秀的记者，我对事件性新闻的报道不太感兴趣，不愿意当 “宫廷记者”和“衙门记者”。我愿意生活在平民中，通过凡人小事，做思想的发现者。去九间棚村 时，我带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选》、《列宁选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文件，还有1989年4月5 日到6月19日的厚厚一本剪报，还带着被子、蚊帐，提着五斤猪肉和五斤鸡蛋就上了山。住在那里一面调 研，一面学习。白天走家串户，到地头与老乡一起刨地瓜干活，晚上提着手电筒敲开一家家门，拉呱儿 谈心，回来在煤油灯下研究材料。我把上面的干部都打发走，有意地创造一个采访的原生态环境，形成 没有“污染”的微生态研究气氛，这样在对事实的分析上也容易取得独立的发言权。这是一种逼自己到 深山修炼的状态，是面壁50天图破壁的状态。 　　记者：发言权是要靠自己争取的，这很不容易。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新闻全息胚论”，这是一个 新提法。显然，您是把九间棚村当作全息胚解剖，在这里寻找对重大问题的发言权。 　　李锦：“新闻全息胚论”是我在采访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时借鉴过来的。从生命科学史来看，达尔 文提出的进化论是对生物界不同物种的统一性的认识，而全息胚学说是对一个生物体不同部分的统一性 的认识，即某一小生物是处于某一发育阶段的特化胚胎。全息胚理论提出来是生物学的一次革命，这场 革命对社会学、新闻学、历史学研究同样是一次重要推动。我提出了新闻典型全息胚论，把每个新闻典 型都看作是时代的特化胚胎，是一个时代的反映。对待新闻典型要用胚胎分析的办法，从中寻找解开社 会矛盾“死结”的办法。 　　要解决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攻克难题，单纯用50天时间是不够的。按照我的观点，实现典型的新 闻价值必须经历四个重要环节：调查、研究、写作、经营。记者要站在至高处对新闻典型进行观察、分 析与比较，确定重大主题。研究决定调查的深度，更决定报道的成败，应该具有科学精神，反复求证、 上下求索。写作要反复修改，力求具有文采，有吸引人的力量。而经营就要把新闻典型推出去，使别人 能够了解、理解和接受，在传播渠道得以通行。我打了一个比喻，新闻记者要用思想家的眼光来调查、 科学家的头脑来研究、文学家的手笔来写作、企业家的方式来经营。 　　记者：您的新闻典型经营的说法确实很新鲜，您能否更详细地解释一下？ 　　李锦：经营新闻是新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认为新闻报道过程是多种要素、资本的集合，要把新 闻诸要素有效地组装起来形成新闻价值，这就需要记者去运筹。记者要明确自己所写的新闻哪些人会感 兴趣，什么报纸会采用，什么时间发表时机最佳，怎样才能获得编辑的认可，用多长的时间周期去完成 等等。所以新闻典型的调查不仅需要规划设计，更需要经营运作。一般在一个村庄或企业调查50天后， 我便立即到北京去推销自己的“产品”，既踌躇满志又忐忑不安地敲开一个个编辑的门，把我的思想向 他们展示出来。在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之后，还要组织开现场会、研讨会、出书、搞电视剧等，加上报 道战役，是“五个一”工程，把典型的影响力发挥到最大化。从青岛双星集团开拓市场经济报道开始， 在企业或村庄住50天，而筹划经营推广这个典型则用一年的时间。似乎那一年便只是在做这一件事，打 一场战役。我抓的8个典型都是按照这一模式运作过来的。 　　记者：您在年轻时有没有做过人生设计？您先是从事新闻摄影，然后搞的新闻特写很有特色，调查 报告又把您的事业推上了顶峰，在新世纪您的名字则更多的与学者相连，在理论界成为独树一帜的人 物，还写作了数量可观的散文、游记，在各个领域都拿过大奖。一个人在一个领域做出一番成就已经不 易，您在四五个领域都有建树。是什么力量在支持您做这样的努力？而要成为全才、通才又需要什么样 的素质？ 　　李锦：人的成长不是自己设计出来的。决定成长的因素很多，主要的有三点：一是时代需要的程 度；二是自身素养积累的程度；三是个人正确判断与努力的程度。我从搞新闻摄影转到新闻特写上来很 顺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就写过《万鸭齐鸣渔家欢》、《新春佳节夸支部》等一批特写，因为 选择的主题重大、现场感强、农民语言生动，再加上一条，就是在关键时刻出手，使特写很快获得了新 闻媒体的认可。在1992年，我就有30多篇特写发表，一个春节就发了6篇特写。穆青、邵华泽、郭超人等 领导对我的特写都有过评价，也算形成了一点小影响。后来又走上专门写调查报告的道路，一气连抓了8 个典型。因为我的理论文章多次获奖，又走向了理论领域；进入新世纪我又写了一些散文和游记。人生 就是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重点，汹涌澎湃地朝前赶，每个阶段似乎都活得有滋有味。 　　其实，这几个领域，在精神风格上是一脉相承的。我拿起每一件武器时，稿件都有着大主题、大思 想、大历史观这些根本特征。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与年龄的增长，不断寻找新领域、新载体，往往水到 渠成，很自然地就跨入一个新的领域，不知不觉地完成转变。 　　我认为成为全才最重要的就是思想，学会全面思考。思想是高于一切的能源材料。要有“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请命，继往世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的责任感。每当跨入一个新的领域，总是保持着百米 冲刺的状态，总觉得我能行，我本来就行，只要我愿意干，干什么都能发挥。我相信这八个字的古训， 叫“厚德载物，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