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发现者(下) 　 　思想理论界关注“李锦现象” 　　记者：我做过一个调查显示，很多高校的“两课”教师把您的著作列为教材，学生读起来有兴趣， 讨论下去有深度，教学效果非常好。您作为新闻记者，理论研究之深，成果之丰富令人羡慕。您最早一 次引起理论界关注是什么时候？ 　　李锦：是1992年的开拓市场经济道路的双星道路调查，这项成果获得了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 等奖。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有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的提法，在7800字的长文中也只有78个字，重心 并没有放在这里。市场经济写进党的十四大报告有一个过程。我的这个调查发在“十四大”召开前的70 天，这个胚胎是自己研究并提出来的，讨了一个时间“早”的便宜。正是在这以后，我每逢理论热点必 写理论文章，直到写出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方向的理论专著。 　　理论都是在实际调查中诞生的，用理论的眼光来调查事实，从事实中概括出新的理论。这不是理论 家的专利，新闻记者既走到这一步，就会迈进这个门坎推门而入。我还有一个典型调查报道的“五个 一”工程，对一个典型要充分地开发，调研成果要从广度和深度上去挖掘。这就是一个典型要有一组探 讨发展思路的调查报告、一篇推出人物的通讯、一篇阐释观点的人物访谈、一组表现现场的新闻照片、 一篇开拓深度的理论文章。调查报道搭建了骨骼和框架，通讯特写勾勒了血脉与肌肉，人物访谈点击神 经敏感部位，新闻照片活跃了眼睛等五官，理论文章亮出了头脑灵魂，这样几个东西都出来了，一个活 生生的“人”便塑造出来了。像这样的理论与做法是我在实际的调查中总结出来的。 　　记者：从查阅资料看出，您对资本经营理论的发现和报道是领全国风气之先的，早于理论界写出第 一篇“资本经营试论”。能否谈一下当时的情况？ 　　李锦：我是理论的门外汉，很多方面不如理论家们说得透彻和全面。我提出资本经营理论，关键在 于改变“资本”二字的概念。长期以来，“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 被视为基本原理，是经典中的经典语言，没有听说有人对它提出过疑义。因为资本这个词与资本家、资 本主义这些重要词汇相联，似乎成为研究的“禁区”。 　　1995年春天，我住在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蹲点调查58天，由兴福镇开始的思考在这里继续。我从一台 机器的组装成功地解剖了企业资本增值的过程，就马克思对“资本”这个词的定义提出新的解释。当时 我带着《资本论》、西方经济学著作和中国20多个重要经济学家的论著到企业去，书本摆满了窗台，窗 台放不下了，又堆满了一床。白天到企业走访，晚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有时彻夜不眠。江苏 人民出版社出的《我的经济观》，厚厚的5本，有200万字，收有中国建国后120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 论文。我运用排除法一篇一篇看过去，寻找中国经济学权威们的重要观点与“资本”的联系，先攀到巨 人的肩上，再从巨人肩上站起，想巨人之未想。 　　我提出了“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财产”的认识上，受《共产党宣 言》和《资本论》影响太深，一不留心就会陷入剥削与阶级斗争的思维窠臼中不能自拔。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把生产力作为既定前提而着重研究生产关系，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极少研究生产力。当人类生产力 发展到新阶段后，许多论述就无法解释新问题。人类社会的经济本来就包括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个方 面。到第56天，我写出长篇论文《资本经营试论》，对“资本”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位，在十五大前的历 次党代会报告中，从未出现“资本”这个词，也没有听说有人改动过它的定义。论文出来后，我专门请 教了几位有影响的大理论家，或直接表示否定，或不置可否。有人认为，一词之改，地动山摇，有怀疑 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之嫌，众说纷纭。当时，我还写出题为“资本经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突破” 的调查报告，作为这篇论文的客观基础提出来。最初调查报告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很快为广州一家刊物 转载。接着，深圳、广州、上海、无锡、成都、北京与济南的报纸相继转载。全国12家报纸在头版头条 转发这个调查报告，大都配发了我写的评论“资本经营是一篇大文章”，一时很成声势。近一二十年 来，新华社发出的调查报告通稿，似乎还没有为这么多家报刊采用的。到1996年，关于资本经营的书开 始出版了。1997年，“资本”这个词写进了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共计出现10次。 　　记者：在“三个代表”理论刚刚提出时，您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一书在理论界引起关注。您 在书中的许多观点陆续为人们所接受，但在当时有些却不被人所理解，您能谈一下当时您是在怎样的社 会背景下用150天写出这本厚书的？初衷又是什么？ 　　李锦：2000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把“讲话” 通读了三遍，很激动，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阶段划分。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马 克思主义建设理论的新框架。我提出了三代马克思主义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 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体系；列宁、毛泽东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体系；邓 小平提出建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代表了第三代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第三 代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 　　这个观点是在酒桌上讲的，当场有一个出版社编辑也在座，他比我还激动，希望我能写出来。我也 决心把这些思考写下来公之于社会，激发更多人的思考。我用了150天的时间写成了48万字，交给了出版 社。当时的热情是很高的，由于公务繁忙，一般是晚上10点钟开始写，一般写到凌晨2点，有时候就写到 天亮。有段时间高血压复发，一边住院打点滴，一边写书，床头上放着马恩全集。有一天写到天亮，省 立医院值班的护士不愿意了，像吵架似的阻止我这样拼命。 　　书出来后，不到三个月就卖光了。理论界开会就有人议论，当然也有猛烈的抨击。有人认为这是修 正主义的开始，当然这些人认为“三个代表”也是修正主义理论。因为不讲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 了，很多人便接受不了。到十六大召开前，我们党确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场争论 也就平息下去了。 　　我在《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中国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在领导干部中 解开‘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和主观空想主义两道绳索。不松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动弹 不了身子，挪动一步也很艰难。”可以说，我在有意识地通过这本书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激荡起中国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波澜，尽管它可能置自己于灭顶之灾，把自己弄得很苦，很苦。 　　记者：这使我想到您在一所大学演讲时，有人提出您是否害怕坐牢和杀头，您以布鲁诺、哥白尼为 例表示已做好为科学而献身的思想准备。您何以泰山压顶而不弯？ 　　李锦：你提到的那件事是我在山东师范大学为研究生做讲演时的事情。当时学生写出字条送上台 来，我站着说“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我应该准备牺牲自己的一 切，包括生命”。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思考，不思考则活得无意义。任何一个新思想的提出 都是一位思想英雄的碑记，是以思想者本人殉葬为基础的。我们中华民族不仅需要张自忠、宋哲元、佟 麟阁那样的用自己的身躯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也需要思想战线上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只要于历史有 利，于人民有利，就不能为自己考虑太多。我讲的理论肯定是国家最需要的，虽然一时不被接受，但时 间会证明一切。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也不会为一时的挫折而屈服。因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 教条，更不是迷信。科学愈辩愈明。正是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而发现新的真理，我的想法 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何怕之有？ 　　记者：通过这件事，可见您胆量过人，实在是因为见识过人。记者提高理论素养是非常必要而且重 要的，您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李锦：新闻工作者提高个人理论素养很重要，如何提高，归结到一个字就是“实”，以解决实际问 题为中心来搞调查研究，提高理论修养。我参加新闻工作后在中央党校和新闻学院都读过书。比较而 言，认识提高最快的时候是在新闻报道实践中带着问题学，边学边用，而不是在校园里。从具体方法来 看，自己常用的有： 　　解决问题。这是提高理论水平最重要的一条。孔子说过：弗学何以行？弗思何以得？读书须致用， 利于行，在运用中学习是最好的学习，理解得最快，记得也最牢。着眼于为正确决策服务，最终解决问 题，这是新闻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什么叫解决问题？怎样才能解决问题？简而言之，问题就是矛 盾，解决问题则是“揭示矛盾——认识矛盾——处理矛盾”的社会实践。通过调查与研究两个环节的相 互交融成为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紧密结合。过去，我对《资本论》一直没有看懂，就是因为脱离现实； 联系资本经营这个专题去再学习，很多深奥的东西似乎一下子就读懂了。后来，采访社会新阶层时联系 劳动价值问题再读《资本论》，心里就明白了。最终敢于在大学讲坛上谈学习《资本论》的体会，就得 益于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学习理论，依靠理论解答问题。 　　掌握根本。理论学习必须掌握根本，有根乃立，有本乃张。在所有的理论中，应当抓住马克思主义 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核心是历史唯物论。这是参加工作之始就须明白和必须长期坚持的。这一条掌握 了，就能站稳脚跟，其他理论的枝枝蔓蔓才能蓬勃旺盛地生长起来。 　　课题攻关。像科学家与学者研究课题一样，研究一个主题读一批书，回答和解决实际生活中一个难 点或热点问题。在十五大召开前，到兴福镇调查民营经济问题时我研究了所有制理论。读了王珏、董辅 礽、厉以宁和侯孝国等专家的书，把这些人的思路都摸熟了，自然便到了精通达变的境界。研究过一个 专题，就像进了一次党校，而且比在党校学习感到更具体、更实在。 　　蹲点调研。从1989年来，我先后住到九间棚村、双星集团、兴福镇、大明集团、甲日乡、拉萨啤酒 厂与段店村等调查。我觉得研究透一个大主题，用三五个月是远远不够的。当你进入一种研究问题的状 态，越是深入，越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不少记者调查研究深入不下去的原因，主要是在思想理论上学习 与研究深入不下去，思想进入了研究状态，身子就一定会沉得下去。 　　逐步扩展。学习理论需建立一块阵地，逐步扩大，由点到线，由线成面，终而形成知识理论立体化 的态势。自改革开放以来，我的学习重点逐步扩展，相继形成“商品经营——市场经济——资本经 营”、“家庭承包——民营经济——股份制”、“基层党建——政治改革——党建创新”的理论链条。 随着报道和解决的问题增多，理论水平也在增长，到一定程度便能“触类旁通”、“通达而变”了。 　　资料积累。资料书籍是财富，日积月累，自然丰厚起来。我的积累方法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 自己购书一万多册，用两间房子18个书橱盛着。去俄罗斯一趟自己买了关于俄罗斯的书60多本，在西藏 四年买西藏问题的书达500多册，这个层次是一个很大的底座。第二个层次是有200多本剪贴本，例如产 业结构、产品创新、企业管理、所有制、股份制、税费改革、供销改革等，每项内容一本，全部是从报 纸刊物上剪贴的文章，重点是积累思想观点，一本资料基本上就是一个问题的观点集萃。第三个层次是 自己的采访日记，现在已经积累到400多本。这三个层次构成自己雄厚的“家底”，每当一个新的问题出 现，自己往往能迅速在理论上立于制高点，又能在背景材料上占有最实在的阵地。脑中有思想，胸中有 问题，手中有典型，家中有资料，一旦动起笔来，很容易进入倾泻之势。心中有，自然倒得出来。我写 《目击中国农村改革》时，37万字只用50天时间；写《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时，48万字只用了100天时 间；写《中国边境探察》时，90万字的篇幅也只用了6个月时间。 　　记者：您更愿意人们熟知的是哪一个李锦，记者李锦还是学者李锦？ 　　李锦：不少人已把我当成一名学者，一名从事新闻工作的学者。但从我本意上讲，我还是愿意人们 把我看成是一名思想者，因为人生的价值在于思考，探求和表达思想是我的生存方式，发现思想、引领 社会进步是我的人生追求。我觉得，无论是记者还是学者，都带有一定的工具性特征，更高的层次应该 是思想者。 　　李锦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社会职务是新华分社副社长，但您更为人熟知的则是读书人，兼修文史哲经 艺，研究马克思主义，拥有18大橱书籍。如此卷帙浩繁，您是怎样把自己从繁忙的公务中“解脱”出来 的呢？会不会太累？李锦：我从西藏回来后，一直在山东分社主管行政工作，不能干自己想干又能发挥 长处的事，这是很痛苦的，命运对我是非常残酷的。在一次年底述职报告中，我写道，我每年要签100份 文件、开200次会议、赴300场酒宴，还不包括数不清的谈话，大量的应酬使我感到疲劳。但工作总得有 人去做，应酬还得去。 　　8小时之内是公家的，8小时之外就是自己的。在这段时间，我大量地阅读和写作，一般都是每天凌 晨2点钟才能睡觉。2001年，因为要写书，这一年有17个整夜在办公室度过，直到天亮才回家，当然家离 办公室很近，一箭之地。对于50岁的人来说，这样的劳动量确实大一点，平时总觉得睡得不够。但我觉 得活得久不如干得久，一个人的生存价值，是以你能提供多少思想来计算的。我对新思想常抱有孩童般 的新奇感与激情，总怕哪个观点我不知道，自己提不出新东西来。有了动力就不感到累，累也是生理上 的，心理上似乎没有累过。一天里如果能出几千字，或发现一个新观点，是很愉快的，累也不觉得。 　　记者：您从70年代末开始就一直调研，沉在底层30年，去过很多地方，阅历很丰富，可以说，既读 了万卷书，又行了万里路。如果要您做出比较，您认为哪个更重要一些？ 　　李锦：两个方面都很重要。比如说，我后来提出可以允许新阶层优秀分子入党的观点就与去俄罗斯 的见闻有很大关系。我在红场上看到以穷人为主的10万人大游行，我就想共产党为什么抓不住富人，却 使富人成为自己的对立面。 　　但如果要比较，我觉得吃万般苦，受万般折磨最为重要。人生经历是人生的最大财富。我少时饱受 饥饿之苦；长时上山下乡，经受筋骨之劳；后来去西藏，严重缺氧，患上了高血压，数遇生命之危；政 治上因为宣传包产到户受攻击，因为记录贫穷落后受调查，因为倡导新阶层入党受批判指责。三次受 难，一生可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高尔基用“大痛苦”来概括他的命运，实际上我也长期处在痛苦之 中，一生都受人妒忌，有打击，有压制，有批判，有冷遇，该受的苦都受了。正是因为有这些阅历，我 读书的时候也才能读得进去，才能感受得深刻。 　　记者：我原来是学历史的，我发现您和历史学家黄仁宇很相像，他的大历史观“结论一定要顾远而 不求近”和您的文风也很接近。而他长期不为历史学界承认，却受到历史爱好者的崇拜。您认为呢？ 　　李锦：黄仁宇是我敬重的一位历史学家。我在学术界比较敬重两个人，一位是哲学界的吴江，另一 位就是历史学界的黄仁宇，他们的书我见了就买，而且总是一口气读完。我认为他们在“圈内”可能不 为人认可，但却为“圈外”很多人推崇。 　　黄仁宇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有与众不同的思想，超越了历史学界自身限制，遇到问题展得开。他是 思想家，尽管历史学界不一定承认他，甚至认为他是旁门左道，但他敢说真话，有主见，不人云亦云， 是一位有思想、有见解的学者。他们离官场关系甚远，不近权贵，以“真学问”立身，是真学者，也是 将来在历史上能立得住的人。不仅在文风上，更主要的在思想上，实为吾师。 　　记者：您是否也以“新闻界的黄仁宇”自居？ 　　李锦：黄仁宇是大家，我很钦佩他。新闻界的一些评奖和表扬我得到过，那些光怪陆离的荣誉称号 也获得过，但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历史最终不是由“圈内”人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由人民来评判的， 所以从1988年后，我就逐渐的远离了那些轰轰烈烈的评奖活动，踏踏实实地抓新闻、做学问。在新闻界 做黄仁宇不容易，但如果别人认为我有他的一些风格，也做到有主见，有思想，与众不同，那是对我的 奖赏。 　　与黄仁宇不同的是，我不仅愿做一个学者，还愿意毕生以“庄户人家的好记者”要求自己，终生调 查研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因为历史最终是由人民来写的。 　　记者：您是一位通古博今的新闻工作者，在古今中外的学者之中，谁对您最有影响？ 　　李锦：少年时，我比较敬仰屈原那种上下求索的悲壮情怀；稍长，对司马迁坚韧不拔的毅力很钦 佩，他是在大苦大难中自强不息的人；在研究理论的时候，我内心崇拜马克思，他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 令人拜服；到50岁后，我更多地喜爱苏东坡。他一生三次被罢官，一直在冷遇中度过，但他有三点让我 钦佩。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名句，拥有突破自身困境和 悲剧命运的胸怀气度；不管在哪里，待几天，哪怕是在山东蓬莱仅仅呆了5天，也做下不少有利于人民的 好事，赢得民众的广泛称赞；博学多才，自成一系，形成词的高峰，传诵千古。我觉得苏东坡的豁达、 坚强、善良，与大自然的和谐是做人的一个至高境界。 　　记者：最后还想问一句，您现在还下乡调研吗？截至今年11月写了多少篇报告？还常有领导批示 么？ 　　李锦：写啊。我一到大星期便下乡去调查。今年发表了13篇调查报告，有5篇得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 批示与肯定，写的是党建、农村与民族问题。我将长期写下去，此生不懈，除非不能思想。 　 　王永亮 李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