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施耐庵考察的历史反思 欧阳健 《水浒》作者施耐庵的身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学术课题。一切为解决这一课题尽力尽心的人 士，都应该受到后人的尊敬；一切为解决这一课题所做的工作，都应该受到科学的评价。1982年4月江苏 省社会科学院召集的，有中国社科院、辽宁社科院、北京社科院、湖北社科院、南开大学、复旦大学、 山东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16位学者参与 的，以新发现的《施廷佐墓志铭》、《施氏长门谱》为重点的考察座谈，是继1952年文化部调查之后的 成功考察，实际上已臻于解决问题的境地。对考察经过及其观念、方法作深切的历史反思，可以消解至 今尚存的所有疑虑。 一、新文献鉴识的适宜处置 发现《施廷佐墓志铭》、《施氏长门谱》的信息，是1982年1月传递给江苏社科院文学所负责人刘冬 的。 早在1951年，刘冬就和黄清江合写《施耐庵与〈水浒传〉》，推动了建国后第一轮施耐庵考察；1980 年甫出工作，又发表《施耐庵生平探考》，启开了新时期施耐庵考察的序幕。得到这一令人激动的信 息，刘冬首先想到的，不是以之充实自己的学术论著，而是如何对文物进行鉴定与辨识，如何表述与公 布这一重大发现。 2月初，他冒雪去兴化，判明文物的真实性之后，迅即报请省委宣传部，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名 义，邀请全国《水浒》专家前来实地考察。应邀的专家中，朱一玄、马蹄疾是《〈水浒〉研究资料》的 编纂者，范宁、何满子、张志岳、袁世硕、刘操南、章培恒、王俊年、李灵年、张惠仁、张啸虎等，都 发表过有关《水浒》与施耐庵的论文。 考察中，专家对《施廷佐墓志铭》一致作出肯定判断。朱一玄说：“这块墓砖是明代的，没有可能是 有人作假。”何满子说：“出土的瓷器，我看大约是明朝宣德前后的瓷器，一个证明一个。”是年8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召开“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邀请到当代更权威的鉴定家，启功说： “这东西很好，很硬的证据。这是什么地方？施家的聚居的墓地出土的文物，这是硬得很。”史树青 说：“我的印象：所有出土文物从鉴定角度看，全是真的。”周绍良说：“今天看到的实物东西，青花 瓷器是永乐、正德的东西，墓志我相信是真的。” 在鉴定《施廷佐墓志铭》为真的前提下，铭文的辨识便是头等要务。考察者在《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 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中，对此作了细致记述： 《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一九七九年八月在江苏省兴化县新垛公社施家桥发现。墓志砖质，长二十九 点五厘米，上宽二十八点五厘米，下宽三十厘米，厚五点五厘米，制作粗糙，字体亦欠工整。正面为墓 志，背面为墓铭。正文十九行，行二十一字至二十三字不等。共约四百余字。墓志铭砖出土后未及时征 集保管，损伤严重，字多磨灭。与会者除到出土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外，还对铭文作了反复辨认，可辨认 的大约有一百六十余字： 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 施公讳□字廷佐□□□□□□□祖施公元德于大元□□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 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以谦生父景□至宣德＊十九年辛丑生公□（施）亮（风）□□于公 历□□户使官台州同知施锦□□□公之兄弟也公□□□□之□生男八女一□□□ （以下十行除第九行有“白驹”和第十五行有“国课”共四字隐约可见外，其他字迹都已磨灭，不可 辨认。） 公□□仁者之□也先于弘治岁乙丑四月初二日老（病）□而卒后于正德丙寅岁二月初十日归葬未成 迄今□卜吉（露）丘久矣□□亡穴□善□□风水悲思孝心感切□□嘉靖岁甲申仲冬壬申月朔□葬于白驹 西□（落）湖 ＊按，宣德无十九年，疑为永乐之误。 考察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百家争鸣的探讨精神。专家们在施耐庵确有其人，以及他的生活 年代、活动地域等问题上，取得了一致，遂以集体报告形式将考察成果公布于众，又以“序齿”方式处 理了署名问题。实践证明，这次考察是处置得宜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尽管后来仍存有不同观点，但考 察的合法性、权威性、真实性，都不曾受到质疑和挑战。这在其他学术领域，是罕见的；在施耐庵考察 史上，也是第一次。 既然新发现的文物是真的，《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承 认它“对进一步研究《水浒传》及其作者施耐庵具有重要价值。墓志铭表明元末明初在现江苏省兴化施 家桥和大丰白驹镇一带，有一位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的施彦端”，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事情不能停留在这一步。考证，最讲究的是时间和空间。《施廷佐墓志铭》作为文物，不是孤立 的、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与一定地点、一定时间相联系的。 先说地点的因素。《施廷佐墓志铭》出土于施家桥，位于施耐庵墓西南200米、施让墓西150米左 右。这里的居民百分之八十都姓施，世代供奉施耐庵为始祖，每年清明都在这里祭扫施耐庵，即便在 “批判水浒”的1975年，也没有停止。施耐庵墓是很有气势的，堪舆家所谓“狮子盘绣球”，是块“风 水宝地”。《施廷佐墓志铭》就出土在这块地方，铭上载明其曾祖为施彦端，参之墓地的布局，判定施 廷佐为施耐庵重孙，完全合乎民俗学原理。 再说时间的因素。《施廷佐墓志铭》出土于1978年，距1952年《文艺报》公布施耐庵材料近三十 年。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1952年的材料，突然冒出一块《施廷佐墓志铭》，将是不值一钱的 废物。为什么？1952年公布的材料，曾经勾勒施耐庵身世的轮廓：元末进士，官钱塘二载，张士诚据 吴，登门造访，不应，避祸居江阴，又回兴化，旋居白驹场，成为白驹镇、施家桥一带施氏自苏迁兴的 始祖，死于淮安。名彦端，或子安，或耳，字耐庵，配偶季、申夫人，生子让，字以谦，孙文昱，字景 胧，或述元等等。由于文字材料年代较晚，颇为一些研究者怀疑，甚至全盘否定。《施廷佐墓志铭》的 价值，在于这块沉睡地下四、五百年的古砖，不是违背、而是印证了这一轮廓： 1、《施廷佐墓志铭》载：彦端为以谦之父，景×之祖父，廷佐之曾祖父。这就以出土文物为据，证 明了彦端这一人物是存在的；对此前以为彦端其人、乃至整个施氏世系都是不可信的揣测，是一个有力 的否定。 2、《施廷佐墓志铭》记了五代人，第一代元德，第三代以谦，第四代景×，都无事略可述，唯第二 代彦端，写了“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遂白驹，生祖以谦……”诸语。因字迹 漫漶，“播浙遂”或读作“播流苏”，或“播浙苏”，语意稍有歧义，主要意思则是一致的。为什么第 五代施廷佐的墓志铭，要对第二代的施彦端大书特书？因为关系到施氏一族的迁徙大事：彦端播迁外 流，又回兴化、白驹定居，所以奉他为始祖，而不奉其父元德为始祖。 要之，施耐庵身世的轮廓勾勒在前，出土文物《施廷佐墓志铭》发现在后，恰为这一轮廓提供了坚实 的支撑点。正如张啸虎所说：“这次的考察，是一个突破。以前是文献，散见于笔记，52年提出了族 谱、墓志铭，这次考察对于52年的怀疑有所澄清，有些问题进了一步。可以初步证明，施耐庵确有其 人，是兴化、大丰这一带，也可以大体确定。这个施耐庵就是《水浒》的作者。这对施耐庵研究是一个 突破，对于研究方法、组织都提供了基础，对于整个研究是一个推进。” 二、旧材料辨议的徒劳心力 1982年施耐庵考察，是1952年施耐庵调查的重演。三十年前后，在同一块地方——施家桥和白驹 镇；处理同一类材料——文物、文献、传说；考察同一个对象——《水浒》作者施耐庵。无论遵循的途 径，还是指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1982年考察的优势，是拥有《施廷佐墓志铭》等新出土文物，可用以检验或印证当年的结论；但三 十年前现身过的大量文献，却不可挽回地湮没了，这又是他们的劣势。加之当年文化部调查组的报告未 得公布，徐放《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附图1），历经磨难重见天日后，1986年12月方 由《明清小说研究》第4辑发表，其所披露的许多情况，是1982年考察者与持不同意见者全不知悉的，遂 致产生许多误解，枉走许多弯路，让诸多的分辨议论，徒劳心力，多半成了无效劳动。 考察的核心环节，在判定施耐庵是否为《水浒》作者。面对这一难题，新发现的《施氏长门谱》 （国贻堂《施氏家簿谱》），却给1982年的考察带来了困惑。《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 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的鉴定云： 从几个方面来考察，大家认为这本家谱的真实性比较可信。如家谱所收的施以谦墓志铭所记立墓志 日期为“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和一九五八年出土的《施让地照》（现存拓片）立券日期为“景 泰四年二月乙卯”合，家谱所列始祖彦端公，二世祖以谦公和新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所述 “（曾祖）彦端……生祖以谦”也相符合，又如这本家谱在抄写时，对一些名讳不清，只知其字的族人 只录其字，名讳处留缺，以新出土的几件文物互相印证，可以说明传抄者的态度是比较认真的。 而据家谱世系第一代：“元朝辛未科进士始祖彦端公字耐庵”，彦端即耐庵，原该不成问题。袁世 硕说：“现在问题比较清楚，族谱到施让一辈，铁证无疑。彦端字耐庵再做做文章，这样就基本解决 了。”孙楷第5月14日写信给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说：“‘施彦端字耐庵’，见于1981年大丰县 施俊杰献出之《施氏长门谱》；施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遂） 白驹’，见1979年在兴化发现之《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此一段事甚可注意，尚望大家继续研究，探 讨，对施彦端事迹获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了解，使多年所传若隐若显之《水浒》作者，大显于世，诚 学术文化界之盛事也。谨闻对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诸位同志表示敬意。” 主要疑点是“字耐庵”三字，写在正文行侧，何满子说：“我仔细看了，字迹是一样，写在旁边， 还有别的地方也这样。施让墓志铭中彦端没有字耐庵，因为铭主是施让，反而证明是可信的。”有人怀 疑“字耐庵”为民国七年（1918）以后羼入，然经江苏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为：此三字 “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人所写”（（八二）公文检字第八○号）（附图2），“添加”之议，遂 尔消歇。 问题出在《施氏家簿谱》所录杨新《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关于“先公”的提法是：“先公 彦端，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与1952年《文艺报》公布的咸丰谱“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 高尚不仕，国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不同。考察 时各抒己见，“添加”的意见占了上风。有人说：“原文彦端公与《水浒》挂不上，只好改为耐庵，否 则没有办法添。”有人推测：“咸丰的族谱没有施封的序，可能是讲到‘族本寒微’，咸丰时把这一点 抹掉了，而把写《水浒》添上去了。”也有人认为：“两种可能都存在：一是后来加上去的，另一种可 能是删去的。因为丁正华看到的不一定是民国七年的本子，可能是更早的祖本。满家是个和尚，也可能 删去写《水浒》的话。” 针对这种情况，马蹄疾当场发问：“长门谱，兴化大丰有没有看到比这更早的家谱原貌的同志？当 时有没有陈广德的序、施让的墓志铭之类的情况？如果没有，只有就事论事了。”但无人应答。连1952 年丁正华曾见的两个施氏家谱（施熙本、施祥珠据施莲塘本之摘录本），此时也已湮灭不存；考察者所 见，唯《施氏家簿谱》这一孤本。凭借仅有材料，“就事论事”，作出上述推断，是不应苛责的。 为1982年考察者所不知悉的是，文化部调查组1952年共访得六个《施氏支谱》，还对各本异文作了 认真比对。其中《施熙本》亦标作《施氏长门谱》，民国十五年（1926）抄录，徐放《报告》录其《施 氏长门谱序》云： 族本寒微，谱系未经刊刻，而手抄家录，自明迄清，相延不堕。继以雷夏、甘涛二公纂修增订，料 应详备无遗。雷夏公殁，谱传康侯，康侯传圣言，奈何家遭不造，圣言又被回禄，因而销亡，维时未有 继述之人。封系长门，出自文昱公之裔，访诸耆老，考诸各家实录，亟从而修辑之。迄于今，废坠已 久，盖阖族之谱，难以考证，止长门之谱，尚属可稽。自文昱公之后，支分派别，秩然有序，诚恐日复 一日，又将远而易失，谨为序次略述，藏诸一家，以俟后之有志者从而搜辑之云尔。 乾隆四十二年岁次丁酉桂月中浣 第十四世孙封敬序 较之1982年考察所见国贻堂《施氏长门谱》（《施氏家簿谱》），封面有“设其上裔”四字，扉页 有“中华民国柒年桃月上旬吉立十八世释裔满家字书城手录于丁溪丈室”字样，证明与《施熙本》非同 一版本，然卷首亦有乾隆四十二年第十四世孙施封《施氏长门谱序》，文字惟“圣言又被回禄，因而销 亡”作“圣言被禄，因而销亡”，馀皆同，可见为同一祖本。乾隆四十二年（1777），是现存施氏家谱 题署最早的年代；中言“自明迄清，相延不堕”，追溯到明代，直接一世始祖施耐庵。不同版本的家谱 均有此一序言，故尤不可轻觑。 《施祥珠本》是1952年调查见到的另一重要版本，其“施氏族谱世系”曰： 第一世：始祖讳彦端字耐庵行一。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元末自苏迁兴后徙海陵白驹，因占 籍焉。明洪武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孔门第五十七贤之常公之裔，葬于白驹 镇西北圩施家桥。元配季氏，继配申氏，生子一让。第二世：让字以谦行一，彦端公子，隐居不仕，读 书尚礼，敦行孝友，乡邻以贤德称，生于明洪武癸丑、殁于永乐辛丑。元配顾氏、陈氏。生文昱、文 颢、文晔、文至、文晖、文升、文鉴。…… “施氏族谱世系”载：“始祖讳彦端，字耐庵，行一”，下叙：“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元末 自苏迁兴后徙海陵白驹，因占籍焉。明洪武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与杨新 《施处士施公墓志铭》“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 《水浒》自遣”，完全吻合，证明“隐居著《水浒》自遣”，决非后人添加。这段话包含三大要素：1、 中进士；2、隐居；3、著《水浒》。中进士有没有根据？第一世始祖天头明白大书：“元朝辛未进 士”，本身就有内证，不须旁人窜入；隐居之事，《兴化县续志》有施家桥“葬元隐士施耐庵”的记 载。进士与隐士，是统一的。《施氏长门谱》所录《施处士施公墓志铭》作“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 邻以贤德称”，是后人讳言写《水浒》，连带中进士隐居而并删。 由于《施氏家簿谱》不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遂对其真伪提出了新挑战；致疑之基，在《施耐庵 墓志》不同版本的认知。从现象看，最早传递此一信息的，是胡瑞亭1928年《新闻报》的《施耐庵世籍 考》，其后为1944年《兴化县续志》之所载。有人比较两个版本的三点出入为：1、胡瑞亭无生卒年， 《兴化县续志》有生卒年；2、胡瑞亭是赐进士出身，《兴化县续志》是至顺辛未进士；3、结末胡瑞亭 是：“墓志只此，下已剥蚀”，《兴化县续志》是：“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从文字简繁 看，胡瑞亭为简本，《兴化县续志》为繁本。简本在先，繁本在后：后出的本子是伪造的。 对于这一简单逻辑推断，8月首都座谈时就有不同的声音。金申熊指出：“王道生的材料，1919年以 后才发现，怎么收到县志里面去，这位同志1955年才去世，应该对这个问题有说明。”吴世昌提醒说： “辨伪容易认真难。文物说是假的，很容易；认真，要困难得的多。很早有人说墓志是假的，理由是不 合规格的，因此是假的；这种证据，反过来也可以，造假的人可以查规格。很潦潦草草，倒无可能证明 是假的。明朝的墓志铭，有一半以上不合规格。对一个问题的真假，要研究一下动机，什么人，什么时 候，为什么要造假，犯罪的动机。这么一个假的，别的材料来证明，那个材料是不是真的？”朱靖华 说：“王道生墓志铭不能一下子证明是假的。1920年出版的《人名大辞典》，和王道生大体相同，胡瑞 亭发现是1928年，碑已剥蚀，可能还比较古老，还可以继续研究。从知人论世角度思考一下，王道生究 竟是什么人，什么朝代，身份，搞不清，可能是怀才不遇的人。如果是真的，就是明代；如果是假的， 就是清代。禁《水浒》禁得很厉害，为什么要作伪？动机查一查，不怕杀头和抄家，除非神经不正常。 倾慕施耐庵的高尚品质，这样解释也还可以理解。从反面来看，他要造假，难道说他能知道1982年8月会 开会讨论施耐庵确有其人？王道生的内容与施廷佐墓志铭有些吻合，这也很奇怪。王道生墓志的辨伪问 题还要进一步研究。” 此时如果能看到徐放的《报告》，了解《兴化县续志》的编纂，了解《施耐庵墓志》的来历，诸多 怀疑就决计不会萌生了。 《报告》详细缕述了有关施耐庵材料的来龙去脉：1918年左右，正当李详（李审言）提倡续修《兴 化县志》，《续志》坐办兼分纂人刘仲书，到白驹镇调查古迹名胜，见施氏宗祠供有施耐庵先生神主， 疑即《水浒》作者；及问白驹镇杨雨孙，到施家桥借得《施氏家谱》（约尺长，五寸宽，半寸厚，连史 纸抄），见有淮安王道生作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的《家传》，便抄了下来，征得李详同意，留作 县志的补遗。 按，李详（1859－1931），字审言，兴化人，在骈文、方志、金石、目录、选学等方面均有杰出成 就。光绪三十二年（1906），两江总督端方创办“江楚编译官书局”，聘李详为帮总督纂；宣统元年 （1909），张人骏任两江总督，改“江楚编译官书局”为“江苏通志局”，聘李详为分纂；1913年， “江苏通志局”恢复，冯煦任总纂，聘李详为协纂，参与修订《江苏通志》，因撰《〈江苏通志·艺文 志〉商例》，学者韪之。李详曾任江都、甘泉、仪征三县志“人物”、“儒林”、“文苑”各传及《艺 文志》、《舆地沿革表》审阅、定稿，主持纂修《阜宁县志》、《盐城县志》。1923年，任东南大学国 文系教授；1928年，中央研究院聘李审言和陈垣、鲁迅、胡适等12人为特约著述员。 李详为当代方志大家。他在《泰兴县志》序中说：“章实斋云‘志当递续，不当迭改’。又云‘三十 年为一世，可以补辑遗文，搜罗掌故，更三十年而往，使甲编乙录，新新相承’。又云‘藉使前人体例 未全，凡目有阙，后人创起，欲补逸文，亦当例由义制’。……今日山阳段笏林先生所修《山阳续 志》，深得实斋微意。”按，段朝端（1843－1925），字笏林，晚号蔗叟，淮安人，邑廪贡生，熟于地 方掌故，著有《椿花阁随笔》、《椿花阁诗存》、《蹄涔小识》、《楚台闻见录》、《淮人书目》等。 同治十一年（1872），山阳县设志局，编纂《山阳县志》，当事者以段无功名拒之，王琛、高延第私约 相助，《淮安艺文志》段之贡献尤多。光绪八年（1882），纂修《淮安府志》，聘段为分纂，成选举、 艺文二志。1918年，江苏省通志总纂冯煦聘其为淮属分纂，编写艺文、人物数十纸。1919年，淮安县设 局续修县志，聘其任总纂，自兼艺文、人物二门，“历十有五月成书二十四卷”，即《续纂山阳县 志》。段笏林有《李审言上海信来，许以藏书纪事诗七卷本借读，并媵以诗，次韵奉酬》，中云：“先 生与我有同好，脱略名利犹敝屣。曾闻‘书淫’与‘书痴’，那及先生‘书丐’名字美？”李与段兴味 相投，对续修兴化县志，早怀极高热情。1919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兴化知县的赵兴霙再任兴化 县知事，聘李详为总纂，续修《兴化县志》。李详命刘仲书（1880－1955）到白驹采访，即在此时。 及刘仲书汇报所得材料，他在《施耐庵历史的研究》（稿本）中记李详的话说：“施耐庵先生因为 著《水浒传》而坐过大牢，也因为著《水浒传》享了大名，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独胡欧张梁四种县志 未采入载明，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现在民国成立，文字既不为科举所束 缚，人物又不为专制政体所限制，县志有所记载，从此更没有什么顾忌，那末，大文学家的施耐庵，我 们可以从宽采访他的古迹和遗闻，一一载入‘补遗’栏中。”（附图3）遂在《兴化县续志》载入： 1、施隐士墓：卷一《舆地志》之七第十二页《宅墓补遗》，注称：“在县境东合塔围内施家桥，葬 元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2、《施耐庵传》：卷十三之六第九页《文苑补遗》。 3、卷十四之二第四页《艺文志·书目·小说家类》：“《水浒》，施耐庵著。” 4、《施耐庵墓志》：卷十四之三第二十一页《艺文志·古文补遗》。 处置皆合方志之义例，证见了李详与时俱进的方志观。 《报告》记录刘仲书的话说：“当时这材料由李详交给了魏克三（已故，即《兴化县续志》协修人 之一魏隽）保存。《兴化县续志》上的《施耐庵传》是由邑人李选成（已故，为续修兴化县导委员会的 职员，任校对）根据《施氏家谱》上的施耐庵的《家传》改作的，淮安王道生作的《施耐庵墓志》经他 修改过没有，便记不大清楚了。” 按，魏克三（1878－1949），名隽，兴化人，清末为法部主事。1927年，沈道叔任兴化县知事，筹款 督修县志。1943年，李恭简自任总修，以魏克三任协修，将《兴化县续志》付梓。李恭简《续修兴化县 志弁言》谓：“审公为恭简族太高祖行。前稿具在，新增惟戊辰（1928）后事，体例一依《梁志》，庶 旧稿不至散亡，新政有所稽考。”“审公”即李详。可见，“兴化汪伪县长李恭简所修之续志”的说 法，是不准确的。 《报告》又记：“我们在兴化王益谦（本城人，三十岁，现任兴化城东小学教师，为续修兴化县志委 员会职员，任书记员）先生手，得到续修《兴化县志》时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原稿两份。”并记下鉴定结 论：“原稿《施耐庵墓志》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的原文是毫无出入的。”这就对刘仲书“《兴化县 续志》上的《施耐庵传》是由邑人李选成根据《施氏家谱》上的施耐庵的《家传》改作的，淮安王道生 作的《施耐庵墓志》经他修改过没有，便记不大清楚了”的话，进行了核实，确定王道生《施耐庵墓 志》原稿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毫无出入”。此事底大，故郑重道出之。 以下是《兴化县续志》载《施耐庵墓志》全文：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 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余 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 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 《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 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 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 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 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 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 道之世哉！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门著 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至于胡瑞亭其人，《报告》通过对杨继云、施复苏等的调查，确知系兴化县仓库文书，为调查户口 到过白驹，从施熊手抄去施氏家谱，刊登在民国十七年（1928）十一月八日上海《新闻报》十一版《快 活林》上，证明刘仲书和胡瑞亭是在不同的时、地——一在1919年，一在1928年；一在施家桥（通过杨 雨孙看到），一在白驹镇（从陈铮处访得）——抄录了《施氏家谱》（非同一版本）上载的《施耐庵墓 志》。由于胡瑞亭是供报纸发表，文字有所“节录”，遂致繁简详略之别。《报告》注意到此点之重 要，复引刘仲书的话：“至于《兴化县续志》中的《施耐庵墓志》上所说施耐庵‘生于元元贞丙申 岁’、‘殁于明洪武庚戌岁’，都是照《施氏家谱》亲笔抄录的，不会错。”这就彻底排除《兴化县续 志》的《施耐庵墓志》据胡瑞亭增益的可能，文心可谓细密之至。 搞清楚这一基本事实，足以认定《施耐庵墓志》的文献性质，可以放心用来处理施耐庵的生平身世。 回头来看当时的质疑，如只承认“通例”，不承认特例，拿着悬拟的“格式”往复杂的事物上套，稍有 不合，就断定是后人的作伪，是多么不合宜。马蹄疾当时就指出：“过去说墓志不能附在家谱之末，但 一鹤道人的墓志铭，确是附在满家手抄的家谱上，原来的理由就不能成立。” 徐放《报告》抄录了施耐庵迁兴化诗和顾逖赠施耐庵兴化诗，抄录了施耐庵遗曲《秋江送别即赠鲁渊 道原、刘亮明甫》，复据《吴王张士诚载记》查得：“鲁渊字道原，淳安人，元进士，初任华亭县丞， 道终新安，为徽寇所执，宁死不屈，逾年始得脱。后迁浙西副提举，张士诚称王，聘为博士。士诚降元 后自称吴王，渊谏阻称王不听，因辞官走。洪武初召入礼局，力辞还山卒。王原吉尝赠诗云：相期文苑 传，独立义熙年。”据《泰州旧志》查得：“刘亮字明甫，吴郡人，元末尝仕于张士诚，后以巨舰尽载 所藏书万余卷渡江客如皋，主冒致中家，谋献其书，未果而卒。致中为收藏之。永乐中取入中秘。”三 十年后，刘冬撰文《笑煞雕龙，愧煞雕虫》，载《江海学刊》1983年第2期，据耐庵遗曲“记当年邂逅相 逢，玉树蒹葭，金菊芙蓉，应也声同”，考得鲁渊、刘亮曾仕于张士诚，彼时心绪都甚佳，然而曾几何 时，施耐庵发出了“五年随断梗，千里逐飘蓬”的哀叹。“千里”概指，“五年”实指：兴化至苏州， 约近千里，从鲁渊谏阻张士诚称吴王辞官的至正二十三年（1363）倒数上去，则他之入张士诚幕，应在 至正十八年（1358）：这就“第一次获得了施耐庵于何时何地作何事——这样一个具体的支撑点”。 这个支撑点是否可靠？顾逖赠施耐庵诗，有“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逢一笑旧同寅”之句。顾逖为至正 间进士，嘉靖三十八年（1559）《兴化县志》（胡志）《名贤列传》谓：“顾逖，字思邈，至正兵后， 同知松江府事。”至正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359－1362）任松江同知，后迁嘉兴路同知，都在张士诚治 下，传中晦不明言，适可称施耐庵为“同寅”，这是事实上的互证。鲁渊洪武九年（1376）《岐山鲁氏 宗谱自序》，追述参与张士诚集团的历史，有不少涂饰之词，如：“任江浙儒学副提举，丞相命也”、 “张士诚据吴，以礼来聘，除国子博士，闻之惊悸是狂痫疾，或披发行歌于市，冬十月患怔怖复患羸 疾，遂解。”为什么要在历史问题上含混掩饰？原因在心理上的顾忌。以这付眼光来看王道生《施耐庵 墓志》述施文昱，“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与李详谓“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 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又是何等相似，这是情绪上的互证。 施耐庵经历元末明初的动乱，与张士诚有密切关系，这是从历史大氛围思考中感悟来的，说它是历 史的真实，谁曰不宜？ 三、诸传说贯通的理论提升 1952年调查的最大亮点，是广泛搜集施耐庵的轶闻传说。调查组一行先后访问了施家桥、施家庄、 何家桥、清水湾、施院庄、施家墩子、茅家园子、施之垛的施家后人，及盐城、扬州、兴化、东台、白 驹、草堰、江阴的一般群众（非施家后人），和熟悉地方掌故、乡土历史的耆老进行了座谈。调查时， 一一注明该村的户数，施姓的比例，讲述者的年龄职业等。所记传说多是原话照录，获得了大量故老相 传的宝贵材料。所得传说，都称施耐庵是“老祖”，在明朝时坐过牢，《水浒》就是在牢里作的。何家 桥、施家三桥、清水湾、白驹是一个祖宗，祖坟在施家三桥，年年上坟祭祖。但施家庄的施氏后人，因 其不务正业，便不认他们是本家，称作“野施”，始祖叫施玉宇，不是施耐庵，从不去施家桥祭祖。 为了检验传说的可信度，调查组特别注重寻找相关的实物。《报告》记录了供奉在施家舍施文辉家 的“苏迁施氏宗”，和施家桥施宝宽家的施彦端神主。前者“神主的前身是一个纸轴子，是兴化刘某写 了送给施家的。纸轴的历史很长了，如施文辉的祖父在世，今年是一百零五岁的人了，据他们上人谈， 送纸轴时，他们的祖父还没有出世呢。但在民国五年发一次大水，因施家的后墙被水冲倒，打破纸轴， 这才改制这神主牌子。”《报告》指称的“今年”，是1952年，扣去105岁，为1847年，当在道光二十七 年。由纸轴改制神主牌，则在民国五年（1916）。后者上写“施氏始祖彦端公季氏之位”及以下历代祖 宗，施学云现年六十岁，神主牌子是先生束本祥给写的，那时他十二岁，1952扣去48，为1904年。这两 个时、地，都十分重要。 《报告》详细描述了神主牌的外观： 这种神主牌子有框架，高二尺许，阔一尺五寸多，上框横书“苏迁施氏宗”五字，下框横书“百世 流芳”四字。两边直书一联为：“和平子孙多昌盛，耕种衣食自丰饶”。上列自“元辛未进士始祖考妣 施公耐庵府君门季申氏太孺人之位”以下十八世祖宗名讳。背面书有“民国丙寅年公罚公办处”十字， 是民国十几年上“小祭祖”时写的，意为那家祭祖不到就要公罚公办。 这就说明，至少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以前，“元辛未进士始祖考施公耐庵”，就为施氏的一支后 裔所公认。 调查还延伸到苏南的江阴、祝塘，访问了大宅里、南歧、老歧、后马、北庄等村，《报告》第五部分 《江阴一带有关施耐庵的资料》，记录了施耐庵曾在祝塘大宅里徐姓家教过书的民间传说，列出了祝塘 区河北乡北庄村徐洪春处得到一幅对联（附图4）： 读宋学士赞言，高风世仰； 观施耐庵卜兆，大地名扬。 查得写这幅对联的人叫奚黼恩，见《江阴青衿录》，为同治五年（1866）秀才。据徐家后人谈，这幅 对联每年只挂一次，就是在夏历三月初十，徐家上墓祭祖那一天。徐麒为梧塍徐氏第九世，洪武间应招 出使西蜀，立了大功，洪武帝亲授一品朝服，名震朝野。徐麒功成身退，归隐于故里，辟陌累田，重农 贵茧，富甲江南，解缙曾以“事与相如可同传”诗句赞之。 按，宋濂（1310－1381），金华府浦江人，字景濂，号潜溪。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徐霞 客故居《晴山堂石刻》有宋濂《送徐生》，是宋濂写给应诏出使四川的徐麒的，叙曰：“生，江上故族 也。学古储今，以诗文从余。今为郡举送之京，均贡成都，诗以送之。”诗云：“文辞又睹古西京，马 影凌风逐宦尘。且说相如今到郡，百花城上茶花新。江浦诗成风自在，七千西去影相亲。新都定见文翁 问，为说颠毛白似银。”“读宋学士赞言，高风世仰”，即出此典。 至于施耐庵，相传曾被徐麒请来坐馆，在东林庵一边讲学，一边写书。每当闲暇时候，常和徐麒论 诗下棋，纵谈国事。宾主相处，甚为融洽。施耐庵懂地理，曾给徐家看过两块地，一块是香山（在祝塘 北三十多里），一块是砂山（在祝塘东北十多里）。香山出才子，出了个徐霞客，砂山出人丁，所以徐 家人丁旺。“观施耐庵卜兆，大地名扬”，即出此典。一副楹联的实物，将当地望族徐麒，与宋濂、施 耐庵两位历史人物挂上了钩。调查组拍摄了照片，保存至今。 在江阴调查期间，又听华市孙坤南说，曾见《许氏族谱》有施耐庵写的族谱序，是为许恕儿子许润 （字泽山）写的，略谓：“仆与令尊翁先后浪荡江湖，而渠掌教澄江，桃李遍植，虽洁志高蹈，士林传 诵未已。……仆偶有一枝之栖，暂免饥寒，恐为期不远，瞬急即逝，际此干戈扰攘，萑苻遍地，乔木之 迁，除却蓬莱，竟无一片干净之土，衰朽之躯，将来不知埋骨何处。瞻望前途，徒增回首凄凉之 感。……”《报告》录下孙坤南记得族谱序中的一部分，亦为珍贵的掌故。 1982年的考察，也曾进行过访问与座谈，但作为调查对象——当年调查组访问过的施氏后裔、耆旧， 有的死了，有的老了。他们所说的话，被记录下来的，已难得全部确认；不曾记录下来的，就永远消失 了。新一代施氏后人，虽然也讲述父辈、祖辈曾经讲过的故事，但已经不那么“原生态”了。作为调查 的主体——参与考察的专家，虽亦有重视传说的意念，如张啸虎说：“民间故事是不能低估的。不见录 于书本，有矛盾；但口碑载道，有时比石碑还有力量。”但在多数经院学者心目中，对传说总的来说是 不太看重的——“民间传说不能作为进行考证施耐庵家世生平事迹的依据”，几乎成了铁的准则。继续 民间传说搜集和研究的，主要是刘冬等江苏人士。 刘冬的最大贡献，是将多种传说进一步的贯通。1982年10月，有学者撰文说，常熟河阳山也有一施 耐庵墓，意在反证兴化施耐庵之不足凭信。刘冬得到信息，两次到江阴、沙洲、常熟调查，知河阳山 （凤凰山）永庆寺文昌阁旁曾有“施耐庵墓”（实为施耐庵衣冠冢），墓碑刻“施耐庵之墓”五个隶 字，旁刻王勃《滕王阁序》八句诗，稍下刻“一帆风送滕王阁”，后署“壬戌之秋桂月望日”。相传施 耐庵与永庆寺方丈友善，曾寄住寺东文昌阁写《水浒》。又访得施耐庵在江阴祝塘徐家、花山夏家、沙 洲杨舍大窑陶家及河阳山徐家教书的行踪，据《徐氏家谱》，知徐麒生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推定 施耐庵在祝塘为至正二十六或二十七年（1366、1367）；又从王逢赠鲁渊诗中，得知鲁渊亦在江阴璜塘 教书，则施耐庵与鲁渊有第二次相逢的可能，填补了施耐庵至正二十三年（1363）离张士诚幕至“及世 平怀故里兴化遂白驹”之间的历史空白。其中，对王逢怀张士德诗的考证，钱谦益关于张士德被俘地点 “湖桥”的考证，使施耐庵另一首赠鲁渊、刘亮的佚诗“相思相见总生愁，况是河桥欲去舟”获得了合 理解释。总之，本来看似毫无意义的材料，甚至是被认为是对证实不利的材料，在整合贯通中，却获得 了正面的价值。 刘冬又将触角延伸至山东郓城。相传明洪武间郓城周庄举人周文振，曾知江南袁州府，著有《周铎笔 记》，中载施耐庵元泰定间赴试大都，落第后得刘司业荐，至郓城任训导事。此种传说，是“荒唐不 经”，还是“事出有因”？刘冬亲往郓城吴店村实地考察，见刘司业先茔碑立于泰定元年（1324），铭 文为国子监祭酒蔡文渊所撰。蔡文渊事迹《元史》有记载。以祭酒之身分，为司业刘本善先茔碑作铭， 亦正相宜。又据《元史》本纪第三十泰定元年：“三月丁亥朔。……戊戌，廷试进士，赐八刺、张益等 八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会试下第者，亦赐教官有差。”连会试下第荐为训导之事，在时间、地点、 事由上都有了根据。山东非施耐庵故乡，当地人无夸饰以自炫的必要；郓城与兴化相距遥远，两地传说 绝无相串可能，竟能如此吻合，结论只能是皆非无影之谈。 顾公燮《顾丹午笔记》载：“施耐庵，钱塘人，与刘青田相契。明太祖搜罗人材，刘荐耐庵，命访 之。适耐庵作《水浒传》甫竣。刘阅之，遂不言荐。归报太祖曰：‘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 矣。用之何益！’”浙江青田乃刘伯温故乡，大量流传施耐庵与刘伯温的传说，不仅与兴化、江阴的传 说相应，且一律将施耐庵说成高于刘伯温的角色，尤见特色。 关于诸多传说的贯通，刘冬的理论是“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分析方法”。他在《江海学刊》1983 年第4期发表《施耐庵文物史料辨证》，谓《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他生活了数十年；在他数十年的生 活中，必然留下许多痕迹”，这些痕迹，或体现在地下出土的文物，或体现在历代传抄的史料，或体现 在民间口头的传说：表现形式不同，其为施耐庵之“痕迹”则一：“过去的笔记有许多也不过是传说的 记录；现在保存于人民口头上的传说，也就是未曾笔记过的‘笔记’，其价值是绝不能用一两句话就加 以抹杀的。有关施耐庵的数十则至今人们还在讲着的、分布在山东郓城，江苏江阴、沙洲、兴化、大 丰、淮安和浙江青田的传说，至少也是施耐庵实有其人、在这些地方活动过的极重要的证据。正如树投 在水里的倒影，因为水波的折射，往往随着水波的大小而改变其形状。无风的时候，倒影接近于全真， 大波的时候，倒影接近于全无：但总有真实的树在岸上，作为倒影的来源。” 这一方法的精萃之点，在将施耐庵当作一个人，一个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活动的有血有肉的立体的活 人，进行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分析：一方面，从纵的方面着眼，看在不同时间切点上留下来的踪迹 能否构成一道完整的人生轨迹而衔接无痕？一方面，从横的方面着眼，看在同一时间切点上与不同人物 的交往联系是否同他的意愿或投谐或冲突而浑然契合？实践证明，种种要素都活生生统一于一个人身 上，因而确乎是“我们所要证实的施耐庵，而不是任何可能的施耐庵”! 有人对这种方法不理解、不赞成，甚至讥讪为“不正规”、“不科学”。看来，在施耐庵考察问题 上，需要寻找更有力的理论支撑，实现理论的提升。 其实，无论是1952年的调查，还是1982年的考察，路子是对头的，方法是科学的。在这方面，既有 中国的史学传统可资借鉴，又有新起的研究方法可供对照。 先说传统史学。1952年，距元末明初（姑以洪武元年1368计），已历584年，岁久年荒，材料湮灭， 要揭开“施耐庵之谜”，难度确实不小；而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动笔写《太史公书》，距黄帝时代，至 少3000年，这并不妨碍司马迁将《五帝本纪》置于《史记》之首。那么，他是怎样处理黄帝的历史呢？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 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 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 《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 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司马迁当时面临的问题是：1、“《尚书》独载尧以来”——正式的史籍没有关于黄帝的记载；2、“百 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传说不为荐绅先生认同；3、“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 儒者或不传”——虽有材料，但多散佚不传。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到全国各地去考察调查，“西至崆 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所到之地，老人们纷纷讲说他们那儿确实是黄帝和尧、舜活动 过的地方；据他的观察，那里的风俗和文教，确实也很有与他处不同的特点。于是便“并论次，择其言 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1952年文化部调查组得《兴化县续志》施耐庵的记载，考定其出于1919年 方志大家李详之鉴定，与元末明初的距离，缩短为551年。《施氏长门谱序》，题署乾隆四十二年 （1777），与元末明初的距离，又缩短为409年。序谓“自明迄清，相延不堕”，直续明代开国，步步落 实，环环紧扣，不容置疑。 司马迁的好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到处向长老请教，“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 处”，只可惜没有统计出访问了多少人次，召开了多少次座谈。而文化部调查组在三个月中，访问了施 家桥、施家庄、何家桥、清水湾、施院庄、施家墩子、茅家园子、施之垛，盐城、扬州、兴化、东台、 白驹、草堰、江阴共二百多人，访问的状况可用“皆各往往称施耐庵之处”来形容。《报告》还列出了 “有关《水浒》和《水浒》作者问题的来信摘要”一章，说：“我们在采访过程中曾先后从报社、杂志 社转来许多读者给我们的来信。这些来信。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调查线索，并对我们的调查工 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附图5）摘要中有钱涛（南京）、李兴浦（江阴）、陈锡度（武进）、王者 兴（兴化）、薛宗元（南京）、喻蘅（上海）、苏州市文联、范烟桥（苏州）、沈本渊（泰州）、黄业 儒（泰州）等10人的意见，充分反映了传诵施耐庵身世的广泛群众基础。正如司马迁所说，“书缺有闲 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只有“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方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却是难为“浅见 寡闻”道者也。 再说时下甚为学界推崇的三重证据法。先是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 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 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形成的，代 表人物为黄现璠（1899－1982）。三重证据便是：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材料、口述史料。“三重证据 法”之所以新，就在它增添了“口述史料”这一项。1952年的调查，1982年的考察，莫不环绕这三重证 据：《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纸上之材料”；《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 地照》，是“地下之材料”；山东、江苏、浙江绵延千里、流传百年、无数人在讲述的有关施耐庵的轶 闻传说，就是“口述史料”。施耐庵的“口述史料”，往往为不能“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所鄙薄， 殊不知这恰恰是施耐庵考证的最强项。请问，已经被确认身份的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有 这么多的“口述史料”吗？再请问，不赞成兴化施耐庵的人，能在别一处地方寻出这么多的“口述史 料”吗？为什么从山东一直到浙江，都流传施耐庵著《水浒》的故事？一两个人能造成这样一种局势 吗？兴化施耐庵身上，三重证据紧密合榫，浑然相扣，不仅为中国文化史所罕见，亦是世界文化史上的 奇观。除了兴化施耐庵，少有第二人能臻如此境地；施耐庵生平考证，是“三重证据法”的辉煌成就。 侯敏泽1982年8月在首都座谈会说：“52年《文艺报》调查，我是经手人。当时刘冬同志写信，我们 很高兴，很重视。刘冬同志发现了线索，当时我们比较相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水浒》，卷 首《关于本书的作者》说：“从这两个文献来看，施耐庵是一个历史人物是完全无可怀疑的，而《水 浒》是施耐庵的创作，也是无可怀疑的。”在发现了更多的文物史料、民间传说，并进行了更为充分研 究的1982年，不是更坚实地支撑了“施耐庵是一个历史人物是完全无可怀疑的，而《水浒》是施耐庵的 创作，也是无可怀疑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