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期][江苏文学研究]直面无边的生活挑战——2014年江苏长篇小说创作观察 2015-06-16 张光芒 长篇小说创作与研究 在整个创作界，“长篇小说崇拜”现象由来已久。虽然从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审美形式的多元化以及文体 门类美学平等的要求来看，这种现象存在着值得诟病之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生活的迅疾嬗变，人 们内心世界的日趋复杂，人与世界以及人与自我之关系的碎片化趋势，这些方面对于艺术形式及其审美容 量必然产生无限扩张的需求。由之，长篇小说以其天然的优势被人们寄予了最富创造力的厚望。当然，如 果长篇小说仅仅是以字数多、篇幅长、故事复杂而被作家所热衷，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仅凭长篇小说之数 量的增长也不能证明文学的繁荣。最重要的在于，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它的叙事视角、话语流 程、审美结构能否实现对于生活与人心的深度挖掘和发现，能否达到惟有这一文体才能通往的最完整的审 美世界与思想创造。从这种角度来考察2014年江苏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概貌，我们会发现，数量上并没有 明显的增长，但作家在发表之前沉潜的时间变长，生活积累愈发丰厚，许多作品要么系作家积数年之功而 出手，要么是在自己熟悉的创作领域水到渠成而成新作。开掘生活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均有显著的进展。 让人耳目一新、可圈可点的艺术性，启人深思令人动容的思想性，再一次证明着这是一块美学的热土，是 中国的文学大省，也是世界的文学高地。 一、乡土与苦难，呈现与重构 乡土题材与苦难书写历来是新文学史上的一大热点，也是江苏作家从传统上就用力最深的重要领域，它不 仅紧密纠结着历史深处的文化密码，而且渗透于现实社会的深层文化肌理。过去的一年中，江苏长篇小说 在这一写作领域表现突出。叙述者既关注如何开掘文化土壤并呈现出历史或现实的原生态面相，以丰富人 们的乡土认知；另一方面又力求不落窠臼，力避面对乡土苦难时的单向度或浅层面的问题，极为敏锐地返 观苦难命题，对苦难史进行多层面立体化的审美重构。 ……青山身上的虱子不知是各有自己的领地，还是在他身上通吃。反正，浑身上下衣服里到处爬满虱子， 尤以头上最多。青山估计虱子十有八九精通人类昼出夜伏的规律，当夜晚来临，虱子们估计青山会把衣服 脱下来扔掉或枕在头下，如果再寄生在衣服里大概就要挨一夜的饥饿，便纷纷趁着夜色降临迅速转移到青 山的头上。……于是，聪明的马兰花为了消灭更多的虱子，避免更多的虱子败退到青山的其他地方继续啃 食她的儿子，就干脆把它们一个个拾进嘴里稀里哗啦地嚼了起来。…… 这是王清平长篇小说《麦田云雀》（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4）中，马兰花为儿子青山捉虱子的细节描写。 这部小说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洪泽湖北岸的农村生活为审美对象，独到地展现了那一时期的世俗人情与 历史状貌。麦田、云雀，这两个温馨浪漫的田园意象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好和谐的东西，然而小说所述恰恰 似乎是相反的方向：破败、贫困、丑陋与耻辱。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大都不知虱子为何物了，但 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这里以近千字的篇幅所详述的斗虱子情节却给人以真实亲切之感。更重要的 是，小说对于捉虱子场景的叙述之中流露出的不是悲情，而是宁静、温暖、欢畅、胜利和天伦之乐。小说 的叙事伦理暗示出，对于苏北农村的马兰花们而言，破败与贫困本非苦难之所在。生产队里盛行的趋炎附 势、为虎作伥、欺软怕硬，掌权者明火执仗地垄断生杀予夺、得失荣辱的所有权力，弱小者在肉体上和精 神上所遭遇的双重压榨，这些才是苦难之所以为苦难的根本。小说的叙事伦理还寓示，无论遭受怎样的欺 侮与凌辱，以马兰花与青山为代表的卑微者都褒有不屈的灵魂、浓厚的怜悯心和向善的本性，他们身上所 体现出的尊严使他们像云雀一样，成为天地间的精灵。 无独有偶，在夏小芹的《娘已嫁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7）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60年代的大贫困， 苏北水乡的大苦难。小说围绕里下河农民赵魁一家所展开的苦难叙述，不时给人窒息之感。作者自谓写作 中“几度哽咽而潸然泪下，这种情感不需要酝酿，只是自然地流露”。小说让人深切感受到托尔斯泰那 句“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至理名言。 同样是重现苏北农村的苦难断代史，徐惟清的长篇小说《鹊桥归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10）既 与《麦田云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有着独具特质的叙事角度与思想视野。小说以解放前至70年代 为背景，描写了发生在里下河农村乔王庄的种种乡土故事和各色人等。当人们历说苦难种种时，往往将目 光聚焦于社会环境的挤压，制度对人的摧残。这时候苦难的经受者只是面对着一个似乎看不见摸不着若有 若无的东西。但实际上，即使承受苦难的个体不明白他的敌人是谁，作家主体却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苦难制 造者的所在。如果说《麦田云雀》、《娘已嫁人》的故事展现的是乡村权势对于弱小者的欺压，那么《鹊 桥归路》则将这种不对称的对立直接具象化为男人与女人的战争。除了王桥兰和杨月兰这两个悲剧女主人 公，还有许多乔王庄的女人们经受着各种形式的出卖、交换、利用、奸淫和戕害，她们或者被迫，或者被 欺骗，或者被利用，甚至或者主动献祭于权势，更增强了小说的悲剧力度。而这一切悲剧的来源莫不与王 秀林、陈福林这两个见风使舵、唤风唤雨、权欲熏心的男人有关。于是我们看到，从土改、合作化到公社 化运动，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几个男人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无所不能，那些女人却只有屡遭欺凌的 命运。在小说的叙述中，人与社会的关系被重构为人与人的关系。徐惟清在小说的“后记”曾提到鲁 迅“写小说，说到底，就是写人物”的观点，应该说其小说的成功与深受鲁迅创作理念的影响是分不开 的。 这种惟“写人物”马首是瞻的自觉意识，在取材于相似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土壤的另一部作品中表现得尤为 突出。徐晓思的《母亲望着我》（《钟山》2014年长篇小说B卷），在叙写里下河区域西杨庄六七十年代 的苦难史时，将审美重点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紧紧围绕着早年丧母的孤儿一奇在苦难中成长的不无传奇 的经历展开叙述，二是着力挖掘潜隐其间的人性与伦理内涵。正如作家本人所说：“我写作离不开里下 河。乡村社会的伦理，里下河的精神，是我的写作的起点和落脚点，是‘我的生命我的歌’，丰富多彩的 源和流。”这源和流便是爱与责任的人性坚守。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饥饿与病痛的折磨下死去的母亲留 给6岁的“我”最后的微笑，也留下了永恒的大爱。由此，形形色色的残酷无情的现实打击再也不能击 溃“我”的信心，并终于成长为一名全国优秀教师。这一曲在悲苦中艰难成长的生命之歌体现出作家面对 苦难进行审美重构时苦心孤诣的独到境界。 研究界早就关注到文风极盛的“里下河文学现象”，2014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更是里下河流派创作生命力的 一次猛烈暴发。夏涛长篇小说《烟花》（团结出版社2014）以里下河地区的泾水乡为典型环境，从文革中 后期写起，延伸至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生活变迁。苦难固然会来自贫困本身，但也常常来自不公平的现实 困境。小说如此描写主人公刘恩练送粮的一次行动：“刘恩练种了五亩小麦，五亩田小麦整整收了三吨位 水泥船的一船舱，算是丰收了。”两口子在一个凉爽的初夏之夜，撑船送往乡粮站。然而，粮站以上缴款 的名义将他们的卖粮款扣个精光，不仅引发了夫妻间的一场战争，而且成为长此后一系列血腥悲剧的导火 索。满心的喜悦与悲剧结局的对比之下，不禁让我们联想起一度出现在茅盾、叶圣陶笔下的“丰收成 灾”的典型故事。 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生活随着新世纪的脚步越走越远，作家对其进行重构的审美空间亦愈来愈丰富和开 放。陆涛声的长篇小说《刘炳和正传》（作家出版社2014.11），以80年代为背景，塑造了刘炳和这样一 个具有鲜明的“肉头”性格且不断处于变化中的典型形象。他从一个卑微谨慎、瞻前顾后的江南底层农 民，变为敢于冒险也乐于腐化的村中首富和支书。透过这一“正传”的叙述描写，体现出作家对于转型期 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杂糅的深刻思考，同时也极富针对性地反思了新的时代中“国民性”发生畸变 的新面相。 二、无边的生活挑战，无限的审美张力 对于小说家来说，生活永远是一场无边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在新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富有刺激性。很多人 已经深切地意识到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落后于生活和“低于生活”，更有人发出“生活比文学作品更富 有戏剧性”的感慨。在这种前提下，审美的翅膀如何奋起直追迅捷的现实生活，又怎样以审美的形式敢于 直击生活的隐秘肌体，越来越成为小说家们在无边的挑战之下实现无限的审美张力的自觉意识。这种追求 可以归结为两种方式，一是直面重大现实题材，二是进击幽暗隐秘领域。 直面重大题材，在题材本身上也许乏善可陈，它的更大价值在于发现怎样的新问题，提出怎样的具有重要 时代意义的新命题。张颂炫的《湮没》（作家出版社2013.9）作为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一方面将世 纪之交非国有垄断大型企业的艰难转型以及在这转型中面临的重重困难和矛盾，深刻独到地展现出来，另 一方面则以众生群相的鲜活生命形式承载了曾经的热情与理想。当非国有垄断大型企业不可避免地“溃 败”之后，那些不该被湮没的东西依然在感动着作家和读者。董新建长篇小说《悬崖边》（中国监察出版 社2014.4）塑造了一批当代检察官的群体形象，可谓最新的反腐小说。作者作为女检察官的身份，以及对 于善与恶、生与死之较量的深切体验，使小说叙述于惊心动魄之中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真切体悟 出“悬崖边”的警示意义。顾维萍的长篇《荡漾》则直面当代教育领域，首次独到地提出了学校、家庭、 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美即发现”，进击幽暗地带则意味着对于生活本身和对于人性话语的双重发现。周伟的《世纪末的黑 洞》（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便是一部勇于直击生活黑洞的长篇小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个混混与一 个政工干部在偷渡船上相遇相识。被边防巡逻队发现后，前者被抓回，后者成功逃脱。再后来发生了一系 列戏剧性的故事，许多年以后，混混成为黑车行老板，偷渡者摇身一变以成功商人的身份成功为归国。小 说直击偷渡、混黑道等黑洞式的生活状态，既使人眼花缭乱，也给人以警醒和启迪。 胡继风的《第十三生肖》(团结出版社2014.1)与薛友津《齿白唇红》（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7）两部长篇 小说不约而同地深入于艺人的生活世界，进行独到的审美创造。前者是第一部反映苏北大鼓艺人生活的作 品。所谓“第十三生肖”是大鼓艺人自我赋予的，是“属布谷鸟的，活一天就得叫唤一天，喷出来的都是 血珠子，哪天喷完哪天止！”小说围绕胡桂英一家三代的从建国之初至新世纪50余年的说书故事展开叙 述，传神地表现了他们爱书、学书、说书、敬书的神圣感和献身精神。另一方面，作为给人们讲故事的说 书者，他们自身在漫长岁月中所经历的人情世态与悲欢离合，也构成了另一部精彩的可被传唱的大鼓书。 后者则以人们较难近距离了解的梨园人的爱恨情仇与复杂的心理世界为审美对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李家 戏班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奋斗足迹。正如范小青为该书所撰写的“序”中所言，这“是一部 具有浓郁悲情的作品，但是悲剧没有让人沉沦，让人泯灭，在这里，每一朵生命之花都绽放出她的最瑰丽 的色彩，无论结局如何，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如戏人生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如果说上述两部长篇为“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作了精彩的注脚，那么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江苏 文艺出版社2014.8）则是对“人生如下棋，下棋之道即人生之道”的精彩演绎。此前，储福金出版的《黑 白》成为国内第一部反映围棋文化与棋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并迅速引起文坛的关注和热议。《黑白·白之 篇》延续《黑白》而来，但充分表现出挑战生活与自我的自觉意识，开辟出了新的艺术境界。按作者自己 的说法，新作较之前作以传统手法表现传统文化不同，它写的是当代生活，使用了更多的现代手法，人物 也不再以陶羊子一人贯穿到底，而是写了四代棋手，并分别从棋与文化、棋与生存、棋与情感、棋与金钱 来反映时代的变化，以及棋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通。如果说储福金的围棋小说创作亦犹如一场黑白对 弈，那么《黑白·白之篇》则是这场对弈的收官之作，而《黑白·白之篇》的结尾则是一幕精彩的收官 戏。在这场师祖陶羊子与徒孙侯小君的跨代对决中，后者执黑处处“寻衅”和求转换，前者执白则“以不 变应万变”，表现出清明凝定、坦然无碍的最高境界。甫一局终，陶羊子便在棋上“圆寂”，亦带走了他 所代表的精神体系。人道与棋道的暗合，使这一场富有象征意义的搏杀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作为国内第一部反映殡葬工生活的长篇小说，王树兴的《咏而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0）的确可称 为中国版的《入殓师》。其实，小说在构思与写作阶段一直取名《黑之美》，这一名字与象征主义大师波 德莱尔的《恶之花》异曲同工，正寓示着对于鲜为人知的社会幽暗领域之黑洞生活与黑洞心理世界的美的 发现。小说以殡仪馆馆长荀西宁为主人公，以人生终点站这样一个流转的大舞台为背景，交织进生命的脆 弱与顽强、爱情的背叛与温暖、伦理的坚守与毁灭等诸多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刻思考。向死而生历来是现代 主义文学基本的命题之一，该小说既提出了死者也应有尊严的社会问题，也揭示了人面对死亡时应有 的“咏而归”的姿态。其中对于生命的感悟和敬畏，对于人的终极关怀这一维度的恢复，既深入于人的存 在的哲学层面与形而上层面，又扎根于时代文化肌体的内在真实之中，毫无空洞之感，给人以无尽的灵魂 启悟。 死者固然也应有尊严，而生者的尊严又何尝不面临着形形色色的挑战。刘剑波的《消失》再一次让人体会 到对于生命的真切痛感。这是国内第一部描写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生活和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主人公患病 以后，逐步丧失记忆和理性意识，发生语言障碍和行为障碍，甚至并发了妄想病与人格变异。所谓“消 失”正是一个人的生命存在一步步走向消失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藉以连结的各种无形纽带 最终消失殆尽的过程。小说力图走进这样的病人的心理黑洞，刻画出他眼中的非逻辑世界，既表现出作家 的强大勇气和韧性，也证明了这是一次审美发现与美学表现的成功突围。尤为可贵的是，小说将记忆问题 上升为新世纪每个个体都要面对的时代命题，让人们看到自己是如何通过记忆确认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每个个体又是如何通过记忆确立他与这个世界的关联方式。由此进一步启示人们反观自身，病人失忆固然 可怕，而正常人如果丢失了自己岂非更为可悲。而这样的悲剧在现实世界中正在越来越多地上演着。通过 病人的病相揭示出生存的真相，赋予了《消失》以不可消失的美学价值。 这也启示我们不能不进一步思考当下世界中人的心理状态与精神危机问题。在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今天， 心理问题日益凸显。心理健康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心理疾病是21世纪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也 因此21世纪被称为是心理学的世纪。而如果文学创作在生活的这种无边挑战之下及时整改自身的审美方 式，与精神的真实世界相拥抱，那么这也就意味着21世纪是文学的世纪。刘晖《汗流满面》（凤凰出版社 2014.11）便是这样一部切入当代人的心理问题的作品。小说所取题材并不鲜见，中学女教师顾红云遇到 了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工作、婚姻与感情上的问题，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小说的叙述角度却别具匠心，一 切的症结与秘密，都是在心理咨询师对她进行咨询的过程中展开的。小说的名字出自《圣经·创世纪》之 中：“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作家正是在对于“糊口”问题之上的精神真相的挖掘以及对于自我的挖 掘中，为重构人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方式与沟通途径打开了一扇美学的窗口，表现出心理现实主义的超强力 度。 在精神危机之下，理性与疯癫、健康与疾病常常奇妙而深微地纠结在一起，甚至在米歇尔·福柯看来，理 性其实就是另一种疯癫。从这一意义上说，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作家出版社2014.6）以独到的 艺术视角和思想气魄，为新世纪的读者演绎出一种理性与疯癫相交织的精神状貌。故事一起笔就让人过目 难忘：“我的弟弟是一只老鼠。当然，这是他妄想出来的，对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来说，想象自己是一只 老鼠，应该不算太过分吧。”弟弟只能给家人带来麻烦，令家人蒙羞，且康复无望，家人商量之下让作为 叙事者的“我”把弟弟丢掉。虽然“我”对弟弟深恶痛绝，但丢掉之后却背负上了难以排解的罪恶感。良 心发现之后，“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找回弟弟。小说以丢掉——寻找为结构主线串起了世态百相，也纠 缠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复杂关系。范小青是一个对于生活的本质真相具有超强的审美敏感度的作家，小说中 发生在乡村、医院、救助站等诸多场景的几乎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都是一种艺术的象征，一个深刻 的隐喻，一次尖锐的揭示。正是在小说不无荒诞的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流程中，容纳进对于当下世界的运 行逻辑诸多洞若观火发人深省的反思。 三、大时代与小人物，成长史与人性史 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带来了两个不无悖反的结果，一个是社会组织形式的高度理性化、效益化与科技化， 另一个则是个体世界日益为外在世界所挤压，心灵世界为物质世界与社会体制所驱逐。人类强大的主体性 创造了日益发达的物质文明与制度文化，后者却反过来吞噬人的主体性。一边是滚滚的历史洪流，一边是 难以把握的个体命运；一边是越来越大的大时代，一边是越来越小的小人物。时代与人物之间的这种矛盾 及难以抗拒的嬗变趋势，日益消弭的主体性，越来越深刻地牵动着作家审美主体的目光。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以俭、蒙道文的长篇小说《大时代》（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取了一个引人遐思的名 字。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反映供销社四十余年兴衰变迁轨迹的长篇小说。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供销 社的兴盛和艰难、阵痛和转型莫不与大时代的风向息息相关。小说叙述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有意识地将供 销社置于时代与人的交接点上，通过主人公林家声的成长和蜕变过程，将乡土与官场，家庭与爱情交织在 一起，揭示出诸般矛盾的社会历史根源，也展现了个体命运升降沉浮的艰难。既透射着批判现实主义的思 想锋芒，也确立着以乐观奋进、自强不息为正能量的价值指向。因此，这部行业小说既是在题材上具有突 破意义的供销社变迁史，更为本质的则表现为一部农村青年的成长蜕变史。 有大时代，更有小人物。在传统的宏大叙事之下，大时代是主角，而在当代小说家的笔下，真正的主角只 有一个，那就是小人物。大时代无论怎样碾压小人物的肉体与灵魂，那也仅仅是背景，而且是随着时间而 流转或者消逝的背景，真正永恒而有力量的所在是小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价值。杨鹤高的《下放户 的女儿》（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便是有意识地将大时代与小人物之间的这种辩证法凸显 出来的长篇力作。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反映下放户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叙述了“文 革”中后期一些南京青年下放到苏北农村的故事。主人公雅丽自幼就确立了远大的理想抱负，但一朝之间 她成为下放户的女儿，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后，她不仅经历了梦想幻灭的打击，而 且遭遇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境和屈辱。让人更加荡气回肠、感怀不已的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主人公并没 有沉沦下去，而是坚持人格的尊严操守，保持着心灵的纯净和精神的高贵。这使得小说叙述于大时代与小 人物的纠葛之中，既体现为一段独特而完整的成长史，又透射着弘扬人性价值的人性史色彩。 大时代与小人物之间究其实质不应是纯粹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是像水与鱼一样可以分割的存在，其复 杂微妙的关系是难以用理性来裁夺的，在作家的文本世界之中需要借助某种审美的通道才能有效地演绎大 与小的辩证法，才能达到对于对象的完整展现。这表现在黄经实的长篇小说《歙砚传奇》中，便是以一方 歙砚的百年传奇为审美中介，串连起上官家族数代人百余年来忧民济世、兴办教育的故事主线，从而将民 族史与家族史、歙砚传奇与女性传奇奇妙地加以交织融合。百年来的风云变幻与重大事件，虽然在故事中 多有涉及，家运校史之动荡嬗替也莫不与国运兴衰直接相关，但小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拘泥于重 大题材与宏大主题，而是将外在的剧变内化于人物群像，尤其是严冬梅、戴云等主要人物身上，以突出他 们面对大时代或无奈或抗争或坚韧等待或顺势而为的个体命运感。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也蕴含了一部延展 百余年的人性嬗变史。 大时代作用于小人物身上，在最深刻的层面上往往表现为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因此，大时代的剧变或者 动荡发生之后，那些事件故事虽然从时间的维度上消失了，但它作用于人与人性的冲突所造成的刻骨铭心 的心灵创伤或者精神剧变，却化为血液永远流淌在小人物的身上。叶弥在长篇小说《风流图卷》（《收 获》2014年第3期）的“后记”中谈到创作体会时如此写道：“从城里到乡里，从苏北到苏南，耗了半 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现实的风流，不及书里的风流。别人书里的风流，不及自家书里的风 流。”她自谓是一个“没有现实生活的人，一切全在幻想中生存”。全在写作与审美中生存，所有这一切 的动因，归根到底还是“过去”二字。《风流图卷》所叙述的时代之大当然并不“风流”，一个是反右， 一个是“文革”。主人公孔燕妮一家在这一历史动荡中饱受欺凌与侮辱的命运遭际更是毫无风流可 言。“风流”云者，盖出于作家对于叙事伦理的独特追求及其执着于人性维度的审美理念。在大时代的咬 噬之下，一切不合时宜者都是被摧残的小人物。作家无意于从控诉社会和揭示伤痕的角度切入小说叙事， 而是将温婉与尖锐相交织的笔触聚焦于人物面对时代与命运的抗争方式，及其背后所体现出的深刻的人性 价值。在这里，青春期的情欲冲动反证着禁欲主义的荒唐，为爱殉情的悲壮之举寓示着“风流”的不 可“改造”，身体与人性的自我启蒙更预告了蒙昧时代与极权主义必将走向终结，一切反人性的凝固的东 西终将烟消云散，惟有“风流”长存，惟有“风流”为人间留下美丽的图卷。 四、都市、爱情及其他 在长篇都市小说这一体裁门类中，葛维屏的《好女孩，谁赐我？》（上海三联书店2014.11）、刘小备的 《总会遇见》（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5）、越兮的《未央》（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2）等都是2014年最新 的重要收获。《好女孩，谁赐我？》专注于挖掘大都市上海的当代青年男女的感情生活，透过现实生活的 众生相与隐秘时空，诠释出好女孩的本质真谛在于精神的完美与完善。小说的叙述语言尖锐而富有思辨色 彩，故事中对诸葛教授的辛辣讽刺显示出作者非凡的喜剧才华。《总会遇见》中的女主人公们在某种程度 上也能算得上这样的“好女孩”。以青春都市言情作家而引人关注的刘小备，在小说中以“三十岁，开始 失恋”的话题为引子，描写了三个独特的三十岁女人各自的复杂情感经历、思想波澜和自我的重新认知。 千喜岁苦等四年回国的男朋友却娶了别的女人，百里红遭遇了老公的移情别恋，杨灵一度为一场奋不顾身 的爱情而自我感动，但是却得不到渴望的回应。这一系列的变故与阵痛，并没有使她们放弃对于生活的重 新追求，更没有消沉或者堕落下去，而是渐渐懂得了独立、自由的可贵及其与爱情、人生的关系。告别了 懵女时期之后，也许会有一个新的“惊喜的自己”。 与此相反，《未央》的主人公也许只能算得上人们眼中的“坏女人”了。女神级的主人公呈知羽是一位淑 女型画家，出身高知家庭，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家教。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她陷入一场悲剧性的婚姻，接 着似乎不可避免地向“下流”、“乱伦”、“变态”坠落。小说敢于揭示“亲情友情爱情之外的第四种情 感”，“变态也是人生哲学”，不惮于探讨“人性荒芜时代的爱情与婚姻”真相，人狗相爱，人性与兽性 变迁。这些冲击人类的道德底线和充满荒诞感的人性挣扎，已经是当代都市人不得不正视的客观存在。 在历史小说领域，2014年也有不小的收获。如陈炜的《彪悍南北朝之铁血后三国》（现代出版社 2014.4）、浦玉生的《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2）、易辛的《关天培》（江苏文艺出 版社2014）、聂杭军的长篇小说《蓝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陈建波的《密谋》（作家出版社 2014.5）、高仲泰的《太平轮》（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7）等。另外，朱晓翔的《古顽大赢家》（中国华 侨出版社2014.5）、陶然反映“关工委”成员生活的《太阳雨》（江苏大学出版社2014.1）、严苏的乡土 小说《古槐》（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12）、周新天的通俗小说《伏虎》（连载于《芳草小说月刊》2014 年5、6、7期）、金曾豪的儿童生态文学创作《凤凰的山谷》（晨光出版社2014.4）等等，在思想性、艺 术性、可读性诸方面都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它们的审美生命力决定了将来必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