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第三段第一节介绍浦玉生医学文章 对中国近代中医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15-06-14 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微信号 TCMISS2014 功能介绍 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是您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最得力的助手，帮您快速完成从文 献、病案到论文、专著的转变。 ⊙作者：苏全有，周丹娅 时至近代，中国传统医学遭遇到西方医学强有力的挑战。在两者剧烈的碰撞中，传统中医通过自身的扬弃 和对外来医学成果的借鉴，完成了自身的近代化转型。笔者试图从历史学角度出发，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 对近年来学界在中国近代中医史领域的研究进行梳理，并提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推动我国近代 中医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一、宏观研究 1.通史类研究。通史类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有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傅维康《中国医学史》，朱建平 《中国医学史研究》，孔健民《中国医学史纲》，邓铁涛、程之范《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等。陈邦贤 是著名的近现代医学家，他的《中国医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医学通史专著，其“近代卷”的“中医篇”共 有8章，涉及中医临证医学的发展、中药学、方剂学的新成就、中医基础理论与医史文献研究、中西医汇 通之探索、中医药界的抗争与革新运动以及近代中医教育、近代中医药书刊的出版、近代中医药学术团体 的建立、近代中医人物等内容。论述精细，翔实完备。李任先、刘小赋《近代中医史述评（1840-1949 年）》一文，通过对近代医史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对近代中医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综述，认为近代是 中国医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中医界提出 “中西医汇通”及“中医科学化”的口号是近百年来中医学 发展的重大标志。 2.近代中医转型问题专题研究。中医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民国初年。“国医”一词在1929年被抗争的医 药团体纳入“正名”运动的一环,此后渐渐成为中医界认同的一个名词。皮国立《所谓“国医”的内 涵——略论中国医学之近代转型与再造》一文，从“国医”一词出现的背景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方面着 手讨论，试图找出针对国医改革这件事之正、反两方的言论来相互比较,重新思考西方冲击下中医本位的 价值走向。同时，文章提出了这个时期的国医运动是一次“成功的转型”，为中国医学留下未来发展的一 线生机。因此“国医”一词本身就牵涉到中医的改革，它促使我们去思考民国以后中医的发展，在科学与 西化的历程中，近代中医又是怎样转型的。张婷婷《近代社会思潮对中医的影响》一文指出，中国近代社 会思潮所形成的崇洋贬中、科学至上以及救亡图存的文化语境，是构成中医渐趋边缘化的根源，并在一定 程度上成为决定中医命运的关键性因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思潮成为民国初期“废止中 医”言论和措施出台的最直接思想源流。新文化运动时期，诸多知名人士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傅斯年 等，坚决反对中医支持西医，中西医之间形成一定的抗衡，其突出事件就是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此 案激起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慨与强烈反对，从而爆发了中医近代史上最大的抗争风潮。郝先中《废止中医 派的领袖——余云岫其人其事》一文指出，余氏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言论既有主观动机的驱使，也有思 想方法上的迷误。通过中医界的艰苦抗争，该案被废止，可以说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宝贵医药文化遗产，也 证明了中医自身价值的不可磨灭。1931年成立中央国医馆，中医从此开始了更多的思考，积极改革自身以 图振兴，并配合政府承担国家公共卫生义务，纳入国家医疗卫生体系。郝先中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医存废 之争》从西医东渐与晚清中国的社会认同入手，详细探讨了中医存废之争的现实背景、医界格局、文化背 景、思想源流，对中医存废之争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提出了中医不废的制约因素。张爱华、岳 少华《中医兴衰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从“废止中医”案到赤脚医生制度》一文认为，中医作为传 统文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涵，从“废止中医案”到赤脚医生制度，中医的兴衰与政治运动、“国 家”界限的确立密切相关，并指出在中西医两大阵营对峙、冲突与融合、调适过程中，中医自觉或不自觉 地走上了自我革新与科学化之路。这也是中医的近代转型与变革的重要体现。 3.近代中西医汇通专题研究。中西医汇通是在西学东渐及国内维新变法思潮下，由中医界明确提出的。周 明忻《我国近代中西医汇通史》一文，将我国近代中西医汇通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接受西方医学——汇通 启蒙阶段（1582-1805)；中西医互验对比——汇通创立阶段（1805-1892)；百家争鸣，众议纷陈——汇通 发展鼎盛阶段（1892-1949)同时指出近代出现的中西医汇通，不是偶然的、孤立的、静止的、简单的事 物，是中医在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医学的强烈挑战、对峙中产生的。张婷婷《近代社会变迁视野下的西 医传播与近代中医》一文指出，在“中体西用”思想藩篱下，传统人士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 于至精极微之境’的中西医汇通思想。实际上，当西医传入中国并被国人逐渐认可和接受时，中医的地位 受到了动摇，中医界因此提倡中西医汇通以求自保。郝先中《清代中医界对西洋医学的认知与回应》一文 指出，中医界人士对西医经历了从疑虑到认可、接纳，并试图通过“汇通”来寻求中国医学发展路径的心 路历程，走出了西医本土化、中医“科学化”的结合之路。中医名家谢观在其医史著作《中国医学源流 论》中特列一项“中西汇通”，并说“中西汇通，自为今后医家之大业”。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 性”问题》一文认为，19世纪以来中西医汇通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中医引进了先进的西医精华，诸多 的西医界人士对中医的一些医疗方法如本草、针灸、脉法等也颇感兴趣，并积极学习中国医药的原理与中 药的运用。皮国立在医学史研究领域颇有成就，其专著《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 汇通时代》跳出中西医论战非此即彼的窠臼，选取唐宗海为个案，细致探讨早期的中西医汇通，不仅对研 究近代中医史有所裨益，对时下的—些论争也颇具启示作用。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特别指出，中 医与西医是研究同一目标的两个不同学术体系，既要保持传统又要科学现代化，中医与西医可以互相学习 与汇通，从而共同为医学做出贡献。 4.近代中医防治疾病专题研究。中医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在防治疾病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也是中医能够 在西医强烈冲击下依然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余永燕《近代中医防治传染病重大创新之一——对“猩 红热”病的认识与防治》一文指出，面对“猩红热”我国中医界人士奋起迎战，从面对该病不知所措到逐 步认识到该病的本质，继而在医疗实践中创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法及预防措施，从而最终在近代疾 病防治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近代中医防治白喉病史略》一文，谈论中医防治白喉的方法与经验， 认为它是近代中医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为人类征服传染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日本学者户部健《北洋新政时期天津中医界的改革活动与地域社会》一文，谈到宣统年间天津发生鼠疫， 中医界人士积极医治、确定治疗方法并成立专门医院，取得了很好的医治效果。 二、微观研究 1.对近代中医学家的研究。目前对近代中医学家研究颇多，包括中医名家、中西医汇通家、法医学家以及 医学教育家等。该领域研究涉及到的区域有北京、天津、杭州、岭南、福建等地。吴中云《北京四大名医 与中医百年兴衰史》主要谈论了20世纪20年代闻名遐迩的北京四大名医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汪逢 春，指出这四位医家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对近百年来中医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徐江雁《辨 阴阳寒热、视天人相合——记北平国医学院创始人之一金书田》一文指出，金书田对《内经》《难经》有 深入的研究，继承了医学经典著作理论，并形成了其辨治温热的独特经验。他的重视时势、环境与发病的 关系，强调治病应分辨阴阳寒热的学术思想在当代临床中仍有指导意义。其《儒乃达儒，医是名医——记 京城名医关月波》一文，论及有“儒医”之称的清末民初著名中医学家关月波，指出其行医40余年，擅长 各科，尤精内、妇，诊疾断病，重视气血，一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传留下可观的医论医案。傅维 康《中国近代杰出的医学家——伍连德博士》一文，主要谈论了医学家伍连德积极研究中国医学史并进行 一系列医学活动状况，特别指出其《中国医史》在国际医史界的影响，迄今仍然被国外列为医史参考书。 日本学者户部健谈论天津中医学家丁国瑞，认为其精研中医“以医济人”、“以言济世”，得到了较高的 声誉，肯定了其对天津中医药界的积极改革。蒋文跃、鲁兆麟《被忽视的中西医汇通大家祝味菊》认为， 在中西医汇通史上，祝氏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对于指导临床思维和中医药的现代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作用。郑洪《近代岭南医家梁龙章》指出，近代广州中医梁龙章行医中外、创办善堂、救治疫症，并比较 中西医政，呼吁中国变法，是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医学家。肖诏玮、黄秋云《民国福建名医陈登铠的生平和 临床经验》一文，总结了民国福建名医陈登铠的生平、临床经验和用药特点，指出陈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 中医教育家和临床中医学家，在福建中医史上占有一定地位。陆翔、陆兵《我国近代医学教育家汪自新传 略》一文，论及我国近代杰出医学教育家汪自新精通中医、积极学习西医，整治疫病并创办医学校等，为 我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黄瑞亭《我国近代法医学人物志》一文，主要介绍了为我国近 代法医学做出突出贡献的伍廷芳、丁福保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近代法医学研究。在医学对外交流方 面，丁福保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在近代中曰医学交流方面，牛亚华、冯立异《丁福保与近代中日医 学交流》一文，详细介绍了丁福保1909年赴日考察近代医学和进行医学交流的情况，对丁氏翻译日文医学 著作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论述，并通过对丁氏医学译著种类、数量、质量和传播情况的分析，着重探讨了他 在引进近代西医学和日本学者用实验方法研究中医药的成果方面所起的作用。另外，尹倩的博士论文《民 国时期的医师群体研究(1912-1937)—以上海为中心》，论述了民国时期医师群体包括中医和西医在内的 医学家作为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中，并指出他们作为一个社会职业群体其专业化特征 愈来愈明显，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专业化程度最高的职群之一；作为知识阶层的一部分，他们所具备的横贯 中西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给予了其推动自身专业化的进程乃至影响社会的力量。 2.对近代中医学会的研究。近代各类中医学会、协会、公会、研究会等计100多个，最初成立时为了探讨 学术、加强交流，但民国时期在当局意图废除中医之时，联合一致，共同维护中医自身的地位与合法权 益。肖诏玮、黄秋云《民国福建名医陈登铠的生平和临床经验》一文，提及1902年6月1日成立的福州中医 公会。日本学者户部健《北洋新政时期天津中医界的改革活动与地域社会》—文，涉及中医界名医丁国瑞 于1905年创立天津医药研究会，并于1906年冬在天津城北门附近设立研究会总部的情况。牛亚华、冯立异 《丁福保与近代中日医学交流》一文指出，丁福保于1910年设立了中西医学研究会，有数百人入会，以研 究和交流中西医学、振兴我国医学为宗旨。江一平《重读民初〈常熟医学月刊〉创刊号发刊词》一文，提 及到赵仲简、吴英等人于1910年成立的常熟医学会。傅维康《中国近代杰出的医学家——伍连德博士》一 文，详细列举了中国近代杰出医学家伍连德创立中医学会的历程。1915年，伍连德与其他医学界人士在上 海创立了中华医学会；1929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总会；1936年中华医学会又附设了医史 委员会。1926年4月26日，上海中医人士张赞臣、杨志一、朱振声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医界春秋社，以 “结合国医同志，共策学术之进展，增进民族之健康；唤醒同仁，团结一致,抗御外来侵略”为宗旨张文 光、张洪芳《上海医界春秋社的成立及主要活动》一文指出，上海医界春秋社是我国近代中医史上著名的 中医学术团体之一，先后创办了中国医药书局、中国制药社和上海国医讲习所等附属机构，历时长达11 年，是中医近代史上持续时间较长、活动范围较广、有着重大社会影响的中医社团。 3.对近代中医学刊的研究。近代中医为沟通交流信息、谋求中医发展出路而办刊《中西医论争》《中医教 育》《中医疫病防治》等是讨论最多、最具特色的内容。近代中医期刊多由名医创办并主笔，刊载大量名 家医案，代表这一时期较高的学术水平，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史学价值和医学价值。据统计，近代中医 刊物截止到1949年10月共约400余种。张文光、张洪芳《上海医界春秋社的成立及主要活动》一文，详细 介绍了《医界春秋》这一近代著名中医学刊的情况。《医界春秋》由上海医界春秋社发行，创刊于1926年 5月，持续时间达11年之久，是近代中医史上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中医刊物，是当时中医界维护中 医合法地位的重要阵地。江一平《重读民初〈常熟医学会月刊〉创刊号“发刊词”》一文指出，常熟县中 医界在面临1922年国民政府推行消灭中医政策时奋起抗争，创办医刊，该刊呼吁中医界团结一致，革故创 新，尽瘁于我国的中医事业。王睿、姚远、姚树峰等《晚清〈利济学堂报〉的科技传播创造——兼论我国 高校专业科技期刊的起源》一文，对我国最早的高校专业科技期刊《利济学堂报》进行了详细介绍。《利 济学堂报》于1897年1月创刊于浙江温州，为综合性中医半月刊。该刊为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高校专业科 技期刊，也是我国最早、最具现代期刊特征的中医期刊之一，其独特办刊模式与机制在晚清中国期刊演化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楼绍来《近现代中医史上三位名人——王亦仁、王依仁、王一仁》一文提及，1921 年王一仁与戴达甫、秦佰末等人一起创办了《中医杂志》，1922年7月又创办了《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月 刊》。牛亚华、冯立异《丁福保与近代中日医学交流》一文提及，1910年丁福保创办了《中西医学报》， 以此加强中西医的交流。田静《〈杏林医学月报〉的内容及特色》一文详细指出，1929年创办的《杏林医 学月报》以研究我国医药之实用为宗旨，积极宣传国医文化，介绍了大量的医药学说和医药新知。其创刊 不仅反映出20世纪20-30年代中医界自强图新的发展状况，也为后人研究民国时期岭南地区中医史提供了 重要的文献资料。此外，邴守兰、段逸山、任宏丽等《近代中医期刊特点及研究意义》一文，还提及秦佰 末、时逸人、余佰陶先后创办的《中医世界》《复兴中医》《神州医药学报》等，均以“中医科学化” “中西医汇通”为主题组织讨论，以探讨中医学革新出路。 三、问题与不足 1.研究方法。史学研究方法很多，如比较法、实证法、计量法、分析法等。随着当今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 越紧密，跨学科研究越来越重要。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说：“很久以来，我们注视着这些相邻科学 的经验和研究，因为我们认识到，与它们取得联系或走它们的道路能使历史学耳目一新，在我们这方面， 也可能给它们提供一点东西。”跨学科研究可以促进各学科之间交流，使研究走向深化，从而取得更大的 学术成果。中医史研究除运用医学和史学知识外，还与社会学、政治学、生物学、身体学、心理学、教育 学等学科密不可分，需要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恰当的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真正将医学与其他有关学科结 合起来，以寻找新的研究点，取得新的学术成果。但从目前来看，这种学科间的联系或者合作还处于初级 阶段，还没有形成有机的联合。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 （1832-1985)》一书，可以说是将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紧密结合的典范，不仅分析了中西医地位的变 化，还反映出中外不同文化在医疗方面的不同理念和表现。倪赛男、浦玉生《中医心理疗法初探》一文， 将传统的中医学与心理学巧妙结合。此外，医学与哲学在逻辑上和历史上也有密切的联系，刘学礼《医学 哲学的历史发展》一文就体现了医学与哲学的跨学科领域研究。 2.研究内容。首要问题是研究状况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不平衡、研究时段不平衡及研究区域不 平衡。研究对象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对近代中西医汇通及中西医冲突的探究较多，而对中医对西医的影响 以及中医在近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面研究不足。在医学教育方面，大多数研究者以研究西方的医学教 育即早期的教会医学为主，而往往忽视对中医教育的研究，甚至将中医教育视为“巫医巫术”，导致了对 中医教育研究的不足。此外，中医在国外的发展状况与交流情况也应视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9世纪初 就出现了欧洲人对中医药体系的专业与学术研究，还有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对中医都有一定的研究， 学术界在研究国内中医药体系时也要适当注重国外的相关研究。研究时段不平衡主要体现在把清末民初作 为“焦点时刻”，特别是对“废止中医案”和“漏列中医案”研究颇多，而对此前此后的时间段关注不 够。研究区域不平衡则表现在集中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而对中、西部广大区域的中医发展水平 研究既不多也不深入，难以更好地反映出近代中医的整体发展状况。研究内容方面另一个问题是研究不够 深入，视角不够宏大，以至于出现了很多重复的学术成果。中医作为传统医学一直存在于我国，可以说在 此领域的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在对于中医的近代转型问题、中医防治疫病、中医科学化等的研究还 是不够深入，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医转型后又是如何发展的？对医学界又有什么影响？中医如何科学 化？中医是如何防治疾病的（特别是在不同的时期）？此外，完全可以从其他视角去研究。中医学校对中 医学理论、中医教育、课程结构及中西医关系等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但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寥寥无几。福建 曾成立专门中医学校，倡导学生学习中医课程也学习西医知识(卫生学、病理学、生理学、解剖学、传染 病学等）另外，中医自古以来就具有较好的美容作用，近年来中医美容也成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特别是 赵永耀《中医美容的萌发与发展》一文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此外，从近代中医药学发展历程的角度、近 代中医学校创办缘起的角度、中医对西医积极影响的角度、中西医如何共同对人类医疗与保健共同承担保 卫众生的使命角度等，均可不落窠臼，别开生面。值得一提的是陈瑜、许敬生《简论章太炎对中医文献学 之贡献》与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在转换研究视角方面具 有借鉴意义。 3.研究史料。史料对于史学研究至关重要，尽管在近代中医史研究领域史料相当丰富，但到目前为止，仍 缺乏细致入微的搜集与整理“除了卷帙浩繁的正史外，志书、笔记、家谱档案、报刊、日记，甚至小说、 戏曲、文物、遗迹等，无不透露着社会史的信息。”需要研究者苦心搜索，仔细研究。近代中医史研究 中，对相关档案、笔记以及著名中医的治病经验、所开药方等的搜集远远不够，对中医研究要注重对“当 地”史料的搜集。此外，进行实地考察、采访，挖掘口碑史料的工作，更是鲜有人做起。另外，中医药学 或者中医药业在国外特别是美国也有一定发展，需要研究者去搜集国外的中医资料。总之，研究者要仔细 挖掘各种中外文献及口述资料，从而获得观点上的突破和学术成就的创新。值得一提的是邱功的博士论文 《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初步研究》，可算首开中医对外交流史的系统研究，彰显了中医的独特魅力，对中 医史研究具有借鉴作用；其主题“中医古籍英译历史”，对国外中医方面的中译资料具有正本清源的作 用。 4.研究主体。近代中医史领域研究者多为医学家和史学家，但大多数史学家在研究中医史时,由于自身专 业知识缺乏，在涉及医学知识、医疗技术等专业问题时，研究不够深入，甚至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而 医学家在论述历史背景、发展阶段时则往往缺乏宏观视角和密切的逻辑推理联系。医学家和史学家之间就 不能很好地形成有效合力，阻碍了中医研究领域向更深层次的发展。为此，医学家和史学家应该互相学 习，共同探讨，以推动中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中医史的研究者既要懂医学知识与理论，又要有深厚的 历史文化素养；医学家要发挥自身医学知识的优势，又要注重史学家的引证注释；史学家则应拓宽视野， 积累医学知识与理论，以便于更好地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 总体看来，近代中医史的研究还有待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与推进，只要在上述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 史料、研究主体等各方面有所改进，近代中医史研究就一定会走向更高的水平。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源：《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卷第3期2012年8月，